海外学者看《西游记》

《西游记》是明代四大奇书之一,海外学者对它的研究相当热衷.从翻译上看,《西游记》译本遍及各国.在南朝鲜,金龙济1952年译成了《西游记》为最早;在越南,现只有瑞定1961年译的《西游记》一种;在日本,以西田维则(笔名口木山人)从1758年开始据《西游记真诠》译成的《通俗西游记》;在英国,最早是1913年李查(Timotny Rlchdrd)据《西游证道书》译成的《天国之旅》;在法国,     

论明人对《西游记》的认识

《西游记》作为神魔小说的代表 ,自诞生以来一直受到明人的关注。明人对《西游记》的认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从内容上看 ,明人以为《西游记》是一部修心的寓言 ,既包括儒家的“存心养性之学” ,也包括道家的“修心炼性之功”和佛家的“明心见性之旨”。从艺术上看 ,明人从《西游记》的奇幻中认识到了通俗小说的虚构性艺术特征和消遣性审美功能 ,从《西游记》与《水浒传》的比较中认识到了人物个性化塑造是通俗小说成功与否的关键。明人对《西游记》的认识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启发意义     

《西游记》与宋明理学

《西游记》问世后,明清士人议论颇多。或云劝学、谈禅,或云讲道。劝学者说是一部“定性书”,谈禅者说是一部“悟书”,讲道者说是一部“证道之书”。其实,这些意见并非截然相左。因为自唐以降,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儒、释、道三教日渐合流,“不独儒者混于佛,佛者亦混于儒”(陈澧《东塾记》卷四),“两宋诸儒,门庭径路半出于佛老”(全祖望《题真西山集》)。三教融合的结果产生了统治中国六七百年之久的宋明理学。因此,有人说《西游记》“阐三教一家之理,传性命双修之道”(刘一明《西游原旨序》),“是把理学演成魔传,又由魔传演成文章”(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总批》),并非全无道理。     

今本《西游记》定稿前的创作“冲刺”——论明代中末期民间秘密宗教对“西游故事”的利用和再创作

包括黄天教和罗教在内的明代中末期民间秘密宗教,对元一明（前期）全真教教徒历经劫难而在长时间内形成的宣扬全真教教义（包括其内丹学）教史的“西游故事”,不仅加以继承利用,而且在长达八十多年的时间内。对之进行了符合自己教义的再创作,使之成为传教的重要工具。在一定意义上,这八十多年的再创作,是《西游记》定稿前创作的最后“冲刺”。它在今本《西游记》中留下了一系列明显的“胎记”。“五四”以来,大陆《西游记》研究的主流两眼只盯着儒生,对全真教与《西游记》的关联就不予承认,更难注目于此,现在是到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     

“西游学”的兴起——未来学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内的运用

作者认为,《西游记》不仅是文学作品,也是一部形象化的人生教科书和未来学著作,它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科学史上的地位应当重新认识。应当引进未来学理论和方法,开拓文学艺术与理性思维、超前意识未来观结合的新途径,使“西游学”更富有时代性和科学性,推动人类科学事业的发展。作者还认为,90年代的“西游学”将在以下几方面有突破:1.《西游记》成书年代和作者生卒年代的研究;2.《西游记》主题和思想倾向的研究;3.关于《西游记》比较文学的研究;4.关于《西游记》理性思维和超前意识未来观的研究;5.关于《西游记》审美艺术的研究;6.关于《西游记》的社会科学价值的研究。《西游记》必将打破传统古典文学研究的小圈子,迈向多学科、多层次的未来学研究的时代。     

《西游记》文献的一次新集成——蔡铁鹰《西游记资料汇编》评介

对《西游记》资料的系统整理、汇编始于上世纪80年代,先后有朱一玄、刘毓忱编纂的《〈西游记〉资料汇编》(中州书画社)、刘荫柏编纂的《西游记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相继出版.两书资料翔实,功能齐备,立时成为《两游记》研究者的必备书目,其推助学林,嘉惠学人,功莫大焉.然而,鉴于其时《两游记》研究规模尚小,两书的印数都很有限,如今已经难觅踪迹.最近二三十年来,《西游记》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研究水平和学术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学者们对既有之资料集似不能有完全的满足,于是,编纂新的、更大规模的《西游记资料汇编》便成为水到渠成的事.     

论张大复《钓鱼船》对“刘全进瓜故事”的改造

张大复的《钓鱼船》作为一部传奇难称经典,然而在《西游记》戏曲与小说的互动中却颇具典型性。该剧在对传统西游故事——刘全进瓜的改造中,凸显了从民间化向文人化升华的过程。以此为个案,可以窥见《西游记》小说与戏曲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     

《二郎宝卷》与小说《西游记》关系考

《二郎宝卷》因其卷末有“大明嘉靖三十四年壬戌刊”的字眼 ,一般被认为是嘉靖年间的宝卷 ,但根据宝卷所载的一些内容 ,如吕祖归圆等祖师的事迹以及《伏魔》《泰山》《十王》等宝卷 ,可以判断它是万历四十五年之后的一部宝卷 ,有可能出现于崇祯元年。理由一 ,宝卷所记之归圆主要活动于万历年间 ;理由二 ,《伏魔宝卷》产生于万历四十五年 ;理由三 ,宝卷提到戊辰年 ,万历四十五年之后的戊辰年 ,应是崇祯元年。尽管《二郎宝卷》晚于万历二十年出版的百回本《西游记》 ,但并非是小说《西游记》影响的产物。在南方刊行一系列小说《西游记》前后 ,北方的民间宗教中普遍流传着西游故事 ,这些故事不论在故事形态上 ,还是宗教譬喻上 ,与小说都有很大的区别 ,有些还留有明初《西游记平话》的痕迹。民间宗教家们基本上是农民 ,知识有限 ,他们接受宗教思想基本上是口耳相传 ,不可能成为小说的直接读者。这说明在北方可能流传着以唐僧取经为底本之讲唱文学。这种讲唱文学可能与百回本《西游记》都是明初之《西游记平话》的后代 ,其最终形态的差异 ,应该是传播过程中 ,被不同接受群落改写加工的结果。     

孙悟空别称之宗教性内涵初探

《西游记》中孙悟空有两个宗教意味的别称"心猿"、"金公","心猿"由纯粹的宗教术语转化为文学的一种象征,经历了诗歌、戏剧、小说等阶段;"金公"成为《西游记》的象征,是受了道教内丹思想的影响,表现在:一、道教三五为一的观念;二、干支配合五行的观念。《西游记》以"心猿"、"金公"指代悟空是通过小说文本文字反复说明的。两个别称分别具有不同的内涵,统一于一个人物形象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矛盾的原因是作者并不清楚术语概念的内涵;更主要的是受到小说《西游记》之文学性的限制。这使得后世评点者在解读《西游》时,不能有效地将象征喻意整合在一起。也证明了《西游记》故事是在流传中完善起来的,可能中间受到全真教思想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并没有改变《西游记》通俗小说的性质,使之蜕化为宗教的"辅教之书"。     

道教和《封神演义》

一般认为《封神演义》的文学价值低于《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但在我国过去的旧时代里却也是妇孺皆知的。鲁迅对它的评价是:“似志在于演史,而侈谈神怪,什九虚造,实不过假商、周之争,自写幻想,较《水浒》固失之架空,方西游又逊其雄肆,故迄今未有以鼎足视之者也”(《中国小说史略》,第176—177页)。新中国成立后,对《封神演义》的评价,可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     

《西游记》中阿傩的冤案

《西游记》九十八回有一个阿傩向唐僧师徒索要"人事"的情节,这被许多人认为是作者表现阿傩索贿并进而讽刺佛教的重要证据。但从《西游记》的抑道扬佛倾向、从该情节所体现出的佛教教理教义、从作品的艺术构思与主题表现等方面来看析,作品中这个索要"人事"的情节,并非是对佛教的讽刺,而是作品整个佛教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着深刻的佛教文化内涵。     

三晋钹铙打造了孙悟空--关于《西游记》的早期形态兼答曹炳建、杨俊先生

队戏《唐僧西天取经》是《西游记》演变过程中失落已久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一环节表明了《西游记》的取经故事在宋元时期曾经依赖于三晋地区的戏剧形式而迅速生长增殖。它的重新发现,启示我们还有更早的原生取经故事,也使我们注意到杂剧《西游记》对佛教的孙悟空取经猴与道教的闹天宫的齐天大圣猴的文化整合,使得我们可以重新厘定《西游记》成书过程的各个环节。     

《西游》作者:扑朔迷离道士影

古传<西游记>是全真教龙门派开创者丘处机所撰."五四"后,鲁迅、胡适等新进学者推定吴承恩是唯一作者,完全否定<西游记>与龙门派的关系.从元初关中陇山道教文化区有关史料分析,<西>直接祖本<西(平话)>,系丘祖高徒史志经弟子作.应将其与吴并列为<西>之作者.     

论第三代诗歌的道家精神

第三代诗人虽然不曾对道家文化作过专门的研究,也不曾树起＂复兴道家＂的旗帜,但道家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却是潜隐而又深刻的,他们对道家的价值观也表现出了明显的接受与认同,这突出地表现在对本真的执着、对虚静的沉溺和对精神家园的追求。     

马可波罗及《游记》在中国早期的传播

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第一次较全面地向西方介绍了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从鸦片战争前夕传教士最早提及马可波罗及《游记》之事,到1913年第一个《游记》中文译本的出现,期间经历了约近七八十年的历程。从传教士最初简单的介绍,至国人的初步反应,进而至日本教科书大规模的引入,报刊传媒的宣传,在这一过程中,随着读者层面与社会影响的扩大,其人其事愈来愈广为人知,从而成为传媒中的一种公共知识。马可波罗及《游记》在中国接受及其逐渐扩展的途径与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西文化交流的样貌。它既反映出其在中国早期的反响,也为此后的研究作了必要的铺垫。这对于研究近代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有某种启示意义。     

启征西河与夏代西河地望

古本《竹书纪年》有"启征西河"和"胤甲居西河"之记载。启征西河即文献所载启诛武观。"五观"即"五子"亦即"武观",并非启之五子或季子,而是参与反叛夏朝的异姓诸侯。启征西河应是夏代初年夷、夏激烈民族斗争历史背景下,夏族与传说中的虞舜的后裔的国族观国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根据有关文献和考古学资料判断,胤甲所居西河极有可能即在古观国,今河南濮阳清丰一带。夏代西河得名盖缘于该地位于古《汉志》河以西。     

楚竹书《恒先》简说

《恒先》篇的诞生以及“恒先”这一范畴的形成,是对先秦关于道体学说的高度概括和创造性综合,标志 着道家哲学的新发展。其所提出的“自生自作”的宇宙理论,可以与《列子》、《庄子》的“自生自化”说互相发明,表明 战国时期的气化论思想已经相当成熟。     

近代来华法国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学中他界书写的译介——以戴遂良、禄是遒等为例

近代来华法国耶稣会士在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时,对中国文学中的他界书写也有所涉及。其原因包括出于传教目的而了解中国文化;站在天主教的立场上批评中国的迷信观念;客观的学术研究等。主要的译介者包括戴遂良、禄是遒等,译介的他界书写主要出现在一些受佛道观念影响的文学作品中。译介意义一是对汉学研究的贡献;二是作为跨文化宗教思想的传递,有助于西方读者更全面地了解真实的中国。     

唐代女性道教情怀的成因

唐代女性的诗歌或隐或显地流露出她们的道教情怀，作者从唐代崇道氛围的濡染、生命本真的向往、生存空间的拓展、生命翻腾的调和等四个方面分析了这种情怀产生的原因。     

百年《西游记》作者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西游记》作者研究大体经历了无作者，推衍作者为丘处机、吴承恩；否定邱处机，考订作者为吴承恩；否定吴承恩，寻觅新作者的探索历程。新的探寻沿着3个方向展开：由作序者、校者“华阳洞天主人”寻找作者；将目光移向“王府”、“八公之徒”；认定此书必为道士——丘处机之门徒所作。在不断否定中推进，思路愈开阔，偶有新资料发现，然距确定作者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