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互助化证券交易所监管改革

近20年来全球证券交易所经历了大规模的非互助化进程,非互助化导致交易所由互助制、会员制、非营利性转变为非互助性、股东制、营利性,其直接后果是交易所与利益方冲突加剧,独立性增强,竞争加剧,并购增加;其间接后果是交易所自律监管职能被削弱,金融监管难度加大.在中国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背景下,从有利于防范风险和市场公平稳定的角度来说,中国证券交易所在短期内不适合进行非互助化改革.     

国际证券交易所非互助化的进程、成效及其借鉴意义

传统上各国证券交易所在组织结构上都具有互助性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出现了交易所非互助化的趋势,公司化、营利性、非公共化已成为国际交易所的主要特征。非互助化缘于越来越严峻的竞争压力、科技进步、股份公司融资上的优势、提高市场效率的需要等。非互助化后的交易所取得了良好的经营成效。国际交易所非互助化的经验对我国沪深交易所改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证监会与证券交易所监管权配置实证分析

证券监管权在证监会与证券交易所之间的划分是证券监管权配置的核心问题,关系到证券监管体制能否高效运作.通过梳理我国相关法律、证监会的规章和证券交易所的规范性文件,运用数据分析现有权限配置运行的效率,发现问题,可以找到我国证监会与证券交易所之间权限配置的应然界限.     

证监会与证券业协会监管权配置研究

政府职能的定位和自律组织地位是影响我国证监会与证券业协会权力配置的根本原因.修改后的<证券法>虽然进一步明确了证券业协会在自律监管中的主导作用,但是在实践层面依然存在独立性不强,自律监管权狭窄的情况.为了实现二者监管职能的互补和高效行使,证券业协会应重点在纠纷解决机制、信息收集、市场创新和场外市场监管方面有所突破.     

政府监管权的法律定位

政府监管权作为一种直接限制市场主体的权利或增加其义务的公权力,区别于宏观调控权和资产管理权,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重构的产物。监管制度在典型国家的确立及发展给我们的制度启示是:监管制度以市场机制及其自身的问题存在为前提,只针对特定的问题、在一定的条件下产生并发挥绩效;监管权的赋予以及监管机构的设立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并采行“一事一议”,即一部立法确立一个特定的监管制度、赋予一个特定机构以监管权。监管制度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法律不完备性”理论的合理内核,从行政机关理性化的角度而言,其作出正确管制决策的机会比立法与司法机关更多。     

论法律监督权与经济公诉权

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立法权、行政权、警察权、监察权、监管权、检察权、公诉权、司法权等,是一系列既相互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权力体系.其中,法律监督权与经济监管权、司法警察权、行政监察权、经济公诉权之间存在着许多权力交叉和矛盾.文章试图在对世界各主要国家相关权力配置情况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找出法律监督权与经济监管权、司法警察权和经济公诉权分配的一般规律.并据此提出我国法律监督权、经济监管权、司法警察权和经济公诉权合理配置的方案.     

受刑人婚姻权的法律保护

由于受刑人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或剥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受刑人享有婚姻自由权,使得我国受刑人的婚姻权处于事实上被剥夺的地步。受刑人婚姻权有行使的条件性、客观差别性、关联性、权利义务的两重非对等性等特点。应当以明确的立法保护受刑人的合法婚姻权。     

试论社会保障权的法律救济

社会保障权在现代社会日渐受到重视,有权利就有救济,社会保障权也不例外。同时社会保障权的法律性质决定了我们需要为其设置相应的救济制度,实际情况是我国目前的司法救济机制无法能给人们的社会保障权提供切实的保障作用,所以我们才有必要对其进行研讨,根据我国的国情以及司法实践的情况,我们可以从社会保障司法体制、特殊程序、司法救助、举证责任分配和公益诉讼等方面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司法救济制度。     

行政监管职权配置研究

行政监管职权配置既是行政监管机构的功能定位,也是行政监管体制改革研究的首要前提。行政监管职权配置不是简单地扩展行政监管职权,而是要从整体上协调各项监管权的运行,提高行政监管的执法效能,确保公共权力依法公正有效行使。     

环境规制权与食品安全监管的关联度

从食品安全链的角度出发,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有很多种,其中环境因素是一个重要因素。无论是是从经济学、管理学视角,还是从心理学、政治学视角,环境规制权介入食品安全都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国际社会已越来越重视环境因素在食品安全中的价值和地位,制定了大量的环境规制措施,在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中增加环保部门的分量。相比之下,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中环境规制相对薄弱,食品安全缺少环境标准,食品安全执法缺少环境执法,应加强我国食品标准化立法,完善食品安全全程环境监控,强化环保部门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责任。     

运动员形象权法律问题研究

运动员,尤其是知名运动员形象权的商业利用是体育无形财产开发的重要部分。本文从形象权概念出发,探讨了与运动员形象权有关的概念、特征、内容、保护现状、存在的弊端及提出的法律建议。     

论企业成长过程中的剩余权配置问题

剩余权如何配置是现代企业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最有效率的剩余权配置方式是随着企业的成长而动态变化的 ,企业在不同的成长阶段对应着不同的最优剩余权配置方式。这种变化是企业中人力资本不断分离、并向更高层次演进的结果。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剩余权最优配置探寻与国有企业改革

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企业合约不可能是完全的,因此,将无法完全的部分称之为剩余,而与剩余有关的一些权力,称之为剩余权。假定剩余权分为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是针对不确定性产生的利润而言的,而剩余控制权是企业的一些生死攸关的决策,并将这两种权力统称为剩余权。既然剩余权力面临着配置问题,那么在理论上可能存在最优。我们通过对一元产权企业、二元产权结构企业与多元产权结构企业的分析得出企业剩余权的配置可能存在最优解,即当所有要素对应的剩余权力变化至要素的剩余权边际贡献相等时,企业的剩余权配置达到最优,而要素剩余权力边际贡献的改变则要依赖于要素的相对重要性,从而形成了由要素相对重要性为起点的均衡剩余权配置的关系,而由此得出的结论对国有企业改革可能会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意义。     

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保护

互联网网站和报刊都不享有转载、摘编对方已发表作品的权利,网站之间也不能互相转载、摘编作品,否则均构成侵权。网络链接虽然不是直接将作品放置在网上进行传播,但该行为毕竟帮助了作品在网上的传播,因此有可能面临侵权指控,但一般情况下不应由设链者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只为信息网络传播权人创设了发出侵权通知的权利,未来立法还应对反通知和指定接收侵权通知的代理人问题作出具体规定。     

妇女平等就业权的法律保护

妇女平等就业权利 ,是男女平等、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时至今日 ,我国仍存在男女就业不平等现象 ,有些用人单位侵害了妇女就业权利 ,践踏了法律。本文主要通过对当今现实社会中妇女平等就业权被侵害的现象加以剖析 ,指出这种社会现象的危害性及产生的原因 ,并对妇女平等就业权被侵害问题的解决方法、途径等进行了探讨     

配偶权法律性质新论

配偶权分为人身性配偶权和经济性配偶权.它们在内涵上均指向婚姻的共同生活,在外延上则指向与婚姻共同生活相关的一切权利义务.平等合伙型夫妻关系既是配偶权的产生的基础,也是理解配偶权法律性质的前提.从法律结构来看,人身性配偶权对内指向类似自然之债的关系.配偶双方的意愿在人身性配偶权中具有绝对地位,并决定人身性配偶权在对外关系中是否具有绝对性.经济性配偶权对内指向请求权关系,但在对外关系中却具有绝对性.     

非犯罪化的概念界定

国内外关于非犯罪化的概念有不同的表述。立足于我国的刑事法制度,非犯罪化是指立法机关或者司法机关通过立法或者司法活动,将一直以来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不作为犯罪规定或者处理的制度或过程。非犯罪化可分为法律上的非犯罪化和事实上的非犯罪化。法律上的非犯罪化又分为合法化、行政违法化、民事违法化和国家态度中立四种情况;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又可分为追诉上的非犯罪化和审判上的非犯罪化。非犯罪化是与非刑罚化、非刑事化有所区别的概念。     

社会保险权法律救济刍论

社会保险法律关系具有复合性、不对称性、强制性以及公益性等区别于一般民事和行政法律关系的特点,加之现行民事(劳动)争议及行政争议处理机制本身的诸多弊端,使劳动者社会保险权的法律救济在程序的选择、启动以及司法处理等方面存在不少困难,社会保险权的实现陷入了较为尴尬的境地。笔者认为,借鉴国外专门化的社会保障争议解决机制,构建以"行政裁决—诉讼解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争议解决之独立程序,有利于实现社会保险权直接、及时且有效的救济目标。     

论金融科技监管权的本质及展开

我国理论界多将金融科技监管权视为一种斟酌市场因素的行政权,忽视了金融科技监管权的多元特性。我国深受德国等大陆法系行政立法的影响,强调对金融机构行为合法性的监管,但其并不适应于金融科技监管之需求。金融科技监管权缺乏合适的理论支撑,导致实务中陷入“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英美立法认为金融科技监管权脱胎于市场自律规则,主张以“金融风险”作为监管客体,这就形成了金融科技监管权与传统行政权的本质区分,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不再是“命令与服从”的管制关系。相应地,金融科技监管权是以“风险监管”为双方共同目标的特别行政权。基于此,在借鉴先进立法经验基础上,我国应当在既有监管规则框架内引入原则监管理念,形成“规则+原则”的二元风险监管机制,确保我国金融科技监管权“收放自如”,实现法律规范与市场发展之间的平衡与促进。     

监管的法律路径选择及其关系演进探析

监管的法律路径选择是建立在与私人诉讼、计划经济等公共强制模式比较优势基础上的。法治是有限有效监管目标的制度路径。监管要协调的是生产厂商与消费者、市场主体之间、个体与社会的利益平衡。通过监管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监管者运用法治下的监管关系演进达到监管的效率效益及社会公益之目的。在这样的功能需求下,以合作博弈为特征的两个角度的监管关系的构建非常值得关注:一是监管机构与受监管企业的博弈关系,二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博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