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休"人事与灾异""二类"说论略

"人事与灾异"之"二类"说,是何休通过对<春秋>的归纳和阐发而提出的一种天人学说.这一学说从思想渊源和内涵而言,继承和发展了先儒特别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家言灾异而重人事的思想;从表述形式而言,则是受到了东汉社会普遍援引谶纬以说灾异的时代风气的影响,从而具有浓厚的谶纬色彩;从精神实质而言,则是为了阐明人的行为与历史现实之向的因果关系,同时借助于天的意志对人类历史与现实政治作出批判,以期建立一种和谐的政治历史秩序.     

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尚书》灾异观略论

《尚书》作为中国早期主流思想的代表之一,其反映的灾异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却历来无人综述讨论。本文通过分析《尚书》描写的灾异现象并其反映的灾异思想,从三个方面分析略论其灾异观:一是对"灾异"的定义可归结为一切存在偏于"中道"常态界定时所反映的现象。二是"灾异"的形成可归结为民、君、天三个关系的相互制约,体现早期朴素的天人感应思想。三是"灾异"的消除方法可归纳为祭鬼祀神与德政顺天前后两个步骤。     

清流派与中法战争

19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晚清历史舞台上活跃着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政治派别——清流派,其成员多为中青年新进御史、翰林,属于统治集团中虽有学识但不当权的官僚群体.他们不畏权贵,关心政事,以“敢于弹劾大臣为贵”,“上自朝政之阙,下及官方之邪,微及闾阎之困,无不朝闻事目,夕达封章”,逐渐成为晚清政局中风云一时的政治力量.因宗主和地域不同,清流派有北、南之分,又由于时间上略有先后,北、南清流也分别被称为前、后清流.“北清流”(“前清流”)以李鸿藻为宗主,主要成员有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黄体芳、宝廷、邓承修、呈大澂、何金寿等;“南清流”(后清流”)以翁同和、潘祖荫为奥援,主要成员有文廷式、盛昱、王仁堪、张謇、黄绍基等.1884年中法战争之前,以“北清流”势力为盛,异常活跃,“南清流”也初露端倪,时有建言.     

论董仲舒的灾异思想

灾异说是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旨是劝谏君主改过向善,维护专制统治.灾异说在貌似荒诞的外衣下,包裹着积极而强烈的社会批判功能,是专制制度下儒生参政、议政的重要思想武器.因其与圣化君主的"君权神授"孪生连体,从而在西汉后期获得了相当快的发展与传播.     

《三国演义》的天命观

《三国演义》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全书立意在于叙史存义,但在情节铺排中,却搀杂着许多有关天命星象、卦兆灾异等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仅是《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而且相当全面地反映了《三国演义》的天命观。 《三国演义》的天命观及书中有关天文星象、卦兆灾异等的描写,主要是受了中国古代“天人感应”神秘学说的影响。西汉经学家董仲舒是“天人感应”学说的始创者。他认为“天”是“百神之大君”,是“万物之祖”;认为“理”,即“天理”或“天道”,是宇宙的本体,是万物的本原(董仲舒《遗书》)。是最高范畴。他将“天道”与人事相比附,认为天人相应。认为天能干预人事,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是天表示对人的谴责和嘉奖的兆示。他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天心”是“仁爱人君”的,“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异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董仲舒《对贤良策一》)同时,董仲舒又认为人君的政治措施和行为,人们的某些宗教仪式等也能感动上天,促使上天改变天意对人事的安排。他的这种“天人感应”学说,是以儒家学说为主,吸收了法家及先秦各家学派的思想而建立起来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其本质和目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君权神授”     

汉代灾异观略论

灾异观是汉代政治学说的重要内容,在汉代政治实践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阴阳术士们的穿凿附会,灾异又成为荒诞不经的权谋于利之具,以致模糊了人们对灾异进行审视的视线.探究灾异的实质、功能及意义,对于认识汉代的政治哲学及政治史,无疑是有意义的.     

略析百济时代的灾异及其应对

百济灾异涵盖天文、地质、气象、水文等多种类型，灾异呈现出地域广泛性、类型多样性、持续性和群发性等特点，灾异对百济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百济统治者对灾异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上的应对措施。百济的灾异观除了深受中国的“天人感应说”“阴阳五行论”影响之外，还受到来自北方系统的原始信仰或百济固有的土著信仰的影响，呈现出一套独具百济特色的完整系统的灾异观。     

汉代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演变

汉代“天人”问题集中体现在灾异思想之中,两汉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不断演变：西汉前期,“天人”中“人”的内容为君主,中后期,“人”的内容先扩增“臣”,后加入“民”,至东汉,“人”的内容———君、臣、民三者所占比重出现变化,“臣”与“民”所占比重加大。汉代天人思想本服务于神化君主,故前期“人”的内容为君主。然随着灾异频发,君主无法承担上天过多降谴,臣子也须分担灾异之咎。随后,“民”加入“人”的内容,对汉代政治思想产生重大影响,这意味着不仅“天”决定君主是否命世者,“民”也成为决定君主是否得到承认的重要因素。     

论董仲舒生态神学思想

从宗教神学的宇宙观高度,董仲舒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给予了终极关怀.他认为"天"是百神之君,是造物主.祥瑞和灾异是"天"赏善罚恶的生态神学表现.作为"天"在人间的代理者--天子的责任和使命是谨承天命,爱护百姓,关爱自然,与其他生物平等、和谐相处.故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是一种朴素的生态神学思想.     

灾异思想影响下的政府应对：以“丁戊奇荒”为例

灾异思想在晚清社会依然发挥着影响。在严重的“丁戊奇荒”期间,灾异思想被激发出来,并且在影响着整个社会。清政府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祈雨活动,诰诫大臣敬畏天戒,认真修省;下诏罪己,将灾异发生的责任归咎到政府治理不善,同时诏求直言,希望大臣上书揭露政治弊端。这些都表明,灾异思想对于儆戒君主改善政治、揭露社会弊端具有一定作用。     

晚清理学特征刍议

"重义轻利"是二千多年来的义利之辩的共同偏向,这一偏向导致义与利的过分对立而无法调和.贬抑个人私利,注重对精神生活、道德情操的追求、鄙薄物质享受成为儒家至高无上的道德追求,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与宗法血缘关系的社会维系方式是该道德关系权重的价值合理性基础.但晚清嘉道之后,中国社会遭逢重大变局,儒家"重义轻利"道德观的价值合理性基础遭到动摇,"义理经济"思想应时而生.以曾国藩为首的理学士人一手高张程朱理学的旗帜,一手又打出"经世致用"的旗号,用"义理经济"合一思想对走向衰落的儒学进行调整,使晚清理学在近代社会变革潮流冲击下既保持了儒学的正统性,又增强了应变性.     

王安石“天变不足畏”新论

本文认为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没有否定天人感应理论 ,相反 ,王安石试图利用董仲舒以来的传统灾异观保护自己 ,以反击反对派用自然灾害为口实对新法发起的进攻。而在哲学层面 ,王安石的灾异思想与反对派并无根本分歧 ,王安石与其政敌的争论是传统灾害理论内部的争论 ,在本质上是另一形式的政治斗争。司马光将其解释为“天地与人 ,了不相关” ,其实是一种曲解。     

晚清清流派的清议观探论

晚清清流派的清议观探论陈勇勤清流派，又称“清流党”，指１９世纪７０、８０年代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出现的一个政治派别。其成员①主要在翰詹科道等中央政府机构供职，他们曾以掀起光绪初年的清议浪潮而名著一时。清议思想支配着清议活动。另一方面，清议思想又由其核心─...     

晚清社会风尚及其变化

晚清社会风尚发生了从"淳厚"到"浇漓"、从"扬"到"洋"再到"新"的变迁.究其原因,一方面它是历代中晚期因商品经济发展、人们僭礼逾制现象的继续;另一方面则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晚清社会风尚的变化新旧杂陈,带有明显的阶段性和不平衡性,凸显出地域差异和社会群体差异.晚清社会风尚的变化只是近代社会风尚变化的一个起点,它没有因改朝换代的结束而结束,而是随民国以后社会风尚的变迁而继续发展,在它的影响下,社会风貌不断趋新.     

晚清“词语-注释”:汉语欧化与知识建构

晚清"新名词"以何种方式被汉语接受成为晚清言说的重要事件.通过分析"词语-注释"的三种类型--词典、栏目集注和单篇夹注,不难发现,"词语-注释"的汉语造型.从现代汉语生长的角度看,一方面完成了"新名词"被汉语接受的艰难任务,另一方面也实践着汉语欧化的不懈努力;从知识谱系的角度看,"词语-注释"的汉语造型也是晚清知识建构的方式和内容.     

“贤母良妻主义”与晚清文化转型

"贤母良妻"源自儒家经典,却是日本明治时期的发明,在晚清又输入中国,成为文化转型时期的新名词。它保留了儒学经典中对于女性贞顺、慈淑、谦卑等品行的规定,却又增加了近代国家主义的意涵,成为晚清"兴女学"的基本依据,曾极大促进了中国女子教育合法化,同时也被革命派视为旧伦理而不断遭到质疑。贤母良妻主义对于晚清社会和文化现代转型的意义,就在这种矛盾张力中实现。     

论甲午战争后晚清政局的变化

自1840年中国被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大门以后,清王朝就进入一个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至1912年这个王朝结束,晚清社会都是在动荡中渡过,动荡的社会伴随着动荡的朝局一同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1894年的甲午战争对晚清的社会和政治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战后清流势力的重新崛起、帝后分歧突出、淮系失势、新兴势力出现等变化,给晚清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也谈晚清和“五四”

十多年来,"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语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常见常闻的关键句之一.但这是一种诱导性提问,意在强调晚清作为文学阶段的重要性,而质疑"五四"的开创性意义.五四时期出现了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有理由命名为"新"的文学,而如今问责"五四"者往往混淆了文学史和文学史叙述,将窄化了的文学史叙述作为批评"五四"的依据,透露出其对"五四"的反思也肇于逆向观照的运思逻辑.     

严复"天演"进化论对近代西学的选择与汇释

严复的"天演"进化论曾在晚清思想界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其最具价值的创造应该是对近代西方学说的选择与汇释.严复选择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为了建立"天演"进化论的科学基础,选择斯宾塞、赫胥黎社会学说的重要目的就是认同生物进化论在人类社会的意义,为"天演"进化论的核心观点提供基本内容,以迎合当时救亡图存和启蒙社会的需要.严复对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三家学说的汇释成为了晚清社会启蒙思潮的理论界石.     

从被动到"被动中的主动":晚清开埠制度的变迁

晚清开埠推动力量最初来自于外国,外力是促动中国城市因开埠而开放的关键因素.虽然中国方面不情愿,但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的示范与扩散效应逐步得到体现,反过来又推进着制度的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开埠制度出现了以"自开"和"约开中的自开"为标志的关键性转变,但中国自开口岸在一定意义上又是"被迫自开".晚清开埠制度的变迁过程,折射了国人发展观的演进.在"约开"商埠,因被迫开放而被动发展,在"自开"商埠,则体现了相当的自主发展意愿.通过对晚清开埠制度的总体考察,不难说明,止损和防御的动机与信念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促进制度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