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小说"中的"根"隐喻与侠文化

传统侠文化以"潜文本"的方式"隐潜"在"寻根小说"的部分文本中、侠的精神气质积淀在部分"寻根小说"作家的精神气度中.20世纪80年代部分"寻根小说"在小说叙事模式与人物模式上与侠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显示了创作主体在集体无意识中对侠文化的体认和传承.这在"寻根小说"的代表作,如<棋王>和<神鞭>中,分别表现为主人公所具备的"侠"精神及叙事上所采用的武侠模式,以及"寻根小说"的"根"与"侠"的融合.     

文化寻根与走向世界的美学焦虑

寻根作家将文学笔触伸向古老而神秘的民族文化之根,其意图在于走出以往过于集中的意识形态写作,重新建构以民族文化传统为根基的审美形态。对于寻根作家而言,是后溯性地寻求传统文化之根,还是超前性地投向世界文学的现代审美之怀;是继续哄闹的文学现实书写,还是探究民族内部静止的文化之根。这一系列审美层面的纠结与文化世界的困境,构成了寻根文学充满焦虑而又富有张力的文学世界。     

寻找民族文化之根--云南文学文本中出行与回归模式探略

中国80年代兴起的寻根文学热,是对世界性的回归原始思潮的呼应.与此同期或稍后,云南文坛也开始了自己的寻根文学创作,与全国或世界性寻根文学的普遍走势所不同的是,云南文学中的寻根主体大多为少数民族作家,他们所要寻找的是自己的民族文化之根,因而他们的寻根之旅是横跨在出行、回归模式上的,而且该模式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原始的乡村社会,一种与城市社会相对立的社区形态.云南文学文本中何以产生如此独特的寻根文学特征呢?我们将从少数民族作家的人生经历、文化观念等角度切入,对寻根文本叙述模式作一探讨,以揭示其与全国乃至世界性寻根文学文本的相通与殊异之处.     

寻根文学的寻根之失

"寻根"即对民族历史、文化、生命原初生殖力的寻找."寻根"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跨流派的重要文学现象."寻根"作家们的"寻根"主要围绕大地的寻找、历史的寻找、心灵的寻找三个方面展开.然而,"寻根"作家们的寻找并未真正触及到大地、历史和心灵,因此这种"寻根"之旅,也就成了一场无根之旅.分析文学"寻根"之失,对我们认清那一时期的作家的文化心理,有着重要的意义.     

地域书写与文化精神

地域书写一直是中国新文学的优秀传统.自中国新文学诞生以来,这一领域逐渐以其特有的文化魅力,聚集了众多作家耕耘,并产生了许多经典之作.现代文学史上,老舍、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的文学实践为地域书写提供了典范;新时期以来,寻根文学作家则以现代眼光重新审视地域文化,在拓展地域书写方面功不可没.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视,各地以展示地域特色为主题的作品纷纷涌现.     

“寻根”作家的认同焦虑与构建“文化中国”的难局

作为一种后发植入型现代性,中国现代性始终伴随着一种难以摆脱的困境意识。这种困境意识在“寻根”作家那里表现为一种认同焦虑。面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大幅渗透,他们试图寻找“传统”作为立身根基,但对“传统”的发现却又必须借助现代性知识的透镜。以民族志的形式回归“本土”“传统”是其显在的叙事鹄的,借助现代艺术手法走向‘世界”却是其最终目标。二者之间的悖论,恰是中国现代性困境意识的叙：事表征,也是“寻根”作家在现代性语境中构建“文化中国”的难局。     

“寻根”中隐现的缺席历史——论王安忆早期小说的“自我/城市”主体建构

城市所带来的时/空双重交替感,内化为作家王安忆在主体建构层面长期存在的文化焦虑。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促使王非常自然地投身于"寻根文学"的大潮之中,并将根的触须深入自身,完成了由民族主体的追寻到个人主体性确立的置换。王安忆对生命本体的一再追问,在文本中体现为其对确立成长谱系中坐标执着的努力。于作家而言,个体的"寻根"与地域"寻根"相辅相成。个体寻根的缺失感,投射于对于上海的地域认同,且贯彻始终。在文本中对虚拟历史的参照并于其中的坐标定位,使得自我/城市二者身份,在主体确立的层面上形成了迭合。城市最终成为作家情感投射中的另一个"自我",而这种转化亦使城市史以"他者"的姿态自然地出现于王安忆的小说书写中。     

后现代理论视野下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

后现代理论为民族文学提供了一个差异、多元、平等的自我书写与自我发展的语境,渗透着强烈的人文关怀和反思意识.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必须运用后现代理论,深入挖掘民族文本在身份认同和文化寻根方面不同的价值取向以及批评的书写策略,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表面化、模式化和空洞化现象.     

想象与记忆:新时期朦胧诗中的历史书写

新时期朦胧诗中的历史书写,首先建基于诗人们个人生存时空中的生命经验、事件或事物、场景的亲历性及其记忆形态,尤其是十年"文革"在其生命经验中所造成的戕害,几乎成了他们笔下无法抹消的心灵阴影,并由此形成了朦胧诗初期历史书写的基本定势;继而随着那个时代特有的苦难叙事及历史追忆、反思向着纵深处的伸延、突入和启蒙现代性思想的成长,一股文化寻根思潮开始在朦胧诗中发生、蔓延,其书写向度也由先前的苦难叙述和单一的政治叙事向着多元的历史文化书写尤其是种族原型叙事偏转;可到了朦胧诗后期,诗人们又反转笔锋,开始由远古时空返回当下,力图从自身体验和想象的角度贯穿或整合历史,甚至将不同质的历史文化语码拼贴并置于一起,将之施以亵渎式操作,从而宣告了传统历史主义书写的终结。     

论严歌苓的“文革”叙事

旅美作家严歌苓热衷于书写中国大陆的"文革经验"。这些小说在历史记忆与文学想象之间建构了其独特的"文革"叙事空间,并塑造了此一空间下生存着的女性群体。这样的写作姿态彰显了离散作家严歌苓的文化身份追寻的写作意图。     

诗者与思者--一位在海外漂泊的华裔诗人及其现代汉诗书写

"汉诗"作为"汉语诗歌"的缩略语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凸显出强烈的民族感和文化寻根意识."诗是记忆的语言编码",这是隐藏在马来西亚华裔诗人林幸谦诗歌文本中的诗学思想.文化身份的缺失是林幸谦诗中最为惆怅的歌唱,他的汉诗写作是马来西亚本土文化、台湾文化、香港文化、西方殖民文化、西方后现代文化、西方后殖民文化与东方中国文化传统的多元互文,所以其诗中的文化含量特别大.在海外汉诗的书写空间中,中国是一个宏观文本,并且这个文本就是一个宏观隐喻,诗的书写则是一种诠释中国的隐喻,这种隐喻是一种微观文本.     

当代文学的三次寻根思潮

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整体格局中,大跃进民歌运动、文革时期的样板戏和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构成了周期性的寻根意象。这三次文学寻根思潮共同的文化表征是走向民间、回归传统、排斥外来文化。从文学现代性的角度看来,这样的寻根不是文学的进步而是文学的迷失。文学寻根的出路在于打破本土文化的封闭性和自足性,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现代化转型创造历史机遇。     

论华文文学中的“回归”写作

华文文学中存在着寻根写作、乡愁书写、故国想象、探亲与旅游文学等有着相同母题和近似创作心理的"回归"写作现象。此类"回归"写作的表层显象是书写者的身份认同与原乡崇拜;内在成因是华人族群的"叶落归根"、"安土重迁"等儒家文化理念,以及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华人族群集体无意识;外部的推动力则是"五四"以来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此类"回归"写作,具有人性书写的多重面貌,表现出了复调叙事的独特况味,增强了华文文学创作的包容性与开放性。     

试论"寻根热"落潮的原因

分析"寻根热"落潮的原因,大致可归结为三点:一是作家自身无力解决理论上的可行与实践上的困难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知青作家在能力上还有欠缺;二是一部分风头正健的作家由于个人兴趣、政治因素、经济原因等主动把精力转向其他方面,不再潜心于文化寻根方面的小说创作;三是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性原因及文化寻根自身存在的先天性缺陷.     

寻根文学:文革思维的超越与残留 --《棋王》《爸爸爸》的叙事学分析

寻报文学并没有完成其所希望的为民族文化寻根的历史使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寻根的作家们在思维方武和叙事范式上还局限于文革时期的话语霸权和思维惯性。参照叙事学理论对寻根文学话语霸权进行阐释有助于对新时期文学中的文革思维的反思与超越。     

文化史视野中的寻根文学

从文化史视野上来看,寻根文学是以“向后看”的方式一路前行的,它在走向传统、走向民间的同时,也陷入到西方话语与本土话语悖论之中。在寻根文学中,我们既能看到文化保守主义的影像,也能感受到作家回归大地、融入山野的美好愿望。     

会说话的身体：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身体叙事

身体意象与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文本具有恒常的伴随性,为叙事提供动力性支持。凭借女性作家特有的敏锐,杜拉斯实践了身体意象在叙事进程中从物质要素向结构核心的还原。在审视身体叙事的阐释学意义时不难发现,作家的身体书写不仅暗合“阴性书写”理论,成功构建了女性的主体性地位,使女性得以走出"他者"的阴影,同时也释放了历史话语的哀悼声音,是书写社会历史隐喻的重要路径。     

“文革”叙事与新移民作家的叙述视角

"文革"作为我们民族历史中不可忽略的段落,包孕着太多的政治和文化内涵,理应是中国文学表现的重要主题,因为文学始终都承担着对民族历史叙述的使命。在近年日益引起评论界重视的新移民作家群体中,"文革"也是一个重要的书写点。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与内地的同类文本,当然有其相似之处,因为面对的精神资源是同一的。但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又绝不是内地同类文本的简单重复,它显然呈现着自己的独特立场和美学风格。应该说,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与内地的"文革"叙事构成了一种互补,共同构筑着中国文学中对于"文革"历史的记录。     

“外来者故事”模式与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叙事”小说

“外来者故事”模式是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中常见的叙事模式,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题材小说亦有类同的模式安排.这种“外来者入边疆”的故事类型,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小说中是“拯救苦难”与“文明使者”的形象,隐含的是民族国家话语植入的功能;新时期之初,则是一种外来落难者沐浴着边疆人性温情的模式,它既是书写者历史记忆的复现,又是国家重启现代性工程进行社会动员的需要.从1980年代中后期直至新世纪,“外来者入边疆”主要是寻求精神救赎和对边疆异质文化的膺服,以此缓解现代性的逼迫和挤压.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成了汉族作家进行现代性思考的各取所需的一种资源,而它们很少以“自己”主体性地进入汉族作家的书写视野.     

《高老庄》的三色叙事及其人物命运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老庄》,以"黑"、"红"、"白"作为叙事色线、色块与色带,勾画出世纪之交中国内陆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整体形貌与色彩。"黑"代表以蔡老黑为核心的本土底层民间势力,"红"代表以苏红为枢纽的基层政权与外来的官商势力,"白"代表蕴藏并弥漫于本土的自然与文化的神秘力量。"黑"叙事与"红"叙事的抗衡冲突是小说时空铺展的主色调,"白"叙事或游移于"黑"、"红"的色块之间,或分化为两条"白"线,分别交织进"黑"与"红"之中,在叙事结构的谋篇布局上形成连接、绾合与推动。三色力量在高老庄的纠缠与角力,尤其是各色主角亦正亦邪、亦善亦恶、亦悲亦喜的复杂命运,为《高老庄》直击社会巨变时期底层民众生存原态的平实书写,涂抹了一层厚重而斑驳的文化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