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文炀二帝、南北二方的文学审美特征比较

隋代的文、炀两位帝王对待文学有着不同的态度,因此对隋代的文学审美状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隋文帝阻遏了隋代文学美学的发展,而隋炀帝受南方文化、美学环境的孕育,融汇气势于华丽之中,促进了隋代文学美学的发展。南北朝的长期割据,使南北两方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美学风范,南方清绮,北方质实。南北文学美学之差异反映了地理文化之差异。随着隋代在地域上的统一,为南北文学美学的交流、融合创造了条件。     

一代枭雄:武人与诗人——杨素的文学贡献

杨素是隋代的一个重要人物,军事上,他曾战绩显赫;政治上,他曾叱咤风云;诗歌创作上,数量不多且多为赠薛诗,但言之有物而感情深挚;诗歌重乎气质的同时,注意吸收南诗艺术技巧上的优点,主导风格是雄深雅健.其诗歌创作成就较高,反映出了隋代南北诗风融合的趋势,给自六朝以来浮靡诗风的诗坛带来了新的气息,体现了隋代文学特别是隋代前期文学的过渡性质.     

论南北文化交融背景下的隋炀帝诗歌

隋朝的建立 ,加快了南北朝后期业已开始的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进程。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 ,作为南北朝诗向唐诗演进的过渡性阶段 ,隋代的诗歌带有鲜明的南北诗风融合的倾向。其中以帝王之尊而为诗坛领袖的隋炀帝杨广的创作 ,更是南北诗风融合的典型。其人兼受南北两方文化精神的熏陶、濡染 ,其诗则兼有北方诗歌的贞刚质朴与南方诗歌的清绮纤丽。     

斫雕为朴及隋代南北诗风的融合

斫雕为朴及隋代南北诗风的融合王步高隋代虽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却二世而斩，历时仅３７年。因此，隋代有影响的诗人不多，作品总量也少。文学史家往往将之视为南北朝之延伸而一语带过。其实，这恰恰忽略了大一统政局对诗坛的影响，忽略了南北诗风的融...     

张之翰南北交融的诗学理论与诗歌创作

元初南北统一,北方士人南下,南方文人北上,在南北文人的交往过程中,逐步实现了南北诗风的交融,这在元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其中,北人而长期仕宦于南方的张之翰,具有促进南北诗风融合的自觉意识和明确的诗学理论,并以其创作实践,在这一融合中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考察其相关理论及创作实践,是研究元代诗风转变乃至整个元代诗坛的重要内容。     

隋炀帝与南北文化交融

南北朝中后期业已开始的南北文化交流,在隋代统一后,由于文帝杨坚有违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思想和行为而延缓了其应有的历史进程.而受同一文化熏习、在同样的文化背景下,炀帝杨广的文化政策与文化行为却顺乎南北文化交融的历史潮流,在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为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论隋代察举制向科举制的转变

隋代选举制度经历了一个前后转换的过程,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继承和发展了南北朝以来的察举制度,实行分科举人,创设了新的科目。在察举向科举制度演变的过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秀才、明经等察举科目,在隋代开始向秀才、明经、孝廉等科举科目演变。新创的进士科是隋代政治变革的产物,与秀才、明经等一起构成隋代科举制形成中的重要一环。隋代察举特科在继续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科目外还新设立数量可观的新科目,这些新科目也演变成制举科目。随着科举考试进用与投牒自进制度在隋代最终成型,隋代完成了察举向科举的转变。科举不是具体起源于某一科目创设,而是一个整体性的制度演进。     

试论隋代边塞诗

本文通过对隋代边塞诗人卢思道、杨素、薛道衡、虞世基、杨广等诗人作品的分析,论述了隋代边塞诗兴盛的原因和主客观条件,以及边塞诗所具有的内容、风格方面的特征,探讨隋代边塞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隋代皇权制约理论研究

我国传统社会有着较为完善的皇权制约机制,隋代历史典型地反映了这种特征.考察隋朝皇权与天命、臣僚、民众、伦理、外族以及舆论、家规等的关系,既可明了隋代皇权的规范和调节问题,也应明确对皇权的制约多是理论性的规范,而无制度性的约束.     

试论隋代前期的文化教育政策——兼评隋文帝"不悦儒术"说

隋代前期的文教政策与相关制度建设,建树丰硕且影响深远.从制度层面讲,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国子学的独立;专科学校书、算学的创办;有关业务部门设博士招收学生进行职业性训练等,均由隋开其端并形成制度,对唐、宋及以后王朝产生重大的影响;从社会政治层面讲,该政策培养了大批的治国人才,树立了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气,传承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奠定了此后的治国方向,为隋代政治、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文化方面的保证.     

论隋代的户口与财政

本文认为 ,在中国古代社会 ,国家财政与户口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一定意义上说国家户口的发展与否决定着国家财政的好坏 ,隋代的历史事实对此作了充分的证明。因此 ,研究隋代的财政问题不能就财政论财政 ,一定要与人口问题联系起来 ,与财政有关的一些问题联系起来 ,这是对我们研究当代财政的一个有益的启示     

盛唐初期南北诗风交融下的王湾

南北文化的融合对唐诗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南北诗风经过长时间的冲突、碰撞和交融,到了盛唐初期,当时占据诗坛主要地位的北方诗人群体和吴越诗人群体的交游创作体现了这种融合。而王湾作为北方诗人群体的一员,他的诗歌既有北人的豪迈雄壮,又有南方诗风的清新秀丽,体现了这种大趋势,也预示了盛唐诗歌高潮的到来。     

隋河南郡鹰扬府汇考

兵制度是我国中古时期重要的军事制度之一,对府兵的研究历来为治史者所重视,但隋代史料甚少,《隋书》还无兵志,这给研究隋代府兵制度带来困难,前贤便以考证隋府兵名目来扩展研究材料,但后世出土堪称宏富的墓志资料及一批虎符资料为继续扩展新材料提供了可能。文章在继承前贤研究基础上,着重搜检史籍、墓志资料对河南郡兵府的记载,共捡获河南郡14兵府,并对其进行系统归理与考证。     

北齐、北周及隋代的歌诗艺术考论

在北齐、北周及隋代,王室、贵族以及文人阶层高涨的歌诗艺术消费需求,直接促进了歌诗艺术的全面发展。胡人艺术家受到了大众的普遍欢迎,胡乐则以其强劲的活力左右着歌诗艺术消费市场,入隋以后,南北艺人共同完成了华夏正声和胡夷之乐的融汇,开创出歌诗艺术发展的新局面,不仅使歌诗艺术的创作与消费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也构成了唐代歌诗发展兴盛的一个新起点。     

论隋代诗歌

南北朝时期,北方文人在诗歌创作上虽已自觉地模仿、学习南方文人,且有了很大进步,但总的说来,在诗歌的艺术技巧方面仍多少有所逊色。隋代的统一,加强了南北文人的交流：他们彼此间的唱和,已不再是北人学习南人,而是具有相互促进的意义;原来保存于南方的典籍大量流入北方,使北方文人的"腹笥"大大丰富,他们得以借鉴的前人作品大量增加,这对隋诗的发展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由此形成了南北文风融合的诗歌创作局面,为后来唐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南北朝至隋的经学交流与融合

儒学自孔子之后,即有门户之别,但经学的大分立却是因南北朝之际的政治文化对立而成。南北经学学风有异,流行义疏不同,然后由于士人学有兼通,且南北士人因往来之际,交流论辩,经学在辩难中求同存异。至隋代统一,以占据上风的南学为基础的经学统一已成历史必然。     

隋代白瓷研究综述

隋墓葬和古窑址的挖掘,为隋代白瓷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物材料。目前关于隋代白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隋代白瓷的起源、产地、分期、工艺成就几个方面,虽然研究大多不够深入和系统,但专家和学者都做了积极有益的尝试和探索,这对于研究中国陶白瓷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善喜、善藏与隋代敦煌佛教

隋代是敦煌艺术的重要阶段，在短短30余年间开凿了约110个洞窟，许多洞窟的艺术风格来自中原。文章对隋代敦煌善喜、善藏两名僧人的资料进行考察，认为他们同属崇教寺僧人，《莫高窟记》所记栽的善喜曾建造讲堂，当属崇教寺的寺内建筑，可能建于开皇十三年。隋代崇教寺资料显示，隋代敦煌佛教与中原存在密切联系。     

杨亿七律诗风的转变及其诗学意义

杨亿的诗学传承非常复杂,在受家学渊源及当时诗坛影响的同时,对李商隐的偶然发现,促成了其诗风的转变.其七律诗风从《武夷新集》到《西昆酬唱集》变化非常明显.《武夷新集》中的七律题材比较集中,基本以寄赠交游为主,是当时白体七律的主要题材,创作技巧以写实叙述手法为主,语言上融合了晚唐体的精心雕琢,总体诗风体现出白体与晚唐体相结合的面貌,后期开始使用典故,逐渐出现西昆体迹象.《西昆酬唱集》中其七律较之《武夷新集》的变化体现在题材、风格、创作技巧等各个方面.这些变化与杨亿对李商隐的体认与模仿分不开,其对宋诗学的影响亦不可估量,从很多方面兆示了宋诗的特征.从杨亿七律诗风的转变中,人们可以看出北宋诗风在学唐交唐过程中的艰难探索,杨亿应是促成北宋诗风新变的第一人,其历史地位应重新考量.     

关于隋炀帝开运河——与王义耀同志商榷

在讨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问题的论文中,得读王义耀同志“论隋炀帝开运河的历史作用”一文,有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写出来求其作为上一文章的他山之石,并求正于读者。我们认为,隋炀帝开运河是以他为代表的隋代统治集团对于当前政治经济情势形成的要求采取的相应措施。因为,三国的魏吴南北对立,两晋短暂的统一之后,南北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