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亚院"与战时日本的"东亚新秩序"

1938年12月,日本侵华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之后,为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目标,近卫内阁决定设立“兴亚院”,作为决定和实施对中国占领区政策的总机关。本文主要运用日方的档案资料,考察了“兴亚院”的设置与正式成立过程,分析了该院的组织结构与性质,并简述了“兴亚院”成立初期在处理“中国事变”上取得的“业绩”,特别是成功诱降汪精卫集团。因此,可以说“兴亚院”是地道的“灭亚院”,它的存在,验证了战时日本“东亚新秩序”的本质,并为我们今天认识日本侵华历史提供了又一个“物证”。     

"近代日本内外政策"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

20 0 1年 7月 9日至 10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军国主义史研究”课题组主办的“近代日本内外政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朝鲜、韩国、日本和中国的近 30位学者出席了会议。中国社科院“日本军国主义史研究”课题组成立于 1999年 ,去年被确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 ,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此次会议是该课题组成员与国外同行的一次学术交流会 ,在一定意义上 ,也可以说是课题组研究成果的阶段总结会。会议共收到 2 6篇论文 ,有 2 1位学者在会上做了正式发言。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万峰、早稻田大学教授依田家、中国…     

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战略初析--兼评"日本国际论坛"呈小泉首相的两份献策报告

近一年多来 ,日本民间外交智囊机构“日本国际论坛”向小泉首相提交两份献策报告 :《构筑东亚安全合作体制》、《东亚经济共同体构想和日本的作用》。这两份报告虽非政府文件 ,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本关于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某些设想及其内在矛盾。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战略在安全方面仍将依仗美国 ,在经济方面则将以日本同东盟的关系为重点     

日本型中国威胁论的“水脉”

近年日本出现“中国威胁论”的源头有两个 :一个起因于美国 ,其背后是美国从冷战时期延续下来的地缘政治学战略即东亚战略在起作用 ;另一个来自于日本的基于前近代形成的华夷秩序观的周边民族精神结构。我们应注意克服中国帝国体系遗产带来的等级意识 ,解决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 ,构筑两国独自的双边关系。     

近代朝鲜开化派金玉均的日本观及其东亚史意义

作为近代朝鲜急进开化派领袖的金玉均,在其初期阶段的日本观表现为推崇并模仿日本近代化模式,而正是这种“倾意依赖于日本”的日本观促成金玉均等人在驻朝日本公使馆的武力支持下发动了1884年12月的甲申政变.在通过武装政变的方式来模仿日本明治维新的甲申政变以“三日天下”告败后,金玉均通过流亡日本尤其是被日本政府流放四年的生涯,逐步认识到其早期日本观的片面与错误,并开始形成主张朝、中、日三国联合以抵御欧美列强侵略并实现近代化的“三和主义”构想.金玉均日本观的形成及其变化首先是他和近代日本关系变化的直接产物,同时也对近代朝鲜历史以及东亚国际关系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日本近代学校教育对军国主义的"扶翼"作用

“扶翼”亦即日本近现代学校教育的军国主义化 ,通过系统地向学生灌输封建军国主义思想 ,把学生训练成服务于军国主义的忠实工具。“扶翼”二字在明治维新后日本诸法律规章中被反复使用。在推翻德川幕府统治以后 ,以西南藩伐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 ,进行了一场很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革 ,并确立近代日本天皇制 ,在此体制之下 ,“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天皇统治之”,近代日本学校教育变成“扶翼”天皇之工具。 1 890年的《教育敕语》把天皇规定为最完美的道德化身 ,把“扶翼皇运之无穷 ,继承皇祖之遗训”规定为教育内容。实际上 ,日本军国主义正是…     

因应与调适: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演化

2022年12月16日,日本岸田文雄内阁审议通过了包括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对日本的国家安全和防卫战略进行了大幅调整。对日本这一举措的理解和评估需要将之放在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演变的整体脉络中,综合考察不同时期国际环境的变迁和大国关系的变化、日本决策者对这些变化的认知和解读,以及战后日本国内政治如“保革之争”、宪法“第九条”等对安全保障政策所构成的限制等因素,并对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情况进行系统分析。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和日本的因应情况,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演变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945—1972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发端、1972—1990年作为“经济大国”的战略摸索、1990—2009年冷战后的战略调整以及2009—2022年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转型。其总体发展方向是从“重经济、轻军备”的“吉田路线”向“普通大国”“军事化”和更加积极主动的自主安全保障战略迈进。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期间是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发生转换的关键时期。     

试论近代日本教育改革

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教育改革,是日本教育近代化的起点。它不但促成了以产业革命为前提的近代日本经济的迅猛发展,而且奠定了战后日本教育改革的基础。一、“富国强兵”——近代日本教育改革的出发点“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国策,是日本政府所做的重大战略抉择。就三者的关系而言,“富国强兵”是战略目标,“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则为实现既定目标的基本政策,而“文明开化”同时又是“殖产兴业”的前提和条件。     

"狄克逊事件"原因剖析

所谓“狄克逊事件”,是指1933年12月,德国新任驻日本大使冯·狄克逊拟应日本之邀访问伪满洲国之事件。这是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对伪满“不承认”政策受到的一次严重冲击,也是德国外交部内部发生的政治“地震”。     

重新审视日本“印太战略”：国内政治视角下的考察

全球主要国家的“印太战略”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当前,学界对于日本“印太战略”的研究基本聚焦于国际体系层面,从国内政治层面分析其形成及演进机理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认为,日本“印太战略”是由国际体系压力经日本领导人战略认知、国内政府力量的传导后形成、调整的。文章以2012年末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至2020年9月卸任作为研究区间,将日本“印太战略”的形成与嬗变作为两大阶段进行了剖析。本文提出,安倍晋三对国际局势的认知在较大程度决定了日本“印太战略”的内涵与走向,而安倍第二次执政以后首相官邸及首相本人决策能力的强化为安倍贯彻自我认知、对“印太战略”的构建与调整奠定了客观基础。日本国内政治为观察“后安倍时代”日本“印太战略”及对外政策走向提供了较独特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