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潜与“格调”说辨析

尽管在已有的相关研究中,沈德潜诗歌思想常常被不言而喻地定位为“格调”说,但从其对自己诗歌思想的描述,对“格”、“调”,以及“格调”等概念的使用,对诗歌“复古”“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所谓其言有物也”,而非体格声调、兴象风神的强调,以及对明诗的价值判断等方面看,沈德潜与“格调”说实有巨大差异。沈德潜对明诗,对明代的“格调”,所持乃反思态度,而非一脉相承。     

论袁枚的诗文美学

一在清代前期,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和一帮御用文人、帮闲文人的附和,在文化领域内掀起了一股复古主义思潮,古典主义的回潮成为美学中的突出现象,这种=光返照的现象并不说明古典主义的历久不衰,相反地恰恰说明它业已日薄崦嵫,行将被新的理论形态所扬弃。当时带有官方色彩把持着文坛的有王士祯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和翁方纲的“肌理”兑,其中因沈德潜特殊的政治地位,以“格调”说的影响为最大。袁枚以“性灵”说为核心的诗文美学就是代表着前进的美学主潮、作为这三说的对立面出现的,而与沈氏“格调”说的争论尤为激烈。     

翁方纲的“肌理”说探析

翁方纲继神韵、格调、性灵三说之后,又提出了新的诗学主张——肌理说。本文讨论了其“肌理说”产生的时代文化氛围及基本内涵,阐述了翁氏对神韵说的补救与改造,以及对格调说的修正与补充     

再回声音现场：明清“格调说”的“声义”建构

以“声”论诗是明清的诗学热点。在声义与辞义离合博弈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声辨体、以声论诗、无声不成诗等言论，以及反对以义学蔽声教、以义夺声等主张。近现代以来对“格调说”的研究多从其与“神韵”“性灵”“肌理”的关系出发，或从形式与内容二元对立层面展开。这些研究比较多地强调格调的辞义而忽视声义，特别是对声音的在场性关注不够。明代赵宧光提出“诗以声为命”“以声为体”的“声教”理念，进一步发展了宋代郑樵“诗以声为用”的观点，清代沈德潜接续明代七子派“格调”观，在阐发“以声求义”时突出“格调”的“温柔敦厚”诗教思想，强调控制声音以达到国家治理的诗学意图，此二种观念极大地促进了诗学中的“声学转向”。     

论沈德潜的宋诗观

面对宋诗,清代“格调说”的盟主沈德潜表现出兼容并蓄的态度。他自言“未尝贬斥宋诗”,编选了《宋金三家诗选》,对苏轼、陆游等宋代诗人大加赞赏。在《清诗别裁集》中,沈氏也选了不少有宋诗风格的作品。但同时,沈德潜又坚定地保持着以唐诗为尊的立场。面对宋诗,沈德潜的根本态度是：宋诗可以存在,但只是在以盛唐为尊的基础上对诗坛的一种补充;宋诗也不是不可以学,但必须做出一定的限制,绝不能让学习宋诗成为诗坛的主流。总体来看,沈德潜之所以能成为清代“格调说”的盟主,原因之一正在于,他以较为合理的方式给宋诗以适度的生存空间,从而为盛唐之诗、为“格调”保留了更大、更确定的空间。     

沈德潜的格调说与对唐诗的评价问题

沈德潜的“格调”是一个融合着气格、风骨、才力、声调等多元素质的概念。格调说是沈氏评论唐诗的基石。据此 ,沈氏对盛唐诗予以高度评价 ,并展示了李白、杜甫作为盛唐巨擘格调的丰富内涵。沈氏在推崇格调的同时 ,对影响较大的神韵说并未忽视且有所借鉴 ,从而使得他在对唐诗的评论中表现出较高的艺术眼光     

试论词体风格特色 “沉郁”

艺术作品以其内在的丰情神韵,给审美的接受以一种特殊的情味。美感情味的生成与作品本身的风格格调往往能达到同构相通的地步。词之风格格调有诸多变化,它的构成是形成词的审美动情力的主要因素。在诸多的风格格调中,古代词论家尤重“沉郁”,有的把“沉郁”作为词的最基本的风格格调和审美标准。陈廷焯说:“作词之法,首贵沉郁,沉则不     

四体投地向真实——黎简诗学探析

文章探析了乾嘉岭南诗人黎简在对性灵、格调、神韵、肌理诸说各有取舍的基础上,形成以“真”为主旨的诗学理念,并剖析其诗学形成的渊源。     

论“艾青体”叙事诗

论“艾青体”叙事诗张林杰一茅盾曾说，在长诗中，他对“艾青体”比较中意①。“艾青体”这一称谓，暗示了艾青长诗（当然包括了他的许多叙事诗）与众不同的格调。但并不是艾青所有的叙事诗都具有这种格调。实际上，真正具备“艾青体”叙事诗特征的诗歌，总是那一部分元气...     

沈德潜的审美理想新探

乾隆时期的诗学大家沈德潜 ,一向被视为“格调说”的倡导者 ,但他实际上在继承了严羽和明七子“格高调逸”理论的同时 ,又吸取了明清以来主性情、重创新的思想 ;他推崇杜甫“鲸鱼碧海”的风格 ,而又赏识清远宛然的诗境 ,主张壮美与优美的结合、格调与神韵的统一。他的审美理想 ,更能体现乾隆盛世的审美文化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