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于理性与审美之间——谈西方诗歌影响下的中国新诗发展之路

中国新诗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特别是西方诗歌的直接作用下发生的。仔细回顾中国新诗的发展之路,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现代新诗对西方诗歌并非只是一味地认同与追崇,特别是在具体创作实践中,它既表现出了对西方诗歌在观念上的理性认同,又在审美上常常流露出犹豫与徘徊。这种犹豫和徘徊使得中国新诗不可能踏着西方诗歌的老路大踏步前行,而是经历了异常曲折的发展道路,但同时也保证了中国现代新诗成为“中国的”新诗。     

30年代中国新诗的初步整合与超越——艾青“密云期”诗歌创作简论

艾青素有中国“诗坛泰斗”之称 ,他“密云期”坚持并拓展了现实主义的诗歌发展路向 ,初步形成忧郁痛切又不失昂扬感奋的个人风格 ,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中国新诗 30年代整合“革命化”与“纯诗化”两种创作趋向的初步实绩 ,为 4 0年代现实主义成为诗坛主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看似寻常最奇崛——《臧克家旧体诗稿》漫评

臧克家的旧体诗创作成就卓著,与其新诗交相辉映.近年来出版的《放歌新岁月》和《臧克家旧体诗稿》可谓两峰并峙.在新旧诗由对立走向并存的过程中,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旧体诗创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少诗歌工作者为之做了许多努力,臧克家更是功不可没.五十年代.他任《诗刊》主编,发表了毛泽东诗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毛泽东致臧克家等信中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从而结束了新旧诗对立的局面.此后,臧克家发表文章说,“真是一个槽上不能系两匹骏马吗?真是诗坛上不能开并头花吗?”(《新诗旧诗我都爱》)阐发了关于新旧诗并存的观点,并且比较了旧体诗与新诗各自的优点与局限,为实现新旧诗的并存和统一做出了贡献.     

近二十年中国新诗的精神生态探析

近二十年,中国新诗在精神向度上发生了巨大裂变,回顾并考量新诗的精神生态,既是新诗精神重建的重要内容,也是当下中国文化生态建设的必然要求.诗歌精神缺失的原因主要表现在大众文化语境成为滋生的土壤、对后现代主义的简单套用和二元对抗思维模式的影响等几个方面.近二十年新诗的无数现象都被囊括在“多元”的美丽口袋中,应该追问的是:那些“多元”在何种意义上成为一个“元”？锚定新诗的精神生态,显示着当下诗歌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这依然只是一个开始.     

论意象派诗歌与中国诗歌的互动

当二十世纪初西方诗坛的拓荒者们朝圣般兴致勃勃地走向东方诗坛之际,同期中国诗坛的垦拓者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向西方诗坛呐喊挺进。这一“荒诞”现象的扭结点就是当时英美的意象派诗歌,它被中国古诗所影响,又反过来影响着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进程。文章以意象派与中国诗歌的影响与反影响为透视点,来寻绎和厘清此现象的合理性,并从中管窥到中西诗歌互动的裨益和价值。     

巴人的诗论

巴人在从事新诗创作的同时,也坚持从事新诗理论批评工作。二十年代后期,他刚开始从事理论批评,就写下了《新诗漫谈》;三十年代,他写下了带有新诗史略性质的长篇论文《新诗的踪迹与其出路》;五十年代后期,他写下了《也谈徐志摩的诗》、《争论之外》等参与当代诗坛争鸣的文章。综观巴人一生的诗歌理论批评文章,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对诗歌的本质、新诗的语言、形式、风格以及新诗史等理论问题,都发表了独特的见解。 巴人论诗,注重诗意与诗的意境的创造。他在《新诗漫谈》一文中曾批评二十年代中后期新月诗派注重新诗的格律而“把新诗的灵魂——诗意——撇开一边,把新诗的衣服拼命讲究。”与此同时,他称赞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云雀》“诗意丰富”。在更多的场合,巴人更注重诗歌意境的创造。1959年,在《争论之外》一文中,他指出:“做诗就得有‘诗的意境’”。可见,巴人是将创造意境视为诗歌创作的核心问题的。     

唐诗的典范作用

唐诗以其卓越的艺术成就成为后世诸代诗歌创作取法的典范 ,宋人模仿唐诗而兼力图自立面目 ,金、元两代诗坛亦以唐诗为准的 ,明清诗人宗唐已有相当的理论自觉 ,并表现出抑宋扬唐的倾向 ,近现代白话新诗的创作取向都深刻地为唐诗所影响 ,唐诗以其“如初发芙蓉”的美学特征和深厚蕴含浸润了中国诗歌。     

论第三代诗歌的传统诗学特征

中国传统诗学观对“第三代诗人”的创作有着明显的影响,这主要反映在诗人创作所体现出来的情感上的“物态化”、艺术上的“隐喻”和“象征”、语言上的“玄言化”以及美学上的“谐谑化”倾向.透过传统诗学特征在其诗歌经验和诗歌文本中的存在状态可以看出,只有将中国传统诗学话语与西方诗学理论有机融合,让中国新诗既流淌着母体的血液,又感应着世界潮流的律动,才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的“新体诗歌”观

毛泽东的“新体诗歌”观 ,对当下新诗的文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他提出的新诗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的意见 ,他概括的民歌和古典诗歌在形式上“精炼 ,大体整齐 ,押韵”的特征 ,都是我们倡导新诗的二次革命 ,推动新诗的再次复兴的旗帜。     

从“神的文学”到“人的文学”——论“五四”前后佛学对诗坛的影响

从1913年到1922年,是中国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发生急剧变革的十年。在这十年之中,中国文学最终完成了从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的历史性过渡,揭开了中国文学史上全新的一页。表现在诗坛上,则是旧体诗的迅速衰微和白话新诗垄断诗坛。如果从哲学意义上考察,这次诗坛变革的重要标志之一又表现为佛学影响的明显削弱和泛神论思潮的崛起,也可以说,中国诗歌从“神的文学”走向了“人的文学”。由此,中国诗歌从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质的飞跃,从而步入了世界现代诗歌的行列。     

词文体的演进和新诗形的诞生

词文体离新诗最近,其“弱德之美”蕴涵着问题意识和批判力,其独立于集体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自由精神和原始的民间品格吻合了现代艺术所期待的“体”,“长短句”、“自度曲”与新诗的形式和创作理念遥相呼应,其脱胎于音乐和格律诗的形式原则包含着我们民族诗学乐感的精髓。当代旧体词现代性的发育正促进着使新诗区别于西方诗歌的“现代民族诗形”的诞生,诗体多元化是诗歌发展的历史真相。也是现实选择。     

从跨文化角度看台湾现代诗的语言策略

西方现代艺术对语言本体化、自由化的确认使现代诗歌创作第一次获得了独立的地位而不必再附庸于自然的外观和规律。这对中国新诗的创作和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中国新诗创作过分强调语言秩序与现实外观的吻合 ,始终没有脱离语言的逻辑性和经验的明彻性。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现代诗人是中国新文学创作中第一批自觉地探索语言的非逻辑形式、意象指涉的丰富性、审美诗境与客观实境之区别的开拓者。他们的诗歌创作从“超现实主义”出发创造一个不受自然律拘禁的“精神世界” ,使中国新诗产生了超越前人创作的审美冲击力。在理论上对“可解”与“可感”的区分表明台湾现代诗人已真正获得了现代意识 ;在创作中以“语境”印证“实境”则帮助我们更深切地认识现实的真理。台湾现代诗人较之前辈新诗人更重视诗歌的美学性 ,这是中国新诗观念发展成熟的体现     

自然声律之树常绿──兼论中国新诗形式及其民族化方向

自然声律之树常绿──兼论中国新诗形式及其民族化方向陈元胜（广东民族学院）中华民族具有源远流长的诗歌发展史。唐代格律诗产生以前，诗歌作品都是相对格律体（近体）而言的古体诗．唐代以降，古体诗创作不曾断流，直至新文学冲垮文言文的一统天下，新诗登上诗坛。古体...     

穆木天诗论与中国新诗发展方向

穆木天(1900、3、26——1971、10),原名穆敬熙,吉林省伊通县人.他不但是著名的诗人、诗教活动家和翻译家,同时又是杰出的诗歌理论批评家.他自1924年起就开始诗歌理论批评活动,1939年以后大体上不再从事诗歌理论批评.在这长达十五、六年的时间里,他大约撰写了六十多篇诗歌理论批评文章.1938年9月,他还曾由生活书店出版过专著《怎样学习诗歌》.他的诗歌理论批语文章紧密结合新诗创作的实际,既能从宏观上把握诗坛现状,又能从微观上阐明新诗创作的具体美学问题.因此,他在建国前每一历史时期的诗论,都能高瞻远瞩,为我国新诗发展指明方向.     

应该正确对待我国当代诗歌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新时代歌手》代序

我国当代诗歌曾经走过了一条曲曲折折的道路。它给我们提供的经验是丰富的,教训也是深刻的。当我们跨入历史新时期以后,理应认真回顾我国当代诗歌的历史行程,对它的经验和教训给以科学的总结。清理过去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目前正在热烈展开的关于我国新诗发展方向的讨论,就是反映了人们的这种心情。要对我国当代诗歌的经验教训进行正确的总结,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我国当代的诗歌创作,除了十年浩劫中留下一片空白以外,在前十七年里虽然存在着“左”倾思潮的严重干扰,但许多优秀的诗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仍然坚持了“五四”以来我国新诗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他们的创作曾经对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发挥过积极的作用。承不承认新中国头十七年诗歌创作确实取得的巨大成绩,要不要继承和发扬我国当代诗歌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应该具有鲜明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缺乏分析地、简单地否定一切或肯定一切,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叶硬经霜绿,花肥映雪红——《他们》述评

《他们》出现在一个诗歌狂欢的季节 ,却与当时诸多的喧嚣、杂乱的社团不同。《他们》强调对诗歌的虔敬之心与严肃的创作态度 ,强调对各自的诗歌观念的尊重。以韩东和于坚为代表的《他们》诗人群 ,以自己独创性的作品和独特的艺术个性 ,在新时期诗坛显示了坚实的创作实绩。     

论徐志摩诗歌轻灵飘逸的艺术风格

“五四”诗坛上，“新月社”诗人闻一多，以他立论坚实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诗论主张和“形质兼具”的诗歌实践，树起以“和谐”、“均齐”为主要审美特征的格律诗风的艺术大旗，在新诗诗坛上闪烁出夺目的光芒。而“新月社”的另一代表诗人徐志摩也左进一步实践闻一多“三美”格律诗论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的四部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及《云游》，在诗歌风格上表现出“轻灵飘逸”的独特的艺术个性，恰同闻一多诗歌风格的“道劲凝重”形成鲜明的映照，给新诗艺术带来一阵轻风，一从活水，同…     

台湾诗坛坐标上的《葡萄园》

物以类聚,诗以刊分,是台湾新诗发展史的一个显著特点。一部台湾新诗史就是台湾诗刊史。《葡萄园》就是一家重要诗刊。这家诗刊不仅在面世后的近４０个年头中从未中断过,更为引人瞩目之处是,它从创刊起,就从理论和创作两个向度上提出、实践和坚持了自己的“健康、明朗、中国”的现实主义诗歌路线,对台岛新诗美学颇有正面建树,对当今的大陆诗坛也颇有借鉴价值。《葡萄园》理应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离开这个重要诗群,对台湾新诗近几十年发展的评价将是不全面和不准确的。     

略论新诗创作对古典诗歌资源的接受与整合

在学界强烈关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命题的大背景下,新诗创作与古典诗歌资源之间的关系理应引起我们瞩目。新诗创作至少有一只脚是踩在古典诗歌的土壤上的,从古典气味浓厚的戴望舒、余光中等一直到"朦胧诗"及其以后的现代汉诗写作都没有例外。在这一点上,中国古典诗歌的脉络不仅没有在新诗创作中断绝,而且,新诗最终、也必将会成为传统的一部分,最终、也必将会成为民族诗歌血脉潜流的重要构成。     

重提新诗的格律问题

在汉语语境里 ,诗歌的格律问题有其特殊的地位。对于新诗格律的倡导者来说 ,新诗只有在具备了自己的形式之后 ,才能与古典诗歌彻底划清界限 ,因而发掘现代汉语的音乐性就成了新诗格律建设者的重要追求 ;与此同时 ,诗人们也尝试着从语言的视觉形象上(如“具象诗”和“意象”)来增加词语的吸引力。但事实上 ,相对于古典汉语而言 ,现代汉语无论在听觉上还是在视觉上的优势都不再明显 ,因而 ,单纯外在形式上的新诗格律势必难以形成定论 ,新诗的格律只能趋于内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