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法原则之思考——比较法视角下的共通性、差异性及其规范性建构

环境法原则的产生与发展是伴随着国家、地区环境法和国际环境法的演进而出现的一个重要法律现象。在不同法律传统和文化背景下,环境法原则在世界范围获得了广泛的发展,并成为许多国家、地区环境法和国际环境法所认同的一个共同法律话语。人类环境问题的时代性及其共性特征决定了环境法原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国际环境法之间的共通性。环境法原则的共通性反映了国际社会、国家和地区环境法观念和环境法律秩序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趋同化发展。同时,由于环境法原则是在国内法、国际法的不同法律背景,以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法律文化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使其在产生和发展的法治背景、创立方式、法律规范功能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环境法原则的规范性建构,有助于发挥环境法原则在我国环境法治中的规范功能,以指导环境立法,并实现其引导环境司法解释、弥补环境法律规则不足的司法实践功能。     

实践法理学与环境法学的新视角

实践法理学把法视为实践的智慧,从主体间性的哲学立场上把行动中的法看做是规范与事实相互关照的连续性结果和具有说服力的意见。从实践法理学的角度出发,环境法学的中国问题应该是政府失灵。环境法的哲学基础是主体间性范式下的生态体认观。环境法治的等置实践就在于认识社会事实与环境法规范的对立,推动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和培育社会的环保理念。     

环境法治的社会性别主流化研究——从环境法的自主性谈起

环境法刻意忽略了社会性别对其的刺激而无所应对,从而带来了环境法正当性的危机。这源于作为一套统治策略的父权制在环境法治中的存在。虽然父权制的存在不能抹煞环境法治中社会性别关系的变革性,但环境法治结构优化依然需要改变不公正的社会性别关系。为此,我国应全面评估现有环境立法及运行中性别等级化的制度、规范与性别盲点,建立长效的机制,促进社会性别在环境法治中的主流化。     

当代环境问题的法律回应——从部门性反应、部门化应对到跨部门协同的演进

环境问题对人类社会法律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法律对于当代环境问题的反应,最早体现为民法、宪法、行政法等传统部门法的不断"绿化"。部门化、体系化的环境法律部门不仅具有规范、强制、引导、矫正等全方位的法律功能,而且能够推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价值观的形成。环境法律部门因而成为应对当代环境问题的基本法域和环境法治的中心内容。对于当代环境问题的法律回应绝不是环境法一个部门法的任务,而应当是整个法律体系的不同法律部门之间在针对环境问题的对话、沟通与互动基础之上形成的协同性回应。     

谈谈环境道德与环境法的双向趋同——环境道德的法律化与环境法的道德化

在当代环境法的发展中,有一种环境道德与环境法双向趋同的趋势,这种趋势以环境伦理的兴起与发展为现实基础,以环境道德和环境法的共生互动关系为理论依据.该趋势表现为环境道德的法律化和环境法的道德化两方面,这两方面辩证统一、构成环境法治的两个阶段,但并不能因此而将这种趋势绝对化.同时还应注意其在发展中国家有特殊的表现:即更多地体现为较低层次的环境道德的法律化;此外在我国环境法治建设中,环境法的道德化更是格外重要.     

主持人语

民法是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法,我国民法典的制订已成为法学界当前关注的焦点.民法是环境法形成与发展的重要理论和制度渊源,当代环境法与民法形成了功能的互补,共同致力于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     

论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源于国际环境法,该原则构成国际合作、构建和提升发展中国家履行国际环境法的能力,以共同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法律基础。中国国内环境法应吸收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创新机制,以解决中国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     

论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源于国际环境法,该原则构成国际合作、构建和提升发展中国家履行国际环境法的能力,以共同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法律基础。中国国内环境法应吸收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创新机制,以解决中国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     

呼唤回归的中国环境法——从"盐城水污染案"判决的公众回应谈起

"盐城水污染事件"是从整体上反思当下中国环境法治的良好契机.对该案判决后公众回应的分析,发现在环境保护与法治原则之间存在特定的紧张关系,这表明当下中国环境法治与中国整体法治发展不够协调.在法治化的背景下,中国环境法治的困境可以解释为法治发展本身存在的困境,这应该成为我国环境法的前提性认识.基于此,中国环境法治实践应遵循法治原则,而环境法学研究应建构"法治化进程中的环境法学".     

“环境正义”视域下的环境法基本原则解读

2015年正式施行的新《环境保护法》作为环境保护领域的基本法首次明确了环境法基本原则,体现了形式法治的要求,释放出环境法要以基本原则规范为中心来构建和发展基本原则解释体系的信号.环境正义理论体现实质法治的要求,虽源起美国,但中国也面临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交织的环境正义问题.新法确立的“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损害担责”四项原则的内涵与环境正义理论存在着深度契合.以“环境正义”为视域思考环境法基本原则,在丰富、深化环境法基本原则解释的同时,也为环境正义法律化提供路径思考,促成环境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统一.     

论国际环境法的渊源

国际环境法是21世纪国际社会极为重要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国际环境法是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渊源与国际法的渊源有共性,更有区别.比较分析国际环境法与国际法,明确国际环境法的渊源,强调法的渊源在环境法治中的重要作用,以丰富和发展环境保护的国际法律制度.     

环境法的性质定位:认知焦虑、理性回归及归位效应

以调整对象及调整方法的部门法划分为标准，形成了“行政法说”“经济法说”“社会法说”“独立部门法说”等有关环境法性质定位的传统学说，造成了环境法的性质定位认知焦虑。基于对传统部门法理论下环境法性质定位困局的反思，又形成了“行业法说”“边缘法说”“交叉法说”等有关环境法性质定位的新兴学说，同样给环境法的性质定位造成了认知焦虑。其中，“领域法说”提出的“领域法”概念则为纾解环境法性质定位的认知焦虑提供了必要而妥适的解决思路，从而使得环境法的性质定位认知有了真正的理性回归。对环境法的领域法性质定位之归位效应的思察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环境法作为领域法的性质定位对生态文明时代的环境法学体系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构建一个全方位、宽领域、多要素的“三位一体”的环境法学体系，从而为我国环境法学之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立健全与完善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环境法作为领域法的性质定位对生态文明时代的环境法治体系产生重大影响，主要体现在统合环境立法、综合环境执法、集合环境司法、全民环境守法等多个环境法治环节，进而影响我国“多元共治与多规范协同”的、“四位一体”的环境法治体系工程建设与发...     

我国区域环境法治研究现状及其拓展

我国当前的环境法治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以点源污染防治为重点,人为分割环境,违背区域环境的整体性,导致跨行政区边界区域环境问题丛生。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该现象的法治原因分析、立法和体制完善、区域环境执法联动机制设计等方面,对区域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探讨相对薄弱。当前的环境法研究亟需突显环境法治的区域性理念;强化区域环境法治的程序性,彰显司法的终局裁判价值;尊重区域居民环境权益,充分保障和发挥其主体能动性;总结、引导和规范当前的跨行政区环境合作实践,将其纳入法治渠道。     

一个分析框架:环境法与民法的对话

为促进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 环境法与民法需要对话。环境法与民法进行对话的实质, 是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两种理论范式之间的对话。环境法与民法在问题意识、历史视域、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上存在着重大冲突, 这种冲突实际上是民法采取的个人主义理论范式与环境法采取的整体主义理论范式之间的差异所导致。在环境法与民法的对话中, 环境法旨在借助民法的理论范式审视环境问题, 为解决环境问题探寻新的出路; 民法的目的是研究环境问题如何影响了民法、民法学, 而这恰是民法典立法急欲从环境法中获得的启示。为解决环境问题, 环境法与民法需要合作, 以公序良俗原则为联结点, 确立二者在调整范围上的界分。     

谈谈环境道德与环境法的双向趋同——环境道德的法律化与环境法的道德化

在当代环境法的发展中,有一种环境道德与环境法双向趋同的趋势,这种趋势以环境伦理的兴起与发展为现实基础,以环境道德和环境法的共生互动关系为理论依据。该趋势表现为环境道德的法律化和环境法的道德化两方面,这两方面辩证统一、构成环境法治的两个阶段,但并不能因此而将这种趋势绝对化。同时还应注意其在发展中国家有特殊的表现：即更多地体现为较低层次的环境道德的法律化;此外在我国环境法治建设中,环境法的道德化更是格外重要。     

欧盟环境法的新近发展与不足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作为独特的环境法治模式,欧盟环境法在我国环境法学研究与立法中备受推崇。然而,现有欧盟环境法研究普遍存在理想主义倾向,欧盟环境法治的内在不足与缺陷往往无人提及。为此,文章首先阐述了欧盟第六个环境行动规划、环境责任、气候变化、化学品管理等领域的新近发展,随即剖析了薄弱的基础法依据、易变的指导思想、执行不足的困境、一体化的悖论等欧盟环境法治依然存在的内在缺陷。最后,文章探究了欧盟环境法新发展及不足对中国环境法治的启示。     

论生态文明建设中刑法与环境法的协调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对包括刑法与环境法在内的现代法治手段具有内在需求.分析表明,中国刑事司法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贡献率较为有限,其根本原因在于刑法与环境法之间的协调性较差.导致两者协调性较差的原因有:(1)环境政策与刑事政策在一定时期呈现出价值分离的状态;(2)生态法益没有成为环境犯罪判定的核心指标;(3)环境执法的难点问题并没有转化为环境司法的重点.提升现阶段中国刑法与环境法协调性的主要进路有:(1)实现环境政策与刑事政策的紧密结合;(2)逐步实现刑事立法的生态化,促进生态法益的刑事保护;(3)加强环境刑事司法过程中生态法益的识别与度量.     

环境法形式理性的困境

随着福利国家兴起和社会多元化发展,现代法律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反形式化倾向。一方面,中国法治发展在客观上深受现代法律反形式化趋势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法治发展现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个性特征也在冲击着法律的形式理性。作为现代法律代表的环境法,同时作为当代中国最具活力法律代表的中国环境法,在上述背景之下不可避免地陷入到法律形式理性的困境之中。具体表现为现代环境法律都必然面对的法律目的超实证化、立法碎片化、司法权自由扩张、行政权自我编程,以及中国本土法治资源所形成的形式法治传统缺失、实质合理性的偏好、政策与法律的抵牾。     

环境侵权救济与诉讼研究综述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环境侵权纠纷呈现增加的趋势。环境侵权救济与诉讼也日益成为环境法学者和诉讼法学者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结合环境侵权的司法实践,我国现行立法的不足以及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学者们主要围绕着环境侵权救济的方式,我国环境诉讼与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以及国外的环境诉讼等问题展开研究,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     

世界对中国环境法的影响及未来拨正之道

中国环境法起步受到世界引领,发展受世界推动,法律体系的形成受世界影响,很多制度内容都借鉴世界经验。中国环境法受世界影响的原因在于：我国环境法起步较晚,世界环境法比较健全,环境问题的共同性和应对的一致性使环境法借鉴和移植成为可能。世界影响下中国环境法的迷失表现在：借鉴的规则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本土,使其效力大打折扣;对某些制度领会不够透彻,致使其被引入后失真;环境法体系遗留空白;丧失国际话语权。未来中国环境法应当更加积极参与国际环境合作,检讨扣纠正世界的不良影响,关注中国的环境法问题,重点是农村环境法和自然资源保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