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压力”与“去污名化”——基层政府走向渔民环境抗争对立面的双重机制

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后,基层政府往往与企业形成利益共谋关系,压制底层社会的环境抗争.“政经一体化开发机制”能够深刻解释内陆地区的这种现象,但难以解释海洋溢油事件中的基层政府行为.在蓬莱19-3溢油事件中,康菲石油公司对基层政府的GDP增长、税收、就业和政绩等都没有贡献,但是基层政府依然走向了渔民环境抗争的对立面.研究发现,“维稳压力”和“去污名化”是基层政府走向渔民环境抗争对立面的双重机制.其中,维稳压力机制的运转由基层政府“对上负责”体制推动,去污名化机制的运转由市县范围内旅游和海产品出口等经济利益驱动.要扭转基层政府走向渔民环境抗争对立面的格局,其根本在于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     

人民民主:理性的诉求与实现路径分析

认识我国的人民民主需要理性的规制,实现人民民主是党和人民共同的责任.现实中,人民民主并没有达至理想的结果,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尚未开创出其成长所需的各项条件.尽管实现人民民主理想目标的最终路径仍需艰辛探索,但通过改善民生,在改善民生与人民民主之间建立起良性互动机制,为人民民主创造适宜的成长环境和条件应是一积极而稳妥的方策.     

殊途是否同归：“沉默型弱者”与“抗争型弱者”的差异与共性——以河北杨乡征地过程中农民维权的两个个案为例

文章通过对河北省杨乡高速公路临时征地中两个个案抗争过程的比较研究,发现抗争者的身份特征、所处环境、抗争动机和表达形式的不同,影响着他们在抗争过程中的遭遇与抗争利益的获取.在此基础上,文章试图通过分析农民内部抗争者之间存在的差异及其面临的共同的外部结构压力,探讨当前中国农民对于抗争的认知与农民抗争的实质,揭示农民抗争面临的困境.     

论实现利益和谐的基本路径

研究现实的利益关系,解决现实的利益矛盾,实现利益和谐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题中应有之义。本文分别分析了实现利益和谐的三条基本路径:经济路径、制度路径和观念路径以及实现利益和谐中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明确指出三者相互作用是实现利益和谐的最终途径。     

古希腊神话的自由精神

古希腊神话所蕴涵的自由精神的核心内容是神和英雄与命运的抗争。它具体表现为“与外在事物的抗争”和“与自己的肉体斗争” ,前者主要凝聚一种知识的力量 ,并通过一系列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 ,完成了从对自然的抗争到对专制暴君的抗争的历程 ,衍生出西方最早的自由民主思想的萌芽 ;后者表现为一种意志力量 ,在英雄悲剧里表现得最为充分 ,其中有理性的思考更有非理性的命运观 ,但这种非理性在与命运的抗争中又转变为一种自我超越———通过对现实的抗争 ,把人 (神 )引向理想的现实 ,从而形成了古希腊神话自由精神中超越与世俗相融 ,也就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融的特色     

中国的环境抗争：一项文献研究

环境抗争已经成为中国的重要社会问题,并对社会结构产生着深刻影响。学术界有关环境抗争的研究议题,包括抗争困境论、政治机会结构论、文化与心理论、网络与策略论以及性别差异论等5个维度。虽然环境抗争研究呈现出较为快速的增加态势,但与当前的污染事件及其引发的抗争频率和态势相比,仍然不匹配。中国的环境抗争研究需要在4个方面予以加强：一是加强经验研究基础上的理论研究,二是对海洋污染事件中环境抗争的特殊性加强研究,三是加强环境抗争的比较研究,四是加强追踪研究,探索环境抗争的倒逼机制。鉴于涉及问题的深层次性,环境抗争研究需要由“多学科”向“跨学科”演进。     

热烈悲凉的生命感悟──论《呼兰河传》的生命意识

生命，始终是萧红创作的关注点之一。《呼兰河传》所呈现的生命意识是尤为复杂的。小说以现实生命的寂寞凄凉为基调，通过对不合理的现实生命状态的展示与批判，呼唤美好的生命形式，同时从现实生命的悲剧节奏中捕捉亮丽色彩，表现出强烈的抗争意识，并交织以创作者对理想生命的执着探寻及其诗意妙悟，具有现实的审美认识价值和历史的哲学意味     

道德英雄的颂歌——解读《奥鲁诺可,或高贵的奴隶》中的理想人性

17世纪女作家阿芙拉·贝恩的小说《奥鲁诺可,或高贵的奴隶》讲述了非洲王子遭到英国奴隶主陷害卖至南美为奴,为寻求自由不屈抗争的故事.作品从人性图景、身体语言、荣誉意志和死亡抗争四个层次阐释理想人性,将情节的可读性与道德内涵的丰富性相结合.作为变革时代的产物,小说体现了作者对人性道德理想和现实的独立思考.     

基于农民政治抗争路径的村民自治制度完善

随着农村经济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农民的政治民主诉求也逐步提高了,作为村庄政治主体的农民会通过理性选择政治抗争的路径来维护自身的利益。然而,农民在现实条件下一般都会选择日常反抗的形式,这种抗争路径非常不利于村庄的民主化进程。因此,在乡村基层民主的推进过程中,如何有效地实现村庄治理、维护村民利益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文章认为,构建一种健全的、切合实际的村庄自治模型将有利于实现国家与农村各个政治主体之间的有效博弈。     

“缺席”抑或“在场”？我国邻避抗争中的环境NGO——以垃圾焚烧厂反建事件为切片的观察

围绕“我国邻避抗争中环境NGO究竟是‘缺席’还是‘在场’”这一理论与实践争议,对5家垃圾议题NGO在垃圾焚烧厂反建事件中的行动进行持续观察与剖析,认为可将其策略解读为“缺席的在场”。即有异于西方邻避运动中环保组织的激进角色,我国大部分环境NGO的确“缺席”了对抗争的直接组织与推动,尚未成为公民环境维权的引领者和动员力量,但若放眼邻避抗争所依存的整个环境治理链条,很多组织则已具有显著“在场性”。其经过“获得—拓展—展演”三个阶段,成功实现从抗争中“孕育”与“脱胎”,并依循“直接”和“间接”两条路径完成对冲突治理的“反哺”。这一发现对我国邻避风险应对、环境困局破解以及社会组织的培育等可提供有益启示。     

试论《白牙》的主题

《白牙》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中篇小说，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以动物生活为题材的著名篇章。作品描写具有四分之三血统的狼“白牙”在荒野之中抗争、生长的苦难，以及后来在主人的爱的召唤下由狼变成狗的曲折经历，展示了作家对人类生存现实的思考和对“文明”的呼唤。文章通过动物生活折射人类生活，表达适者生存引起的种种冲突，颇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但作家的“文明”理想及其实现方式具有过多的梦想成份     

愤怒与理性:模式切换与维权结果

对集体行为和抗争的结果的研究可以增进对这一现象的理解,现实中有很多影响因素都会对结果发生作用.策略的选择是其中非常主要的一个解释变量.与学理上通常把“情绪动员策略”和“法理策略”割裂开来理解不同,现实中,抗争者在不同的抗争阶段可能采用不同的策略.情绪动员策略可以迅速地动员大量参与者,诉诸于强有力的行动,吸引外界关注,让自己的冤情彰显;法理策略是在抗争已经得到关注之后,为可持续地采取集体行动和避免风险而使用的策略.维权者总是有意或者无意地在这两种模式间切换,从而增大他们维权成功的可能性.     

李清照之“愁“的心理解析

李清照之"愁",其心理内涵包括理想被现实撕裂时的锥心疼痛,本我与超我角斗时的无边困惑,女权与男权抗争时的深沉忧戚.     

社会化媒体中的“日常环境抗争”——以“PM2.5”新抗争剧目建构为例

近年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同时,社会化媒体中出现环境抗争日常化现象。以"日常环境抗争"形态呈现的"PM2.5"术语的社会化媒体传播过程构成了新的抗争政治剧目。此剧目仍属"解放政治"抗争范畴,但蕴含着"生活政治"的实现可能。作为抗争对象的国家同抗争者之间的持续协商是"解放政治"的出路,而国家由抗争对象角色转变为生态舆论引导者角色则是"日常环境抗争"内化为"生活政治"的关键。     

"王"与"霸"——早期儒家与古希腊政制观之比较

无论是早期儒家还是古希腊的哲人,对于理想政制的设计一直是他们哲学乃至政治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基于道德中心主义,二者都对理想政制的设计寄予了他们的道德伦理思想.对于早期儒家而言,这种理想的政制就是"王道";而对于古希腊的哲人来说,这种理想的政制就是"哲学王".无论是"王道"还是"哲学王",他们都是在充满道德悲悯情怀的哲人那里所寄托的政治实践理想.然而,现实的政治和社会形势使得这些充满理想的哲人不得不考虑这种政治理想如何在现实的层面上实现.这样,"王道"或许要通过"霸政"才有可能得以实现,而"哲学王"如果在现实中难以实现,也必须要通过强调法治的制度才能实现稳定和谐的城邦.     

环境抗争引发非常规政策变迁的历史制度主义分析

环境抗争有三种类型:农村环境抗争、城市邻避抗争和反大坝建设,其中城市邻避抗争表现最为突出。地方政府面对城市邻避抗争,往往以官方公布停工、停建、改建和移址等处罚型、责令型、道歉型和变更型等决策行为的突发性、临机性和消极性改变作为解决方式,我们将此定义为“非常规政策变迁”,而非政策终结或失败。从历史制度主义来看,这种非常规政策变迁受到内生与外生动因相互影响,具有路径依赖并断续均衡特点,呈现权利运作间不对称关系,结果呈现正面方向发展。从社会冲突的”正”功能来看,消解非常规政策变迁的治理之道是要实现政府治理模式、政策决策体制、社会组织功能和社会民众心理四个方面的转变。     

曼斯菲尔德“双性同体”思想在《幸福》中的体现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是一名双性恋女作家。她的＂双性同体＂思想既关照两性差异,也提倡两性融合;既是与异性恋霸权和父权制的抗争,也是经受残酷现实的打击后作出的妥协。这在其代表作《幸福》中得到了全面而深刻的体现。她以复杂的两性情感经历和独特的小说创作展示了女性对自我的追寻和关注,也流露出双性同体理想在男权社会中注定无法实现的幻灭感。     

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创建与创新的路径选择

现代大学制度的合法性在于它创建与创新的路径依赖于历史传统的渊源、文化发展的共生、大学内外的制度环境和学术道德的恪守,在高等教育市场化中大学不能冲破学术道德和学术尊严的底线,在理想与现实的博弈中创建与创新现代大学制度。     

“造势”与“控势”:环境抗争中农村精英的辩证法

农村精英的资源动员能力及其人生经历促使其成为环境抗争的领导者,而环境抗争走向依赖于他们的“造势”与“控势”能力。农村精英通过问题化、促进问题进入政策议程和借助时势等“造势”策略,扩大了事件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为防止体制外行为和政治风险,他们通过弱组织化、理性化和踩线而不越线等策略进行“控势”。因此,农村精英在环境抗争中扮演着社会减震器作用。政府部门需要认识到农村精英在环境抗争中的正功能,并主动与其建立对话机制。这不仅有助于建立利益受损者的环境维权机制,也可从根本上维系社会稳定。     

现代性成长中的道德理想追寻

现代性促进了当代中国的发展,同时也引发了伦理道德的危机与困境。在现代化全面展开和现代性迅速成长的背景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正确认识中国传统道德理想主义及其现代性意蕴,并从中寻求当代中国走出道德困境,追寻道德理想的现实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