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案件分案审理

刑事案件分案审理是指人民法院对以一份起诉书(自诉状)指控的没有关联性的数个被告人犯罪的案件,或者数个被告人的犯罪虽有关联性但不宜进行合并审理的案件,将其中部分被告人的犯罪运用另外一个或者数个审理程序分别进行审理的一项刑事审判制度。由于我国法律目前没有明确规定分案审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对一份起诉书(自诉状)指控没有关联性的数个被告人的案件进行并案审理,导致出现功能障碍、程序牵连、诉权制约等弊端。在现有法律框架内,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分案审理的条件,对提起公诉的没有关联性的数个被告人间的若干犯罪行为,采取制作数份判决的方式实现分案审理。对自诉案件,可说服自诉人按照法院建议提起自诉,或者裁定驳回。     

刑事被害人司法救济途径探讨

刑事被害人司法救济是在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中,因为被告人确无或者暂时无履行法定义务能力,而向无经济来源、生活又比较困难需要进行救济的被害人发放救济资助专用基金,以缓解刑事被害人的生活困境,修复社会关系。当前,对刑事被害人进行司法救助是人民法院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不断创新社会管理的一项新的举措,主要的司法救济途径是启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我国现行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存在立法缺失、资金欠缺、操作无序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期限探析

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期限的探讨关系到如何更好地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通过研究确定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期限的现实意义、伦理意义和学理基础,得出确定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期限的重要性。确定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期限应当对死者人格利益的范围进行限定,确定行使保护的主体以更好地保护死者人格利益,对于死者精神性人格利益的保护期限以其近亲属存在为限,而对于死者商品化利用程度较高的财产性人格利益的保护期限为死者死后的50年。     

刑法中的溯及力问题研究

刑法的溯及力问题不仅包括刑法法条的修订,还包括刑事司法解释与刑事立法解释。一般而言,"实体从旧,程序从新",但程序性规定对行为人实体权益有重要影响时也应"从旧兼从轻"。适用行为时的法律是指实行行为,间隔犯应以实行行为为准,而不能以结果发生时间为准;出于人权保障的考虑,继续犯应从旧兼从轻,而非一体适用新法;连续犯应以新法施行为界点,分段评价。判断是否有利于被告人应"先定后比"而不能抽象比较。     

检察机关刑事案件退回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由于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刑事案件退回问题并没有做出规定,在实践中导致诉讼效率低下、诉讼资源的浪费等,这不利于案件及时审判和保护当事人的权利,为此,检察机关刑事案件退回制度的完善应明确规定审查期限,严格审批程序;超过期限的,可以依据事实和证据向同级人民法院起诉。     

离婚诉讼中一并审理夫妻共同债务质疑

分析人民法院在审判离婚案件时,一并审理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律依据及其积极作用,并从不合法理、可能损害债权人利益、拖延离婚案件的审结时间等五方面提出了质疑。提出将离婚诉讼中确定夫妻共同债务承担的审理与离婚诉讼相分离,必要时作为债务案件单独审理的主张并论证其合理性,由此提出了对现行《婚姻法》第32条的修改建议。     

关于审理自诉案件的若干思考

根据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告诉才处理”、“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及“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被害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由人民法院依法审判。较修改前相比,人民法院受理的自诉案件范围大幅度扩大,案件种类增加,这样可以减轻轻微刑事案件被害人的诉讼环节负担,同时还可以有效地解决人民群众特别是被害人的告状难问题,对促进公、检、法三机关互相监督,及时惩治…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构建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是少年司法不同于成人司法的一项特殊且重要的制度。通过社会调查可以全方位了解并掌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犯罪原因、日常表现以及评估其人身危险性等，这有利于少年司法工作的开展，有利于对涉罪未成人的保护，有利于法治国家的建设。针对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结合域外经验，宜从确定社会调查启动程序与时间点、明确社会调查报告之性质、提高社会调查员之素质等方面入手，科学合理的构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之社会调查制度。     

父母离婚后子女与父或母共同生活的确定——以民法典编纂为背景审视《婚姻法》第36条

《婚姻法》第36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对父母离婚后子女与父或母共同生活的规定存在不足之处，在司法实践中导致了一定的问题。中国婚姻家庭法中应当明确规定儿童最佳利益原则，同时将子女本位的立法思想渗透到亲子关系的各项制度中。结合儿童最佳利益原则的细化标准与中国现有经验，确定离婚后子女与何方共同生活时，应当根据个案事实综合考量各项相关因素。相关法律术语应当由“抚养”改为“共同生活”。基于此，在立法论层面，中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编纂时应当对现行法律规范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正和完善。     

论我国刑事无效审理制度的建构——从周文斌案“一审第二季”切入

刑事案件中,一审裁判作出前因特定事由决定对全案重新审理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节省司法资源、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以及贯彻司法责任制,故可借由无效审理制度的引入和本土化构建予以合法化。当出现法官中立性存疑、庭审中具有明显错误或其他突发状况时,应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是否适用无效审理制度。鉴于我国审前羁押率较高,该决定还必须取得被告人的同意。宣告无效审理后,审限重新起算,对于之前庭审中已确证的一些证据,控辩双方没有异议的,可直接沿用,若有异议,应当重新质证。如此,不仅能为司法实践中类似周文斌案的维谷之境提供解决之道,亦可促进我国法律体系的发展和健全。     

死刑复核程序之立法完善研究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面临再修改之际,死刑复核程序的改革和完善已势在必行.死刑复核程序之立法完善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死刑核准权下放导致部分案件二审程序与死刑复核程序合二为一、死刑适用标准混乱、立法无序并剥夺和限制了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应将死刑核准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复核方式应修改为赋予被告人律师辩护权,书面审理、凡有争议的案件应采取书面审理与设置听证程序相结合方式;死刑复核范围应采取法官全面审查与针对控辩方提出异议内容进行审理相结合;复核死刑立即执行案件不规定具体期限,复核死刑缓期执行案件规定具体期限;复核死缓案件无论量刑是否偏轻均不得加重被告人刑罚.     

建立我国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的思考

我国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 ,证人出庭率偏低。现行立法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和经济利益保护乏力、证人权利与义务严重脱节是证人拒证的重要原因之一。建立切实可行的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保障制度和经济利益补偿制度 ,可以提高证人的出庭作证率     

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路径探索——以新《行政诉讼法》第18条第2款为中心

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第18条第2款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但对"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并无明确标准,即未指明实现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的具体路径,不利于法制统一。回顾新法之前我国司法实践创新的向"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靠拢的改革节点及其不足,结合行政诉讼原告权利在行政诉讼法权结构中的基础性地位,就会发现,把扩大行政诉讼选择管辖的适用范围与"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对接起来,是实现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的捷径,利于法制统一。该路径不仅具有修复原告权利在行政诉讼法权结构中的基础性地位的意义,还具有协调法定管辖与裁定管辖的关系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司法权行政化的功能。     

对刑事案件速裁程序适用条件的思考

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以被告人自愿认罪为基础,且认罪必须具有程序法上的意义,因此需要设置一个认罪程序作为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前置程序。"当事人对适用法律没有争议"很难实现,不利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启动。"被告人对适用法律没有争议"更能实现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提高司法效率的目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可以通过程序救济得到保障。     

对刑事案件速裁程序适用条件的思考

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以被告人自愿认罪为基础,且认罪必须具有程序法上的意义,因此需要设置一个认罪程序作为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前置程序。"当事人对适用法律没有争议"很难实现,不利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启动。"被告人对适用法律没有争议"更能实现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提高司法效率的目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可以通过程序救济得到保障。     

刑事和解的机理研究

刑事案件涉及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国家与加害人之间以及国家与被害人之间三种关系。在刑事案件中,国家通过作为国民代表、有为国民提供保护义务的逻辑成为刑事案件的受害人,但这无疑使被害个体的利益在诉讼过程中被忽视。刑事和解通过加害人的真诚悔过、道歉、赔偿等,被害人接受道歉从而宽宥被告人并导致刑事案件可以不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或者从宽处理的机理,使得被害和加害双方真正成为影响刑事案件解决的主体。但从刑事和解制度的具体组合形式来看,在较轻案件和一般案件中刑事和解有适用的余地,但刑事和解排除在严重案件中的适用。刑事和解的具体适用只有在个体要求与社会利益、被害人宽宥与加害人悔罪、国家被害与被害人被害之间进行综合权衡才可适用。     

恶意诉讼、虚假诉讼的识别与实证解析——以几起典型案例为分析对象

恶意诉讼、虚假诉讼频发是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恶意诉讼不但破坏国家的正常司法秩序,降低司法公信力,浪费国家司法资源,更会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损害其他人合法权利,影响我国建立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的进程.对此,新《民事诉讼法》和《刑法修正案(九)》相关法条都做出了专门规定,为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如何对恶意诉讼、虚假诉讼具体适用提供了法律依据.为此,要根据案件的性质、危害后果、当事人所持的主观恶意等分别做出轻重有别的处理,既要维护司法秩序的正常进行,又要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尤其是依法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严格遵守罪行法定原则,证据存疑时应做出有利益被告人的裁决.     

论法的溯及力的几个问题

法的溯及力分为法的溯及保护力和溯及约束力。法的溯及保护力应采取从新兼有利原则,法的溯及约束力应采取从旧兼从轻原则。“程序法的溯及力应采取从新原则”的观点是错误的。应正确认识和处理程序法对“未处理的案件”和“未处理完毕的案件”的溯及力问题。法定解释的溯及力也应符合法的溯及力的原则。     

著作权保护期限制之理论思考

著作权保护存在期限限制,这是著作权与有形财产的重要区别之一。著作权保护期限制的正当性可以从经济学、著作权法的公共利益、著作权法的社会政策以及利益平衡等方面加以认识。确定著作权保护期的因素可以从宏观和微观方面分析。著作权保护期在存在一致性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特殊性。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基本原则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项制度可以全面地掌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的原因、平时表现以及可能被挽救的程度等,有利于完善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制度,有利于对未成年人正确定罪,合理量刑和规范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实现教育、挽救、感化未成年人罪犯的目标.当前,宜从确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基本原则,构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