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莱19-3溢油事件的“问题化”机制研究--基于建构主义的分析视角

从建构主义视角分析蓬莱19-3溢油事件,并不是否认它是“有问题的”的客观事实,而是要揭示它是如何“问题化”的,即如何由“问题”演变为“社会问题”。溢油事件发生后,一直存在着多种社会力量的角逐。从它“浮出水面”到“问题化”的过程中,政府、科学家、大众传媒、社会公众和渔民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对这一客观事实进行建构。蓬莱19-3溢油事件“问题化”过程研究表明：它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是社会界定和话语分析的结果;同时,社会结构的变化对蓬莱19-3溢油事件的“问题化”产生着深刻影响。溢油事件中的社会建构机制和信息发布机制,对于政府部门处置类似环境突发事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基层干部“污名化”现象的成因及破解思路

当前,基层干部形象被误读,一些基层党员干部被“污名化”.其原因主要为:名目繁多的“一票否决”让乡村干部有时不得不得罪群众,责大权小、事多钱少没尊严,基层工作的辛苦与待遇不相匹配,维稳任务重等,基层党员干部的政治生态多元、多变、多层次,会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基础,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因此,要建立客观公正考核基层党员干部政绩的指标评价体系,优化领导机关与基层权力生态系统的体制机制,加强政治生态环境建设,从民主法治视角加强党员干部教育;基层党员干部也要在“污名化”的旋涡中自保自证清白等.只有把为民的思路变成群众的致富之路,把为民的实绩变成群众得到的实惠,让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党员干部的公仆情怀,才能切实破解基层干部的“污名化”现象.     

蓬莱19-3溢油事件中渔民环境抗争的路径分析

基于行动者的角色扮演及其互动关系,本文比较分析了蓬莱19-3溢油事件中渔民环境抗争的理想路径与现实路径.研究发现,在理想路径中,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和权责裁定者,以国家海洋局和地方海事法院等为代表的公诉方的公正是渔民维权实现的核心;但在现实路径中,责任方的强势自我认定和公诉方的执法角色失位是渔民环境抗争受阻的双重阻碍.渔民环境抗争实现的理想路径构建,关键在于建立和完善确保公诉方公正执法、责任方依法履责和中立方客观中立相关的制度法规及其社会环境.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衰变及其治理模式变革：从“粗放式摆平”到“精细化治理”

环境群体性事件是转型期环境利益矛盾激化的综合反映,也是基层治理面临的关键问题。在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上,地方政府长期运用的是“粗放式摆平”行为模式,主要样态包括权宜之计、刚性维稳、工具单一、政府包揽等维度。党的十八大之后,在党中央“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总目标指引下,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由此迈向了精细化治理的变革之路。较之于“粗放式摆平”,“精细化治理”具有关口前移、制度建设、公平正义、柔性治理、社会协同等特点。从“粗糙式摆平”迈向“精细化治理”,是多重社会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包括事件风险性与不确定性的倒逼、政府应急处置能力的提升、学习与培训机制的跟进以及社会认知的深化等。     

“造势”与“控势”:环境抗争中农村精英的辩证法

农村精英的资源动员能力及其人生经历促使其成为环境抗争的领导者,而环境抗争走向依赖于他们的“造势”与“控势”能力。农村精英通过问题化、促进问题进入政策议程和借助时势等“造势”策略,扩大了事件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为防止体制外行为和政治风险,他们通过弱组织化、理性化和踩线而不越线等策略进行“控势”。因此,农村精英在环境抗争中扮演着社会减震器作用。政府部门需要认识到农村精英在环境抗争中的正功能,并主动与其建立对话机制。这不仅有助于建立利益受损者的环境维权机制,也可从根本上维系社会稳定。     

行政考核、任务压力与农村基层治理减负——基于“压力-回应”的分析视角

在科层制体系中,自上而下的行政考核在增强任务压力的同时,也催生出基层多样化的减负回应方式.基于“压力-回应”的分析框架对农村基层治理考察发现:以精细化管理为特征的行政考核不仅加剧了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压力,也塑造出上级部门常态化考核与基层淘汰式回应、上级领导不定期督查与基层拼凑式应对、上级政府签订责任状与基层选择性消解的治理样态.以靶向式的底层回应过程,在降低被督查和问责风险的同时,也显现出从“条块分割”走向“合作互动”的跨部门共谋,从“刚性约束”走向“弹性结合”的策略性变通,从“痕迹管理”走向“分类治理”的责任转移现象.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加强政策供给的有效性,使政策执行的刚性约束与考核目标的弹性机制相结合,在拓宽基层自治空间的基础上,提升各基层干部的执行能力,使中央减负政令真正落地.     

老年认知症“污名化”与“去污名化”干预的研究进展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认知症疾病发病率呈上涨趋势,而疾病“污名化”对认知症患者带来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文章通过梳理认知症“污名化”的概念、类型和现状,归纳总结了认知症“污名化”从知识、态度、行为三个方面表现出的特征,认知症的“污名化”对老年人社会参与、就医行为和健康产生的影响,以及目前国际上关于认知症“去污名化”的干预措施、成效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设认知友好社区开展“去污名化”干预时的注意事项,同时关注“污名化”产生的卫生服务利用和健康不公平,以及认知友好社区建设的文化包容问题。     

国家介入背景下的底层环境抗争研究

在底层的环境抗争中，国家介入表现为积极介入、消极介入与消解性介入三种类型，不同的介入类型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 作为“中国海洋污染索赔第一案”，“塔斯曼海”轮溢油事件开创了维护国家海洋生态权益的先例。 在此次事件中，国家的积极介入是底层环境抗争成功的关键。虽然国家介入的主旨在于保护海洋环境，但它为底层环境抗争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渠道和专业技术支持，提高了抗争维权的组织化程度，并为判决结果的执行提供了机制保障。 而从整体上看，国家介入具有选择性，导致底层社会权益维护的制度保障不足。 只有建立健全制度化介入机制，才能有效维护底层群体权益，进而促进社会良性运行。     

渤海溢油事件的社会影响研究

在渤海溢油事件的影响研究中,学术界开展了深入的环境影响和经济影响研究,但忽视了社会影响研究。而渤海溢油事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进而影响了溢油事件的解决进程。研究发现,渤海溢油事件既在社会舆论、环境抗争、社会稳定、社会心理等层面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性问题,也在制度创新、产业布局调整和海洋环境意识等层面产生了积极的倒逼机制。渤海溢油事件的社会影响具有系统性、连锁性、复杂性和潜伏性等特征,因此深入的、持续的追踪研究十分必要,而这更加突出了开展社会影响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的环境抗争：一项文献研究

环境抗争已经成为中国的重要社会问题,并对社会结构产生着深刻影响。学术界有关环境抗争的研究议题,包括抗争困境论、政治机会结构论、文化与心理论、网络与策略论以及性别差异论等5个维度。虽然环境抗争研究呈现出较为快速的增加态势,但与当前的污染事件及其引发的抗争频率和态势相比,仍然不匹配。中国的环境抗争研究需要在4个方面予以加强：一是加强经验研究基础上的理论研究,二是对海洋污染事件中环境抗争的特殊性加强研究,三是加强环境抗争的比较研究,四是加强追踪研究,探索环境抗争的倒逼机制。鉴于涉及问题的深层次性,环境抗争研究需要由“多学科”向“跨学科”演进。     

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激情抗争的演进逻辑及其解读——以陶村的土地纠纷为个案

该文以陶村土地纠纷为个案,从抗争参与主体和抗争事件过程两个维度对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激情抗争遵循何种逻辑、该逻辑何以可能、效果如何及何以应对几个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价值-利益回归构成了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激情抗争的演进逻辑;基层党群关系矛盾与村落权势阶层兴起为底层社会激情抗争提供了重要空间,压力型维稳体制、同心圆式政治权力结构为底层社会激情抗争提供了重要机遇;底层社会激情抗争具有组织化程度低、情感性动员强特征,是一种工具性为主、情感性为辅的非政治对抗的利益规则意识;防范利益诉求向价值诉求转变,是化解底层社会激情抗争逻辑演变的重要关键点;西方集体行动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激情抗争演进逻辑。     

人民调解何以成为维稳最前沿——基于贵州桐乡的法律人类学考察

基层群众自治原本是人民调解制度的设计初衷,但在运作实践中却被裹挟进国家的维稳治理格局中。剖析人民调解是如何被裹挟进维稳中去的内在逻辑问题,有助于理解并处理好维权和维稳的关系。对基于贵州省桐乡的实地研究和文献研究发现,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民调解是这样被逐步推向维稳最前沿的被卷入基层维稳治理格局的内在逻辑表现为：首先,国家通过“一票否决式”的淘汰赛机制将乡镇政权“吸纳”到维稳中,并赋予其维稳的职责、目标和任务;接着,乡镇政权通过再造“因事而定的”乡村关系,把维稳任务分解、下沉,将村庄拉进维稳治理中;最后,乡镇政权通过制度设计（即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和技术保障（即依附于村干部身份的调解员）来最终实现人民调解与维稳的“焊接”,从而最终把人民调解推向基层维稳治理的最前沿。     

政府软实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维稳困局的破解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未来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极,而在建设过程中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政府维稳的艰巨性,使政府陷入“投入倍增而收益递减”的困局。维稳过程中的压力型体制,迫使地方政府运用最得手也是最能立竿见影的硬实力方式维稳。维稳的硬实力运作机制,最初是有成效的,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社会利益的进一步分化,政府维稳硬实力的“软”呈现出来,政府常规硬实力维稳出现了失灵。政府运用软实力来维稳,具有很大的优势,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府运用软实力维稳,投入少而收益多,软实力运用得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其“硬”的一方面来。因此,为了破解维稳困局,政府要积极稳妥地创造性地运用软实力。     

一次“化危为机”的政府网络舆情公关——对会理县“悬浮照”事件的思考

网络舆情是把双刃剑,它既有助于宣泄社会压力、对监督政府工作具有推进作用,但也因指向公权力的热点事件、敏感问题而影响到政府公信力.如何导控网络舆情,化解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提升政府公信力,是网络环境下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一是积极、坦诚沟通,及时控制事态;二是引导舆论走向,重建政府信誉;三是吸取事件教训,改进政府工作作风.     

从“争贫”到“弃贫”:农村贫困治理历程中非贫农户的角色演变——基于桂中H村的田野追踪分析

在农村贫困治理历程中,扶贫政策执行的路径依赖特性塑造了基层行动者的策略性“变通”行为,由此衍生出非贫农户“争贫”与成为贫困户后“弃贫”的二元逆向选择样态。基于桂中H村的田野追踪发现：在建档立卡期间,由于政府帮扶资源具有的显性福利与隐形利益,识别机制错位加剧了恶性竞争与简约治理下的“变通”处置,使得非贫农户以“身份的特殊性”与“弱者的武器”进行“争贫”,进而增进个人利益最大化。但在脱贫攻坚时期,由于个体脱贫压力与村庄舆论持续性“差序”传播形成的“涟漪效应”,行政考核压力与政策执行压力逐级加大,迫使被认定为贫困户的非贫农户采取各种策略“弃贫”,以消除贫困“污名化”的负面效应,进而降低自身的被关注度与舆论风险的社会放大。     

媒介属性和事件属性的双重建模：媒介与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关联研究——基于20个案例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QCA）

[提要]本研究以国内2012-2016年20例典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为研究对象,运用定性比较研究分析（QCA）方法进行“事件属性”和“传播属性”的双重模型建构,探寻此类事件爆发和演变的内在机制与传播逻辑。研究发现,相比事件属性,传播属性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抗争结果发挥了更显著的作用;“舆论”是必要条件,即但凡此类事件取得成功一定受到舆论的影响;“意见领袖”是核心条件,即绝大多数情况下抗争成功离不开该因子的作用;而“网络媒体”、“谣言”、“舆论倾向”和“局部传播”这4个因素又是该类事件抗争成功的关键成因。     

“行政性代理”:基层调解的另一种样态——基于一起死亡赔偿调解案件的分析

行政性代理是基层调解中的一类特别现象。在一起死亡赔偿调解案件中,行政性代理是基层政府迫于维稳压力对事件所作的一种应对。为拿到赔款,官民共谋下的合作施压成为追讨方采用的主要策略。具体而言,村民把闹事作为一项有力的武器,而司法所长在利用官员身份所带来的权力资源的同时,还强调依法索赔。尽管在个案中取得良好效果,但行政性代理在制度化、行动的"合法律性"、角色定位、资源供给等方面存在隐忧。行政性代理无法也不应成为一项长效的机制,政府应着重考虑如何为民众获得调解及其他法律服务提供更多的机会和途径。     

政治机会结构与农民环境抗争——苏北N村铅中毒事件的个案研究

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关注那些没有多少政治权力的群体在缺乏传统的政治资源时为何能获得一定的博弈能力.苏北N村铅中毒事件中,村民环境维权的政治机会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结构性机会”,包括选举与“乡政村治”、环境诉讼、寻求专家学者和民间环境组织帮助、信访等,这些结构空间发挥的作用不大.与此相比,相对开放的媒体对于事件的解决起了关键性作用,这种状况反映了当前中国农民环境抗争的政治机会结构存在严重缺陷;二是“象征性机会”,包括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和对环保问题的强调、中央政府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张力,以及农民维权被镇压的危险明显减少等.象征性机会通过影响农民的主观感知和心态而对他们的策略选择产生间接影响.在不同情境中,“政治机会格局”可能对媒体的实际作用产生重要影响.     

“缺席”抑或“在场”？我国邻避抗争中的环境NGO——以垃圾焚烧厂反建事件为切片的观察

围绕“我国邻避抗争中环境NGO究竟是‘缺席’还是‘在场’”这一理论与实践争议,对5家垃圾议题NGO在垃圾焚烧厂反建事件中的行动进行持续观察与剖析,认为可将其策略解读为“缺席的在场”。即有异于西方邻避运动中环保组织的激进角色,我国大部分环境NGO的确“缺席”了对抗争的直接组织与推动,尚未成为公民环境维权的引领者和动员力量,但若放眼邻避抗争所依存的整个环境治理链条,很多组织则已具有显著“在场性”。其经过“获得—拓展—展演”三个阶段,成功实现从抗争中“孕育”与“脱胎”,并依循“直接”和“间接”两条路径完成对冲突治理的“反哺”。这一发现对我国邻避风险应对、环境困局破解以及社会组织的培育等可提供有益启示。     

基层维稳工作中增强政府回应的有效途径探析

政府回应是行政学领域的基本范畴之一,在我国基层维稳工作中越来越显示出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在基层维稳工作中对增强政府回应能力方面做过许多积极探索,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政府回应的积极性差、政府回应方式过于传统与单一、政府回应机制不健全等。针对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对我国基层维稳工作中的政府回应加以强化,即确立公民本位的服务意识;不断丰富并创新基层政府回应的方式;进一步完善我国基层政府回应的法律、协商、监督以及评估与反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