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今薄古”与历史科学大跃进

自从陈伯达同志为了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的大跃进,提出了“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方针后,全国各地史学工作者各抒己见,展开讨论。我曾参加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和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厚今薄古”座谈会,深受启发。对于历史科学如何贯彻“厚今薄古”的原则问题,我是同意范文澜同志的意见的:“厚今薄古”还是“厚古薄今”,是兴无灭资还是兴资灭无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新史学工作者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者立场上,以厚今薄古、兴无灭资为己任,确实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研究,使历史科学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政治服务。在过去受到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旧史学影响的     

“生理决定论”是“遗传决定论”的翻版

“彻底清算心理学的资产阶级方向”的斗争,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与机械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斗争。本文试图简要的说明,资产阶级心理学者贴着马克思主义标籤的各种谬论,归根到底,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遗传决定论”的翻版。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存在。人的观点立场、思想方法以及知识、才能和个性特征,都是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毛主席说:“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     

因思想而异乎?因“今”“古”而异乎?——关于“厚今薄古”方针的讨论

近年来,时常听到历史界的同志谈起研究现代史的“苦处”。他们,一方面认为,现代史材料丰富而分散,亟须整理,许多问题又是同现实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又有种种顾虑,如:搞现代史容易犯错误,不容易有成就等等。最近,上海有些高等学校展开了“厚今薄古”的辩论,我又不止一次地听到类似的看法。“研究现代或现实问题容易犯错误,研究古代问题不容易犯错误”似乎成了反对“厚今薄古”的一个振振有词的理由。姑且不论持这种见解的人有多少不必要的或不应有的个人考虑,不妨先就他们立论的是否正确,谈谈自已的看法。按逻辑推论,在这一派人看来,似乎现代或现实问题本身就包含着使人犯错误的因素,因而,人人避而远之,“厚古薄今”也就无可非议。但是,他们不能解释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许多人正是由于研究现代或现实问题对革命和建设作出贡献呢?陈伯达同志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和胡绳同志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论著,在民主革命时期,起了揭露帝国主义、     

论鲁迅“作者本身”必须“是一个战斗者”的思想

对于革命文学,鲁迅有一个基本的观点,这就是:它应当而且必须成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应当而且必须具有革命性和战斗力。否则,它就难以完成自己所身负的历史使命,因而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是,怎样才能使革命文学具有革命性和战斗力,并真正成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呢?鲁迅认为,首要的和关键的问题在于:“作者本身”必须“是一个战斗者,”必须坚持为革命而写和在革命中写。     

实践“三个代表” 掌握科学方法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典范。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就是要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     

“厚古薄今”呢,还是“厚今薄古”?

“厚古薄今”呢,还是“厚今薄古”?在高等学校人文系科,这是教学整改大辩论的中心。复旦大学中文系全体师生就这个中心展开了热烈的论争;当然,没有谁正面提出“厚古薄今”的主张,但论争过程却充分证明这种主张的存在;尽管这种主张的持有者打着一些别的旗号。反对“厚今薄古”最烈的,是自称“厚古厚今,学古为今”的双厚论者。他们说:“祖先留给我们丰富的文学遗产,这是好事,不能薄!”他们认为,过去的问题不在“厚古”而在“薄今”,纠正偏差,只须把“今”提到应有的位置——古今同“厚”,便可以了。的确,祖国文学遗产绵亘数千年,浩瀚如烟海。     

談談文史哲”“厚古薄今”的傾向

“文史哲”創刊已经七年了。在这几年中“文史哲”对我国的学术研究作出了許多貢献。例如,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問题的討論,关于紅楼夢问题的討論,批判胡适、华崗、馮雪峯、陆侃如反动的学术思想等等。所有这些成績都是不能否認的。但是,“文史哲”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其中特別突出的是“厚古薄今”的傾向。这个傾向主要表現在那些方面呢?产生这个傾向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現在,我們就这两个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     

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人的哲学”

近年来,关于“人”的问题,理论界讨论得很热烈。通过讨论,大家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重视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但是,人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地位?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从什么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去研究人的问题?大家的分歧就比较大。下面就讨论过程中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意见,祈望同志们批评指正。一“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目的,这是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人的哲学”的那些同志的主要论点。但他们所主张的这个“出发点”,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这在他们中间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解释,我认为都缺乏说服力。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的“限制论”问题

在我国,为什么价值规律长期处于“被排斥”的地位,在实践中往往被忽视,甚而违背它,以致屡屡惨遭它的惩罚呢? 首先,这是和我国经济学界的一些同志长期坚持一种“限制论”的观点分不开的。我国经济理论界对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作用问题的研究,发端于一九五三年。当时流行于我国经济论坛的一种观点是“限制论”,即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事业逐步发展,价值规律作用范围和程度将逐渐受到限制;价值规律受限制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斗争的过程。因此,必须扩大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借以扩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与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的活动范围,使价值规律日益“从属”于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吗?

长期以来,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矛盾的斗争性是五条件的。这种观点在现行中学政治教材中有着突出的宣传,说:“矛盾的斗争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为什么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呢?其理由是:“矛盾的斗争贯穿于过程的始终,矛     

“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

一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在新中国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表现为两条道路的斗争。解放前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胡适别有用心地引导青年脱离革命,要他们全力钻进故纸堆中去,“整理国故”,胡适非常强调他的所谓考据学。据他看来,把一个古字考证出来,其功不在哥白尼之下。他这些花言巧语,确     

阿尔都塞的“根本问题”及其启示

尽管阿尔都塞前后期的思想有一个断裂,但“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却一直是他前后期都关注的根本问题.尽管他前后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截然不同,但这两个不同的回答却都对我们有所启示:哲学应该以“理论的方式”关注现实;哲学是有自己的“立场”的,也应该有自己的“立场”;马克思主义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不应把精力过多投注在体系的建构上.     

要重视思想方法论的研究

为什么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强调学习方法论,强调学习思想方法?人们常说“哲学是世界观”、“哲学是认识论”、“学哲学要学方法论”。那么,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三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一)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须讲究方法。思想方法,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作方法是否得当,关系到“事半功倍”,还是“事倍功半”甚至关系到事情的成败。毛泽东同志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有段名言:“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     

刘少奇世界观改造思想述论

刘少奇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在党员世界观改造方面有着大量的论述。刘少奇认为,思想改造,就是要“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同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斗争;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同自己的各种非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进行斗争;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去同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世界观改造,要达到怎样的标准？刘少奇提出,“就是要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忠诚纯洁的进步的模范党员和干部。”怎样改造世界观？刘少奇提出,根本的途径是学习理论,投身于社会实践。     

关于作家选择题材的自由——一个被“四人帮”搞乱的问题

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过程中,作家有选择题材的充分自由,这本来是件不容置疑的事。但“四人帮”为了把文艺创作纳入其篡党夺权的轨道,把作家写什么题材,笼统归结成为什么人的问题,立场、世界观的问题。这个似是而非的谬论,我们必须加以澄清。题材的选择与为什么人为什么人,为哪个阶级服务,是文艺的根本问题。作家选择什么题材,决不能脱离     

康生和所谓“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

所谓“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即所谓“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的斗争,关于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问题的斗争,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斗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林彪、“四人帮”、康生一伙鼓噪得震耳欲聋。然而,这三次所谓“原则性的大斗争”究竞是什么人定的性呢?它的内幕又怎样呢?对于这一点,不用说广大群众不了解,就是当时或后来参与过这些“斗争”的绝大多数同志也未必清楚。大量的事实说明,把建国以来哲学界的几次学术争论(有的甚至根本没有公开争论过)定性为“三次原则性的大斗争”的,不是别人,是康生,把杨献珍同志以及一大批哲学工作者乃至无辜的青年打成“反党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不是别人,也是康生;在“十年动乱”期间,利用     

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兼评“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核心”

在民族理论研究和宣传中,我们经常告诫人们,要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呢?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当前流行着一种“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核心”的观点,这种观点对不对呢?既然连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这个问题都没弄清楚,又如何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呢?因此,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实有加以辩明的必要。本文不揣冒昧,拟对这个问题谈一管之见,求教于同志们。     

“封建迷信”与“迷信”辩析

▲“封建迷信”的说法是怎么来的呢?它在理论上是否正确呢?这种看法对于我们认识当代与世界上存在的迷信现象,对于我们长期反对迷信思想和迷信活动的斗争是否有关,《“封建迷信”与“迷信”辩析》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领导干部怎样才能做到“讲政治”

江泽民同志提出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不仅深刻阐述了它的重大意义,基本内涵,而且切实地讲明了领导干部如何才能做到“讲政治”,即如何才能做到具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坚定的政治立场,正确的政治观点,很强的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的问题。 能否真做到、做好“讲政治”,说到底是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问题,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即是否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是否真正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具有为人民的根本利益甘于奉献的精神。领导干部怎样才能做到这些呢?我领会江泽民同志主要谈的是以下三点:     

中山大学学报改进编辑工作

中山大学学报现正依群众所提的意见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着手改进工作,特别是对学报的社会科学版的编辑方针,进行了初步检查,认为学报过去所登载的文章,厚古薄今的情况是严重的,反映现实政治斗争和批判性的文章很少,因此使学报缺乏思想性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