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厚今薄古和边干边学

一3月10日陈伯达同志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哲学社会科学跃进的方法之一,是厚今薄古和边干边学”。我以为这一提法,是很正确、很及时的。所谓厚今薄古,主要的精神是:一切科学研究,要适应当前建设的需要,要为当前的政治服务。这是一个方向性问题。陈伯达同志对于一部分“逃避现实政治生活,企图躲到三代的象牙塔中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严厉的批判。因为这般人一     

“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意义

我反复研究陈伯达同志的关于“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话,觉得意义深远。为什么要“厚今薄古”呢?据我的体会是:科学研究无论自然科学也好,社会科学也好,凡是涉及古代的,如果不是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和生活实践中来研究,总不免食古不化,或者是徒劳无益。因为古人的话,是对古人说的。古人所说的事物,     

治古史也应“厚今薄古,边干边学”

陈伯达同志说:“考古是可以的,但不能用学术界的主要力量去考古。主要力量应该用于研究当代的实现。”这几句话对于我国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历来的偏向,可谓一针见血,又是剂救时良药。我个人专研古史,当然没有设想到这样全面的问题,但即就古史而论,我也主张从较近的古代,逐渐向上推求到较远的古代;谁都晓得,时代越近,我们能够掌握的材料越多,现象的观察越明朗,得出的结论也较易正确。考古,如陈伯达同志所说,     

我对“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看法

现在提出“厚今薄古”,也就是说应该克服偏重研究古代的偏向。为什么今天一般偏重于古代的研究呢?我以为这是为研究而研究,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还未得到彻底批判,还未清除的结果。科学工作者不关心当前的社会实际,忽视现实社会翻天复地的大变化和一日千里的大发展,当然谈不上研究工作如何为政治服务的问题。厚今薄古就是要我们多研究现代的东西,我的体会,也就是要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尤其是现代的、当前的社会实际,     

“厚今薄古,边干边学”方针指出了我们学术思想革命的战斗方向——上海社联召开“厚今薄古,边干边学”座谈会纪要

自从陈伯达同志的“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讲话发表后,引起了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一个多月以来,上海各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关和有关学术团体,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参加这个辩论的,除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之外,还有广大学生、机关干部以及中学教师。辩论之热烈是很少有的。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为了进一步推动学术界的这场争辩,正确理解这个方针,特于四月十三日假科学会堂举行了座谈会,应邀出席的有史学、文学、语言学、法学、哲学、经济学和教育学等学术界学者四十余人。座谈会由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席、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主持。他说,“厚今薄古,边干     

秦始皇“厚今薄古”吗?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政治机构的设置问题,在大臣中曾发生过争论,先是王绾、后由淳于越等人建议秦始皇采用分封制,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史记·秦始皇本纪》)。而丞相李斯,却力主设郡县。他说:“三代之事何足法。”并给淳于越等人扣上了“不师今而学古,惑乱黔首”的帽子。 很明显,所谓“不师今而学古”,是针对淳于越等人提出的分封制来说的,此外就不再包含别的什么意思。可是,后人不察,由于秦始皇听信了李断的话,分天下为36邯,其后又为防止儒生“以古非今”而实行李斯建议的“焚书坑儒”政策,于是就称秦始皇“厚今薄古”。     

“厚古薄今”呢,还是“厚今薄古”?

“厚古薄今”呢,还是“厚今薄古”?在高等学校人文系科,这是教学整改大辩论的中心。复旦大学中文系全体师生就这个中心展开了热烈的论争;当然,没有谁正面提出“厚古薄今”的主张,但论争过程却充分证明这种主张的存在;尽管这种主张的持有者打着一些别的旗号。反对“厚今薄古”最烈的,是自称“厚古厚今,学古为今”的双厚论者。他们说:“祖先留给我们丰富的文学遗产,这是好事,不能薄!”他们认为,过去的问题不在“厚古”而在“薄今”,纠正偏差,只须把“今”提到应有的位置——古今同“厚”,便可以了。的确,祖国文学遗产绵亘数千年,浩瀚如烟海。     

谈“厚今薄古”

当前工农业的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已在全国各地方蓬勃地发展着,而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界自应赶上去,自应使我们的科学研究为这大跃进的社会主义生产服务,总结这一伟大的生产斗争的经验而予以提高,再从提高的认识中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更大发展;这自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要作到这一点,首先就应克服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思想障碍——“厚古薄今”的思     

“厚今薄古”辨

在文艺领域里,曾经流行着“厚今薄古”的口号。这个口号,以突出当前政治和为现实服务的名义而制造古今对立;以强调革新创造的姿态而篡改“古为今用”的正确原则。文化大革命前,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人们或由于对是非辨析不清,或由于追求安全系数,在考虑上演剧目的题材,制订文艺研究的选题,安排报刊杂志的篇幅时,都有意无意地要拿出“厚今薄古”这根尺子来量量。现在,公开宣传这个口号的现象已不常见。然而由于流毒未清,界线不明,它的阴影仍然投射在文艺创作、文艺研究的领域中。有的同志因上演传统剧目而担心,部分文艺刊物以不研究古典文学而安心,个别研究者对“大、洋、古”总     

“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

一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在新中国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表现为两条道路的斗争。解放前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胡适别有用心地引导青年脱离革命,要他们全力钻进故纸堆中去,“整理国故”,胡适非常强调他的所谓考据学。据他看来,把一个古字考证出来,其功不在哥白尼之下。他这些花言巧语,确     

“厚今薄古”与莎士比亚

前几天在复旦大学参加“厚今薄古”大辩论,听到这样一种意见:就是教莎士比亚这门课,怎样贯彻“厚今薄古”?这倒是个实际问题了。关于这类问题的怀疑,还不限于莎士比亚。在第一师范学院的一个会上就有人提出,在古典文学里如何贯彻“厚今薄古”的问题。除了“厚今薄古”之外,在文学教学上还有人提出“厚中薄外”的问题。有些人看来,凡是教古典文学的都是“厚古薄今派”,或至少是个“古今兼厚派”;凡是教外国文学的都是“厚外薄中派”,或至少是个“中外兼厚派”,这种看法恐怕太笼统,在专长古典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朋友们听来,也恐怕未必服气。至于说从数量上看,多讲古代和外国,就是“厚古”和“厚外”,少讲或不讲现代和中国,就是“薄今”和“薄中”,这是严重的现象,必须     

哲学工作者的理论研究方向问题——对陈伯达同志“厚今薄古,边干边学”讲话的点滴体会

哲学社会科学能够、而且必须跃进,这已经是大家公认的事实;现在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如何才能跃进的问题。我个人对跃进粗浅的理解是:在克服保守思想的基础上,尽量挖掘潜力,把只要鼓起干劲就能够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方面做到多、快、好、省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把过去认为做不到的或不能短期做到的事情做出来并大大缩短所需要的时间等。而达     

厚今薄古 温故知新 兴无灭资 边干边学——西北大学史历系提出初步跃进规划

西北大学历史系教职员最近时期的大字报內容已轉入規划及如何培养自己成为又紅又專的知識分子方面。冉昭德老师提出了六条“比理論学习”的条件,向青年教师展开竞賽。他已出了一百多張大字报。郭繩武同志在三月十日又写出了四十張大字报,概括了历史系的主要問題,并对系上老师出的大字报提出了自已的看法,最后还提出了三条具体保証。在十二日的大字报中,他写道:“厚今薄古,溫故知新,兴无灭資,边干边学,应为历史系規劃的总方針。”“溫故为了知新,好古則成盲目,‘古而可好’,何必为今之人歟?”周禎祥,彭树智的大字报中,則提出了三年規划綱要,响应郭繩武同志的規划,向冉先生应战,同青     

为什么要阅读经典?

国内高校通识教育勃兴,经典研读类课程成为重中之重。不过质疑从未停歇:当代人为什么要阅读经典,尤其是那些时空遥远的经典?自然科学专业的学习者既然有标准教材,还有必要阅读经典吗?深入考察之下不难发现:人的生活和人类历史由人的行动构成;而人的行动由自然环境、本能欲望和文化观念决定;经典塑造了人们的底层文化观念,进而调控着人们的行动方向和价值追求。因此,阅读经典是个体自我认识的需要,是族群自我认同的需要,更是文化自我更新的需要。在今天,我们需要阅读包括自然科学经典在内的一切经典作品。     

“厚今薄古”与历史科学大跃进

自从陈伯达同志为了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的大跃进,提出了“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方针后,全国各地史学工作者各抒己见,展开讨论。我曾参加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和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厚今薄古”座谈会,深受启发。对于历史科学如何贯彻“厚今薄古”的原则问题,我是同意范文澜同志的意见的:“厚今薄古”还是“厚古薄今”,是兴无灭资还是兴资灭无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新史学工作者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者立场上,以厚今薄古、兴无灭资为己任,确实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研究,使历史科学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政治服务。在过去受到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旧史学影响的     

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座谈“厚今薄古”方针

上海哲学与社会科学学术界的新的学术思想革命,已经随着“厚今薄古,边干边学”方针的争辩揭开了序幕。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为了响应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的号召,进一步讨论这个方针,特于四月二十日举行了全体会员扩大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该会全体会员以外,还有上海市各高等院校、有关机关、学术团体、中等学校等单位史学工作者等数十余人。座谈会首先由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第一师范学院三个单位的历史系和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分别汇报了本单位关于“厚今薄古,边干边学”方针大辩论的情况。目前的辩论已经开始     

为什么要摒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在学习《决议》的时候,许多同志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摒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概念?”这里谈谈我个人的理解。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和系统化的过程。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在《红旗》杂志的一篇题为《大立毛泽东思想的伟大革命》的社论中,第一次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样一种概念化、标准化的提法。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在“两报一刊”的题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的编辑部文章中,对这个“理论”作了系统的论述,第一次把这个“理论”概括为六个     

对于“厚今薄古”的几点体会

陈伯达副部长所作的厚今薄古和边干边学的指示,我认为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大跃进的一个重要方法之两个方面,愿意结合自己的研究专业——历史学来谈谈。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史学界一向存在着的两条路线。整个史学界都贯穿着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兴无灭资,彻底挖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根,边干边学,力争红透专深,明确学习和研究的目的是为当前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服务,才能真正贯彻厚今薄古的方针。所以,厚今薄古不单纯是史学     

“人日”为什么要游“杜甫草堂”

“人日”是什么日子呢?据《荆楚岁时记》载:“按‘西清诗话’载‘方朔占书’谓:岁后八日:一日鸡,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马,七日人,八日谷。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阴则灾”。又《董勋问礼俗》亦载:“正月初七日为人日。”这里晴育阴灾的     

我为什么要制造学术泡沫?

2006年4月,我又一次来到北京,参加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招生的面试.为了给此行增加底气,我带来了刚刚装订好的硕士论文,还有此前发表的几篇论文.忐忑走进古代文学教研室,短暂自我陈述之后,开始了先生们的提问.首先发问的是刘勇强老师,他的问题中有一个是针对我的论文《简论归有光散文中的小说因素》:"为什么你觉得他的这些散文有小说因素,我却以为没有?所谓'小说笔法',你是怎么界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