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孟姜女故事研究看顾颉刚的古史观念

孟姜女故事研究不是“层累”说的促成因素,而是顾颉刚在提出“层累”说以后,为深化其“故事眼光”以更好地解释古史演变,才展开的个案研究。孟姜女故事研究确实深化了顾颉刚的“故事眼光”,并对其古史观念产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是推动其研究旨趣在“辨真伪”和“穷流变”之间,进一步偏向了后者;二是让顾颉刚认识到在古史演变中,还存在由共时性多元地域文化向历时性一元叙事转化的现象。     

顾颉刚先生对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及贡献

20年代前后,顾颉刚先生曾对民间文学与民俗学作过数年研究。研究内容有孟姜女的故事,吴歌、神道和社会。目的是用传说、戏剧、民歌、民俗等作为历史研究的辅助,从中得到研究古史的方法。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开创了民俗学研究的新纪元,取得了划时代的、举世公认的卓越成就。     

“通讯”和“按语”：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的论学方式

在<歌谣周刊>和<国学门周刊>上由顾颉刚所主持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中,通信是整个研究的主体.同时,作为整个研究的发起者和引导者,顾颉刚常以"按语"的方式参与讨论.这些"通讯"和"按语"将当时孟姜女研究的原生状态保留下来,使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一学术话题渐渐生长的过程.整个孟姜女故事的研究便依托于通信附加按语这样一种特殊的论学方式中逐渐生长,而研究中的得和失也多由此而来.     

略评顾颉刚的古史批判与《老子》研究

顾颉刚对古史的批判,以质疑传统的道统观为逻辑前提。顾颉刚认为,中国的古史是按照道统的体系编排演绎出来的,传统说法中的老子虽非道统中人,但老子及《老子》书由编造而成,是道统说的派生物,因而要一并推翻。这种对古史系统的存疑态度,为研究中国传说古史开阔了学术视野,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法。然而,顾颉刚的疑古由于对某些传说缺乏分析,对于古史中包括有关《老子》的一些论断也失之主观,值得反思。     

怎样探索传说故事的来源?——与顾颉刚先生商榷

《民间文学》1962年第三期上,刊登了顾颉刚先生的《我在民间文学的园地里》一文。我认为,这篇文章有其值得重视的价值。但是,文章最后一部分把我国不少著名的传说故事,都说成是“发生在外国而流传到中国来的”,或是“把西方故事转化为中国故事的”,这样的论断,我认为是大成问题的。顾先生在文章中具体提到了“悬圃”《救命池》、《西湖三塔记》、《偃师献倡者》、《板桥三娘子》、《中山狼传》等传说和故事,作为他的“外国传来”说的例证。究竟这些传说故事是我们民族自己的创造,还是“从外国传来”的,我觉得实有一辩的必要。因为这不仅仅是对几个传说故事如何认识的问题,而且关系着民间文学研究中如何清除资产阶级民俗学的错误观点而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问题。     

深入浅出 史家绝唱──读《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讲史录》

深入浅出史家绝唱──读《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讲史录》李正中由史学大师顾颉刚教授口述、教育家何启君先生整理的《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讲史录》（增订本）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此书是顾老于１９６５年冬到１９６６年春，在北京香山疗养院期间，为同住在疗养院...     

20世纪文学主题学研究的三个历史阶段

中国20世纪主题学研究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20年代,中国文学主题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意识确立,以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的演变》为标志,显现出其奠基意义和开创价值。70年代末,其从一度停滞、沉寂的低谷中爬升,逐渐显示出复归的生气。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学主题学研究渐成显学,到新世纪之初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认同和响应,主题学研究的意义、基本内涵、理论体系、方法和模式基本形成,特别在实际应用上更为自觉、有效。     

顾颉刚的边疆史地研究:个人情爱与民族情感的交汇

九一八事变之后,顾颉刚的学术生涯出现了一个新的面向,从之前专注上古历史的考证、辨伪转而从事研究中国的历史疆域和边疆民族。1934年《禹贡半月刊》的出版和禹贡学会的成立,便是一个标志。顾颉刚本人指出此乃中日关系恶化、民族危机深重所致,但从他当时留下的日记和书信,又可以看出他之从事边疆史地的研究,与他长期爱慕谭慕愚（又名谭惕吾）有着密切的关系。谭慕愚的爱国热忱和行动是促使顾颉刚学术兴趣转向的重要契机,而且顾颉刚与谭慕愚的来往还间接地影响了顾颉刚的古史研究。探讨顾颉刚、谭慕愚及殷履安（顾颉刚妻子）之间的三角关系不仅呈现了顾颉刚学术生涯中民族情感和个人情爱的交互作用,而且有助于展现五四学人婚恋和情感生活的复杂和多面,为从情感史的角度考察中国近代学术变迁提供了一个实例。     

顾颉刚：新中国建立后的学术定位及其最后遗憾

顾颉刚先生创建“古史辨派”，从20到40年代经历了由实验主义到今文家言，由经学到史料学，再由史料学到神话学的转变过程。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作为学术主流的“古史辨派”已经消失，但顾颉刚个人的疑古辨伪方向始终未变。从中国考古学的角度观察，顾颉刚对考古学的过于熟知，导致了他对考古学的冷漠态度，并最终导致了他古史研究的重要缺憾。     

传承·变异——孟姜女传说流变考略

孟姜女传说从春秋时祀梁妻"不受郊吊"的故事原型到今天耳熟能详的"孟姜女哭长城",其流变过程主要经历了"不受郊吊"到"悲歌哀哭","悲歌哀哭"到"哭夫崩城","哭夫崩城"到"千里送寒衣"的不同阶段。并且在这几个不同的阶段中完成了从简单交待事实到演化出一个完整民间传说的转变。这种转变则揭示出了不同时代文化中心的迁移决定了传说自身迁流的地域流变规律,历代时势风俗变迁决定了传说内容不断添加和日益丰富的流变规律,许多新传说都是为了解释已有传说的情节而生成的流变规律。     

论顾炎武读书、游历与治学之关系

顾炎武作为明清之际的重要学者,受到时代风气与晚明出版业繁荣的影响,治学范围相当广泛。而其晚年的北游经历,则对其学术研究产生了促进和限制的双重作用,与同时代的著名学者黄宗羲相比,呈现出独有的特色。     

顾颉刚《缓斋藏书题记》的学术价值

顾颉刚《缓斋藏书题记》的丰富内容中蕴含的学术价值,一是,可见顾之藏书情况,祖传、购求、受赠是其藏书的主要来源,战祸、人祸、水祸则是散失的主要原因。二是,可见作者古籍整理研究之设想,如欲将贾服注与杜解、孔疏并读,作《左传析》;搜集纬书各家辑本,集录为一编;又欲把范家相《家语证伪》与孙志祖《家语疏证》合而刊之,以定王肃伪造之案等。其三,有些题记似目录解题,既评书又品人,或褒或贬简洁明了。其四,承载着顾先生的读书历程与情感生活。     

顾炎武人性论思想的建构逻辑及内核

顾炎武全面考察了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人性论的思想弊端,吸收了传统人性论思想和阳明后学中的一些积极观点,将人的物质性欲望纳入到礼制当中,赋予人欲以合理的位置,认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的“私意识”植根于人的本性,去“私”并不能成治,相反成治必须肯定人性之“私”.因此,他在提出“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的同时,也强调“行已有耻”,主张从客观实际出发,在社会生活中划出一条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从接受美学的观点看霍译《红楼梦》

本文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分析霍译《红楼梦》采用的以译语读者“期待视野”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在语言和文化调节中的体现,并探讨经济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红楼梦》英泽的发展方向。     

顾颉刚与闻一多神话研究比较

顾颉刚为研究古史而进入神话研究领域,并得出“古史即神话”的结论,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及“历史演进法”,为系统梳理与研究中国古神话开辟了道路。闻一多自觉地把神话研究与诗学理论结合起来,开拓了神话学的诗学研究天地,他采用人类学“三重证据法”,解开了古诗阅读中的神话之谜。     

史学：在主观与客观之间——从顾颉刚难题到层累说的变型

如何在现代学术立场上,证明古书、古史的真伪是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从“顾颉刚难题”到“汉代改造说”、“古代文献不断重写”,层累理论不断发展,我们对此进行了深入剖析。今天的史学研究中有把王国维和顾颉刚刻意对立起来的倾向,其实他们活着的时候也不是这样。二重证据法和层累说应当结合起来,用二重证据法探讨古史真相,用层累说积极的一面,研究传说演变,那么,我们古史研究又会是一番新的景象。     

从“终古”论及《天问》的写作背景

王汝弼尝论屈原所任左徒是左史。今考《哀郢》所言“去终古之所居”的语法结构与“从 彭咸之所居”等句全同,“终古”当为人名,即夏代史官,屈原借以自指。“去终古之所居”是指屈原被 贬离左徒的史官职位。古代史官所掌图册中有丰富的绘画作品,终古且有泣图出亡之意。《天问》正 是屈原作为史官离职时的泣图之作。     

《唐诗鼓吹》选者辨析

《唐诗鼓吹》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唐代七言律诗选本,关于其选者,至今却无定论。一般认为是金末元初大诗人元好问所选,但明杨慎、清沈德潜、罗汝怀等认为选诗不佳,故否定选者为元好问;清施国祁则认为是元好问之师郝天挺所选;《四库全书总目》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认为“不著编辑者姓名,据赵孟序称为金元好问所编,其门人中书左丞郝天挺所注”。笔者对这些说法加以辨析,基本论定《唐诗鼓吹》为元好问晚年所选。     

近代中国“边疆学”概念提出与传播的历史考察

就目前所见,"边疆学"一词作为学术概念最早见于1933年6月出版的《殖边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1936年1月,顾颉刚先生据冯家昇先生旧作修订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中所用之"边疆学",是该词作为学术概念在论著中出现的最早记录。因顾先生的关系,这一概念还在燕京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会《成立宣言》、《我国边疆学之内外研究略史》、《中国边疆学会丛书总序》中多次出现。1939年3月至6月,杨成志先生拟定《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边疆学系组织计划纲要》,首次建议在我国高校设置边疆学系,希望把边疆学建成一个学科,但未获批准。顾先生的"边疆学"概念与杨先生的有区别也有联系,共同点之一是都与外患紧迫密切相关。不过,时人对"边疆学"一词兴趣不大,人们普遍认可和接受的是"边政学","边疆学"一词于是长期淡出了国人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