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地区的聚落发展与城市起源

城市是聚落大型化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在早期文明中,当人口与资源集聚到一定程度后,聚落逐渐大型化,性质也由此发生变化,城市开始出现,其标志是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大型公共建筑,大型公共建筑均具有宗教神圣性。考古实践中常以遗址面积作为区分村落与城市的变量,长江中游地区最早的城市为大溪文化时期的城头山遗址,其8万平方米的面积可作为长江中游地区早期城市的标准。     

西河滩遗址发掘主要收获及其意义

甘肃酒泉西河滩遗址史前大型聚落遗存的发现,是近年来中国考古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其对于河西走廊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建立,进而全面认识我国西北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类型与分布等,具有重大学术价值。也是西北地区聚落考古研究一个难得的典型案例。根据其文化内涵特性,提出“西河滩遗存”的概念。     

西藏青铜时代的社会经济类型及相关问题

目前西藏高原青铜时代考古学材料所能观察到的经济模式有两种:一是以曲贡遗址为代表的农—牧业兼营的经济类型(青铜器早期);二是以加日塘为代表的游牧—猎兼营的游牧经济类型(青铜器晚期)。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青铜时代早期,西藏腹地的古代居民便已经开始驯化牦牛,通过考古材料推测马的驯化时间,可以证明西藏高原专业化的游牧社会至少在青铜时代晚期便已经出现。     

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聚落考古初步研究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峡江地区早期人类聚居地表现出面积较小、延续使用时间较短、受洪水破坏严重等特点,在此开展聚落考古研究的难度较大.随着三峡工程的开展,考古发现材料不断丰富,笔者拟对该区域夏商周时期的聚落考古研究作一初步尝试.主要选取官庄坪、何光嘴、庙坪、中坝和双堰塘等几处典型遗址进行个案分析,通过研究单个遗址的平面布局和历史演变,来管窥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的聚落发展和演变情况.     

新疆巴里坤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初步认识

对岳公台一西黑沟遗址群的各类遗迹的性质、功能进行了初步探讨,提出了石筑高台及方形和长方形的石围墙基址、石结构墓葬以及静态剪影式的岩画的组合共存关系.反映了该地区某一古代游牧民族考古学文化的基本特征.试图揭示古代游牧民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基本特征,并对古代游牧民族文化考古学研究的方法进行探讨.     

沱河下游地区的古代文化遗存

根据历次的考古遗迹,对沱河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周代文化遗存和战国一汉代文化遗存进行了梳理,其中,沱河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均为聚落遗址,有五河县韩村遗址、台子山遗址、大程村遗址和固镇县垓下遗址等11处;周代文化遗址基本没有独立存在的,均是叠压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存之上,采集到明确周代文化标本的遗址有五河县小张庄遗址、台子山遗址、刘李村遗址、固镇县沱河1号遗址等4处;战国一汉代遗存有聚落遗址、建筑遗址、古战场遗址、古墓葬等,已调查发现大粱庄汉墓群、刘余村汉墓、固镇县孙庄1号墓群等124处。这些遗址都分布在沱河沿岸的台地或高地上,沱河为先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从考古资料寻找长江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址遗迹的新线索

长江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虽然没有发现象该地区东部之两湖地区和西部之成都平原地区那样的史前时代城址 ,但其考古资料透露出的与城址相关的信息 ,如文字“刻划符号”、大型聚落址群、贫富分化现象、原始战争形式、原始宗教祭祀的出现 ,等等 ,为我们考察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址”意识的遗迹线索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东周都城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力作——读《东周王城研究》

东周王城是东周时期的国都,也是中国古代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徐昭峰教授独著的《东周王城研究》,在详细梳理东周王城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对东周王城的地望、成周与王城的关系、东周王城的城郭、宫城及宫殿建筑、手工业作坊、仓窖、王陵分区、墓葬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对东周王城的系统认识,对进一步完善中国都城制度史具有重要学术意义,是填补洛阳两周考古系统研究专著空白之作。     

玉文化与史前文明化进程——江淮地区的历史证据

江淮地区地跨淮河、长江两大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新石器时代的玉文化,是当时该地区史前文化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选取考古材料,以史前重要遗址为例,结合历史学研究方法对这一地区的文明化进程略作探讨,梳理史前玉器功能的演变规律：玉器被大量用于祭祀和宗教活动;礼仪性用玉的逐步形成;玉器成为宗教活动中执事人员的重要辅助工具。由此得出如下结论：在距今约五六千年时,江淮地区开始了文明化的漫长进程,玉器在该地区文明化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其一,墓葬中出土大量玉器并形成了祭坛,这是氏族社会从神权开始向王权过渡的重要标志;其二,大型中心聚落遗址的出现,可以视作该地区从氏族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重要标志,对研究早期国家的形成及文明的起源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其三,大量玉礼器的存在,不但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更孕育了礼制文明。     

玉文化与史前文明化进程——江淮地区的历史证据

江淮地区地跨淮河、长江两大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新石器时代的玉文化,是当时该地区史前文化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选取考古材料,以史前重要遗址为例,结合历史学研究方法对这一地区的文明化进程略作探讨,梳理史前玉器功能的演变规律:玉器被大量用于祭祀和宗教活动;礼仪性用玉的逐步形成;玉器成为宗教活动中执事人员的重要辅助工具。由此得出如下结论:在距今约五六千年时,江淮地区开始了文明化的漫长进程,玉器在该地区文明化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其一,墓葬中出土大量玉器并形成了祭坛,这是氏族社会从神权开始向王权过渡的重要标志;其二,大型中心聚落遗址的出现,可以视作该地区从氏族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重要标志,对研究早期国家的形成及文明的起源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其三,大量玉礼器的存在,不但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更孕育了礼制文明。     

信仰·理性·克制·敬业·成功——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强调宗教伦理对个人的经济心态形成和发展的深刻影响,因此有了韦伯命题: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新教伦理。根据韦伯的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韦伯还提出了反命题:儒教不可能像新教那样焕发出“资本主义精神”,因为,儒教仅有“外王”的入世理性倾向而无实际经世抱负的手段,仅有“内圣”的价值理性的信念伦理而无工具理性的责任伦理。文章从信仰、理性、克制、敬业与成功的内在逻辑的角度来解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内涵。     

作品·文本·学术·思想

阐发是指说出作者不曾说但会说的。只有知道作者都说了什么,说的是什么,才能设想作者会说什么。无论怎样努力把经典阐释得有意思、有意义,都是严格受到文本限制的。解释的可能性蕴含在作品之中。深刻的作品无论有多么重要的当下现实意义,它都不自限于此。由于其深刻,它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中具有意义、得到有意义的阐发。时空间隔、阅读者对作品的间距,产生出一种积极的作用,使作品从某种特定的阅读中解放出来,使作品之为独立的作品这一点彰显。     

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百年传统与南大校训

大学的灵魂是其独立的思想和传统。百年南大历经沧桑,但诚朴坚毅、自强不息的精神历久弥新,这在不同时期的校训中都有展现。在百年校庆到来之际,南京大学确定“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训,以激励南大人弘扬传统,奋发进取。     

涵义 指称 翻译

弗雷格区分涵义和指称以及对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对翻译很有帮助。通过阐述弗雷格对涵义和指称的论点,着重讨论英汉语际转换时应注意英汉专名的翻译、不同(相同)比喻形象的相同涵义的翻译、指号对应而涵义不同的翻译等问题。     

调查·思考·对策

新生教育是高校学生工作的一项重要环节 ,新年刚入校 ,面对新环境 ,学习生活有诸多的陌生和不适应 ,他们迫切需要知道如何顺利实现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角色转变 ,如何处理好学习与参加社会活动的关系 ,如何在提高知识素养的同时磨砺自己的才干等等 ,为此我们进行书面调查 ,以此为契机 ,展开我们的思索和对策 ,以寻找学生工作新的着力点。     

审美·治理·自由

本文的目的不是要扩大文学的"自由效果",而是要探讨使批评、自由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变得易于理解的那些历史的以及推论的条件。20世纪对康德提出的自由与文化的关系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第一种将文化与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相联系;第二种将文化刻写为治理的一种机制,它通过自我调节手段运作并使之成为可能。这两种反应紧密相连:英国成人教育与文学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史表明前者是如何紧密地仿照作为自由表达空间的后者的。要理解这两种情况,就必须考虑构成审美的原初决定性特质的无用性是如何被重新界定的,以便它能够被用作治理的工具。在文化治理中,恰恰是通过与社会隔离开来,审美文化才作为一种能够从治理上作用于它的有益手段而被提出来。审美实践被变成了可以利用的东西。正是以这种方式,审美、治理与自由在自由治理的诸种机制之内刻写了某种特有的张力。     

诗与歌、谣、谚、语

诗学批评界一向将诗与歌、谣、谚、语笼而统之为诗 ,实为不妥。诗与歌、谣、谚、语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同源异流 ,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产生的原因不同 ,现实的目的不同 ,发展的道路也不同。理清诗与歌、谣、谚、的性质和它们的关联 ,会有助于对中国诗歌发展及诗学批评纲领“诗言志”的理解。     

论情、理、法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

中国古代优秀的法律文化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法制进程,对世界法制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即使在今天,西方许多思想家在对本国法律文化反思时,也常常不忘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营养。法治社会应对情、理、法重新认识,挖掘其合理因素,正确看待情、理、法结合在实现法律体系本土化、保障司法公正以及增强判决执行力中的价值,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合理运用情、理、法。     

古代湖南虫灾、风灾、雹灾、冰冻、地震、疫灾简论

古代湖南除水、旱两大自然灾害外,主要的灾种还有虫灾、风灾、雹灾、冰冻、地震和疫灾,都对社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