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林语堂与基督教的关系

作为一位海内外著名的学者与作家，林语堂一生与基督教有着不解的缘分，他出身基督教家庭，自幼耳濡目染，却在成年后信仰发生转变，崇奉人文主义，而又在晚年重新回归基督教。林语堂的这一曲折变化有其独特具体的原因。在他的经历与转变中，孕育着符合人生哲理的主体辩证法。由林语堂的亲身经历而牵涉的关于宗教与人文主义关系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论基督教视域下的林语堂小说

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关系由于特定的时代因素一直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有不少学者致力于这方面的探究。林语堂的宗教信仰历程和基督教对他精神上的影响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但基督文化对他小说的影响学者们涉及得相对较少。当某种宗教情感植根于作家的思想和价值观时,这必然会对他的文本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林语堂的小说中弥漫着浓厚的基督文化气息。林语堂在追求"灵性的纯洁之光"的基础上对基督文化既有吸收也有摒弃,其作品中散发着独特的基督之音。     

林语堂、梁实秋与“学衡派”的疏离

作为新文学阵营的重要作家,林语堂、梁实秋虽就读过哈佛大学,听过白璧德的课,但他们不属于＂学衡派＂成员。作为基督徒的林语堂,无法接受白璧德的那种具有基督教神学色彩和崇尚文化古典主义倾向的人文主义思想,在经历了对老庄哲学、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的接受,到对明代思想家、哲学家李贽童心说的吸纳,进而在＂公安派＂那里找到推崇＂性灵＂的文心,最终达成他幽默的文学语言呈现。梁实秋是胡适的弟子、朋友,也是吴宓的弟子、朋友。因此他的双重身份十分明显：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     

从《暴风雨》看莎士比亚人文主义的衰落

作为十六世纪伟大的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在几乎他所有的戏剧创作之中都高举人文主义的伟大旗帜。在他的喜剧、悲剧以及悲喜剧当中,莎士比亚赞美人类无穷的力量,褒扬青年男女对纯真爱情的执着追求,肯定了资产阶级新女性,表达了对全人类光明未来的坚定信仰。而这些完全是人文主义思想的再现,反映着人文主义的光芒。但是在他的后期作品当中,莎士比亚对社会现实产生厌倦。他开始有意识地将基督教义与人文主义相混合。基督教思想由此占据上风,而人文主义则开始了不可避免的衰落。本文试从莎士比亚最后一部戏剧——《暴风雨》分析其人文主义的逐渐衰落。     

论林语堂对儒家文化的人文主义诠释

林语堂通过概念解析、形象重塑和体系建构等方式,对儒家文化从人文主义角度进行了创造性诠释。他摒弃了儒家的“忠孝节义”的伦理纲常,也淡化“仁、义、礼、智、信”等传统道德规范,而是强调它的世俗精神,借此否定基督教中虚无缥缈的来世和天国;同时针对西方科学理性以及逻辑思维方式,他提倡儒家文化的近情性和简朴性,以对西方文化进行深层次的精神补阙。     

两难的选择 双重的绝望--解开哈姆莱特的延宕之谜

关于哈姆莱特的延宕之谜,从来众说纷纭.本文从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神学同人文主义精神的矛盾、冲突,以及这种矛盾和冲突对哈姆莱特深层精神世界的巨大影响的角度切入,揭示了哈姆莱特的延宕和发疯是由于他在这两种社会思潮之间无所适从.两难的选择,最终导致他对基督教神学和人文主义的双重绝望.     

林语堂论科学与人文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罕见的对科学与人文问题作了系统阐述的作家.他全面剖析了当时西方人在科学文明的繁华世界中堕落了的现实,挖掘出了西方科学文化的扩展与人文精神失落的深层次原因,并探讨了科学与人文协调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科学与人文协调发展的两个方向,即科学思想自我完善的内在过程与科学思想得人文化这一外在力量,两者缺一不可.就后者而言,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精神意义重大.这些真知灼见,对于把握当今仍然困扰我们的科学与人文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托马斯·莫尔《乌托邦》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

从托马斯.莫尔的生平和创作来看,他的思想归属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早期的基督教人文主义,他在早期猛烈抨击罗马天主教组织的诸多弊端,后期则反对宗教改革运动。在莫尔的重要著作《乌托邦》中提出的公有制理论有着古典和基督教双重来源,从他的乌托邦思想出发,可以解释他与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及英王亨利八世的分歧。     

"一捆矛盾"的双重解读——林语堂的"变"与"不变"

林语堂的一生经历了政治态度、宗教信仰、书写方式、研究领域等诸多方面的转变。而终生不变的是对自由主义的追求和启蒙精神的坚持、一脉相承的科学精神和矢志不移的审美情怀、人文主义的固守和中国智慧的传播以及殷殷的爱国之心和拳拳的报国之情。“变”与“不变”的交错与互动，正是导致林语堂“一捆矛盾”的根本原因。     

叛离与建构——林语堂的身份之旅

林语堂对自身的文化“身份”始终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之中,这源自于一个中国基督徒的宗教信仰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矛盾。他曾自称“异教徒”,力图通过回归传统文化来寻觅归属感,但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传统文化都无力单独为林语堂构筑起一个精神家园。他只能游走于东西文化之间,称自己是“半东半西”、“亦耶亦孔”,对于“身份”的寻觅最终使他承担起沟通两个世界的使命。      

人文主义从《乌托邦》到《一九八四》的嬗变

在西方乌托邦小说对未来的令人激动的描绘中,始终贯穿着一种人文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又在反乌托邦文学中怪异荒诞地折射出来。乌托邦与反乌托邦文学永恒不衰的艺术魅力,都归因于其人文主义的思想内核。本文试析莫尔在《乌托邦》中体现出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和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中的人文主义,从而探究人文主义从乌托邦小说到反乌托邦小说的嬗变。     

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枚酸果——评林语堂的“幽默”人生哲学

林语堂承认中西文化各有特点,但同时又坚信,既然同为人类,其文化也必有共性."幽默"一词对于林语堂来说,不仅仅只是一个名词的翻译.林语堂试图在中西文化中寻找到一个共同点,然后以此共同点为坐标来重新审视中西文化.他的全部幽默人生哲学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点之上.     

基督教人文主义对莫尔公有制思想的影响

通过介绍基督教人文主义的来源,及其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发展状况。借解读当时最典型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科尔特及莫尔的思想,显示基督教人文主义结合基督教义、人文主义思想和古典文化发挥原始基督教教导等原则改造社会的特点。详细分析了莫尔基督教人文思想的来源,探究了＂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的内涵及形成原因。通过比较对莫尔《乌托邦》对私有制的批判和对公有制的推崇,从两方面显示了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对莫尔公有制思想的影响。     

试析《女神》与《死水》爱国主义思想的表现形式

钱钟书和林语堂,同为学贯中西的文学大家.在学者类散文方面,钱钟书的散文犀利而急切,林语堂的散文温和而闲适,两者辉映成趣,堪称现代散文文坛上一对耀眼的双子星座.林语堂的行文轻松闲适,没有钱钟书散文冠冕堂皇和锋芒毕露,钱钟书散文的深邃与辛辣,源于他完成了从以社会伦理为本体的传统忧患意识到以人类哲学为本体的现代忧患意识的心理转型.     

二元文化表征的解构——试论英国文艺复兴运动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

英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与基督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人文主义者承袭了基督教的精神.本文透过对英国文艺复兴运动的特点和实质进行分析,将宗教改革家与人文主义者进行对比,找到人文主义思想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     

文艺复兴对德国宗教改革的推动

德国文艺复兴运动与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不同,它培养出德国式“文艺复兴精神”,并发展了基督教人文主义。在德国式“文艺复兴精神”的启蒙下,宗教改革有了精神基础;在基督教人文主义的蓬勃发展中,宗教改革铸就了雏形。因此,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了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本文对德国式“文艺复兴精神”与德国基督教人文主义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林语堂与北京文化

在林语堂的一生中,北京、上海、美国是值得关注的城市与国家.他在北京浮躁凌厉,在上海提倡幽默闲适,在美国"两脚踏中西文化".林语堂钟情于北京及其文化,这与这座老城所散发出的独特魅力息息相关.上海与美国以其发达的工商业文明给林语堂以强烈冲击,但在高度发达的工商业文明背后,林语堂感受到种种令人忧虑的问题,于是他质疑并自觉疏离历史现代性,表现出对审美现代性的趋同,由此使他偏爱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北京文化.他通过中庸理想、闲适格调、原始生命强力崇拜等方面肯定北京文化的优秀部分,赞美并张扬北京文化的生命力,以此表达他对中西方历史现代化进程中弊病的忧虑.     

论儒家传统与林语堂小说

与五四激进的反传统潮流不同,林语堂以辩证理性的态度以及非二元对立的价值取向对儒家传统做出评判。反映在小说里,具体表现为林语堂对儒家处世传统与人伦传统的继承以及对儒家人性传统的反拨。实际上,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林语堂与儒家传统始终处于一种富于张力的关系之中,他在继承与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也因此释放了五四时期被压抑的“多重现代性”而带来了不同的文学景观。     

自由主义:林语堂的文化选择

林语堂的文化思想包罗万象,宏大广阔,人生理想则淡定从容,中庸平和。本文在综合理解林语堂其人其文的基础上,将视角定位于林语堂的"自由"理念,从他的思想、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及对待现实的心态三方面,来阐释自由主义在他心灵深处的渗透。     

林语堂的婚姻之道

关于婚姻,林语堂曾有过一个非常精辟的比喻：婚姻是饭.有饭,才是踏实的. 林语堂本是一位牧师的儿子,家境清苦.廖翠凤慕林语堂已久,廖母却有异议,廖翠凤说：“贫穷算不了什么.”这话传到林语堂耳朵里,让他很感动.1919年1月9日,25岁的林语堂与24岁的廖翠凤结婚.结婚当天,林语堂拿过婚书对妻子说：“我把它烧了,婚书只在离婚时有用,我们一定用不到.”烛火点燃了婚书,红红的火苗证明着林语堂要和妻子白头偕老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