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规则的生发机制及其实践形态

已有的关于规则生发机制的一般理论不能完全解释真实世界中非正式规则生发机制的复杂面向及其制度本相.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除了存在作为正式规则的“源头活水”、“搭乘元素”、“解压信息”的非正式规则之外,还存在着作为正式规则的“竞争对手”、“次级效应”、“试错先锋”的非正式规则等实践形态.只有通过对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内在张力进行微观透视,并超越“二分法”的思维定势,才能更为清晰地阐明非正式规则的生发机理,进而彰显其复杂的、多维的存在形态.     

论组织规则的冲突及其解决

官僚制组织是工业社会的典型组织形态,它在工业社会所取得的所有文明成就中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官僚制组织存在着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正式结构与非正式结构、正式程序与非正式程序间的冲突.一方面,官僚制组织为了组织自身的存在以及为了实现组织基本职能,有着一整套正式规则、结构和程序,但是,为了适应社会要求和执行任务的特殊性,它又必然会产生一套非正式的规则、结构和程序,因而出现冲突.在整个工业社会,这一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但是,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合作制组织的出现将会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冲突.     

论转型期民族乡村社会治理中的规则互动

正式规则是乡村治理走向现代化的基石,非正式规则是乡村社会不可或缺的秩序维系者。民族乡村良好的社会治理样式应该是在坚持正式规则权威地位的前提下,推动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实现相互兼容以弥补治理缺漏、相互吸纳以提升治理效力、相互对接以实现治理目标。     

人际关系的经济分析

文章认为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们的经济活动必然受人际关系的影响和束缚。人际关系具有非正式制度的性质 ,它有强弱、正负之分。由于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作用和现实的制度背景的需求 ,导致了中国社会强人际关系运作的盛行。文章详细分析了人际关系运作对交易、企业、资源配置等所造成的重要影响。文章最后指出 ,建立和完善市场规则 ,是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浅析传统法治的内涵缺陷与现代法治的理念更新

传统意义上的法治理论强调规则之治，突出国家法律体系的完备和国家司法机制的运行．以及政治国家对市民的统治。现代的法治更注重正式的法律治理，规则之治与非正式的社会调整机制相互协调发展，以及社会民众在法治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论规则

规则可以简化行动主体的选择过程,增进行动者相互间行动的可预期性,约束和协调相关主体的行动、调整利益关系.按照规则作用的强弱和方向,可区分出四种规则:指令性规则、禁令性规则、诱导性规则、抑制性规则.任何规则的合理性都是有限的,规则通常是"次优的".促进规则实施的机制包括相关行动者的自愿遵守,相关行动者间的相互约束,以及第三方强制.规则本身的属性、相关行动者的特征及其构成,以及外在环境等因素也会影响规则的实施.     

论我国累积投票制的立法模式选择

在现代公司法中,累积投票制逐渐从强制性规则向任意性规则演变。我国公司法将累积投票制设为任意性规则顺应了这一立法趋势。但是,将累积投票制设为赋权性规则是不妥当的,累积投票制应为缺省性规则。     

社区规则的分类研究

社区规则是社区这一共同体所共同遵守的规范和制度,是运行于其间的行为规范和社会活动的标准、要求和尺度。社区规则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划分,从来源与性质划分,可将其分为法律性规则、政策性规则、道德性规则和习惯性规则等四种,这是最主要的分类方式,其他分类均与此有着密切的关联。对社区规则的分类研究,可以更加明晰社区规则的作用和影响,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法律意义。     

规则型自治：迈向2.0版本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

21世纪以来,一些经济发达或公共事务较多的地区,出现了以规自治、立规自治的现象,议事会、理事会的规则治理就是规则型自治。规则型自治主要源于经济发展、公共事务建设的内生需求,也源于国家制度改革创新及有情怀官员的外部引进和治理创新。规则型自治在经济发达且具有较多公共事务的地区能够持续地良好运行。规则型自治取决于规则的详细程度和规则执行的有效程度,两者的不同组合能够形成不同类型的规则型自治。规则型自治保障了村民参与自治的权利,为村民参与自治提供了渠道、机制,它使村民自治更具规范性、认同性和合法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则型自治可能会全面取代“价值型自治”和“条件型自治”。     

“人情低保”与低保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策微效分析——对抚顺市某区的个案研究

低保政策作为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最后防线,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城市贫困居民的最基本生活权利。然而在其实施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人情低保"的现象,并最终造成了政策微效。通过对抚顺市某区的调查研究发现,"低保政策微效"产生的深层原因主要在于:申请者对于"额外福利"的追求;非正式规则的介入;具体工作人员裁量权的非正式应用。     

法治视野下高校内部规则审视

高校法律地位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内部规则具有契约规范性质、授权法性质和自治规范性质等多重属性。随着社会的发展,高校内部规则不得不接受法治的审视：自由裁量权过大、缺乏严谨性和强调管理的效率、忽视程序正当等问题与法治要求相背,因此,必须通过完善我国教育法律、法规及规章和明晰法律保留的范围等方式,为高校提供立法依据的同时缩小高校自由裁量的空间;通过批准和备案制度,加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查和对高校内部规则的监督;通过明确司法审查的范围和方式,确定司法对高校干预的限度。     

从不可转让性到不可转让规则:基于法经济学的视角

市场中交易客体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存在各种关联,因此部分交易客体可能存在内生的不可转让性。这种不可转让性会通过道德伦理、宗教、习俗影响法律,形成了法律中对于产权和侵权保护的不可转让规则。本文分析了不可转让性和不可转让规则的内容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并说明了背后潜在经济因素的作用。     

析有罪答辩机制下的口供证据规则建构

我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高认罪率的现实,从存在合理性的角度说明了我国"口供中心主义"的司法现状。"批判不如改造",确立有罪答辩机制下的口供证据规则,特别是基于证据规则的基础性规则、排除性规则、补强规则进行具体规则设计与建构,对于口供证据资格及证明力加以规范与完善,显然是一种更务实、可行的法治之路。     

制度创新与新疆企业竞争力

创新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不竭动力,在企业的创新活动中,观念创新是前提,制度创新是重点,技术创新是手段。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制度创新的竞争上。所谓制度,是指为了实现企业目标最大化而制定和实施的规则,包括企业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就是管理和控制企业的法令和规则,如公司章程、薪酬制度、用工办法等;非正式制度就是企业的价值取向、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等,如企业的文化建设。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必须相互协调与促进。“好”的、适应市场变化和发展要求的制度,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新疆企业资本短缺、人才匮乏等问题,提高…     

论禁止诱导性询问规则

法庭询问是庭审调查的核心,对诱导性询问的法律规则直接关系到刑事庭审中司法公正、效率等多元价值的实现。在必须正确认识诱导性询问规则概念性质和作用分析的基础上,对诱导性规则进行了价值评析。对我国诱导性询问及规则作了反思。并提出了完善我国刑事庭审中诱导性规则的若干构想。      

情势变更规则的类型化适用——以法释[2009]5号第26条为中心

类型化情势变更规则有助于削弱情势变更规则的抽象性,从而降低该规则的适用难度,明晰该规则的适用范围与要件。目前,我国应将情势变更规则类型化为履行艰难规则与目的不达规则。由于履行不能的问题已经由不可抗力规则所规范,因此,履行艰难规则只救济客观履行艰难的情形。就目的不达规则而言,诸如美国法上的"合同目的须为最终目的"及"主要目的实质性受挫"、德国法上的"合同目的应为当事人所共知"等要件都具有借鉴性。《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项都不应被解释为目的不达规则。     

商事仲裁规则适用性法律问题研究

商事仲裁规则适用性问题是一个长期被仲裁学界忽视的涉及仲裁规则的重大问题。临时仲裁应选择适用诸如UNCITRAL仲裁规则等成熟而规范的既存仲裁规则;当事人选择仲裁机构应视为原则上同意适用仲裁机构仲裁规则,但当事人对机构仲裁规则具有适当修改权;在仲裁机构没有作相反规定的前提下,临时仲裁规则亦可适用于机构仲裁中;仲裁规则的适用本来与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并无关系,但因我国将对仲裁机构的约定作为仲裁协议生效要件之一,因而当事人选择适用仲裁机构仲裁规则并不意味着仲裁协议有效,可通过仲裁机构仲裁规则推定当事人同意仲裁机构对案件具有管辖权,从而肯定此类仲裁协议的效力。     

国际经济协调与制度因素——以WTO为例

一国面对的外部制度因素,一个是WTO为代表的国际经济组织所构筑的制度环境,另一个则是经贸伙伴所特有的经济制度。前者可以从正式规则、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加以考察,后者则从研究其政策措施的特点予以探究。WTO的制度安排通过约束与激励的两大功能,有效地减少着国际贸易活动的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并对国际经济协调运作发挥着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反过来,恰当的国际经济协调运作亦明显推进了WTO制度的绩效和变迁。     

情势变更规则的类型化适用——以法释［2009］5号第26条为中心

类型化情势变更规则有助于削弱情势变更规则的抽象性，从而降低该规则的适用难度，明晰该规则的适用范围与要件。目前，我国应将情势变更规则类型化为履行艰难规则与目的不达规则。由于履行不能的问题已经由不可抗力规则所规范，因此，履行艰难规则只救济客观履行艰难的情形。就目的不达规则而言，诸如美国法上的“合同目的须为最终目的”及“主要目的实质性受挫”、德国法上的“合同目的应为当事人所共知”等要件都具有借鉴性。《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项都不应被解释为目的不达规则。     

土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双规则及相关主体行为分析

农地征收为国有建设用地的过程中由于自然、人工和制度等原因产生增值。以原用途和年产值为核心制定的征地补偿方式分配征地增值收益的"显"分配规则在实践中的可执行性和公正性受到质疑。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被征地农民、村委会以及土地使用者等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增值收益的分配,在其相互间的利益博弈下,形成了扭曲增值收益分配的"潜"规则,刺激了利益相关者对土地增值收益的非理性追逐。但是"潜"规则背离了社会公正与经济稳定发展的目标,必须在不同层面对"显"规则进行系统设计,以缩小或杜绝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潜"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