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史释诗的传统到诗史互证——对中国阐释学诗与史关系的考察

诗史互证是我国诗歌阐释与研究的重要方法,包括以史证诗、以诗证史、诗史互证3个方面.诗史互证的正式提出是在明清时期,但对于诗与史关系的论述,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先秦两汉,"诗即史"的观念普遍存在于典籍之中,"以史释诗"就是这种观念在文学阐释中的体现;魏晋南北朝,虽然"诗即史"观念存在,但"诗缘情"更得到张扬与肯定;唐宋时期,诗与史进一步结合出现"诗史说",在文学阐释中以诗为史的倾向突出;明清时期,钱谦益提出诗史互证的阐释方法,标志着"诗"与"史"关系的认识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对有清一代阐释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与史的关系的探讨,既是中国古代阐释学重要的内容,也是一个鲜明的特点.     

语境与诗史互证的对比

语境是语言学的重要概念,具有一定的理论阐释力;诗史互证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源远流长的重要的研究方法;文章把语言学的语境理论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诗史互证法并置、比较,认为语境的研究范围广泛.而诗史互证所涉及的所指,则是较为集中的;文章认为语境与诗史互证是交叉关系,语境性质与"诗史互证"之中"史"的文献性质相同在于二者都具有层次性,相异在于前者具有动态性和历时性,后者则具有静态性和共时性;语境概念明确地引入古典文学的研究似乎有利于拓宽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论,使诗史互证等方法在传统基础之上融入现代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元素,在方法论的系统化与学理化方面提供一定参考.     

知人论世,诗史互证——论清儒笺注唐人别集的史学化特征

清朝是唐代文学传播与研究的全盛时期,仅以笺注唐人别集而言,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即前无古人。此外,清人在笺注唐人别集的过程中还表现出明显的史学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作者年谱的大量改订或补作、诗文的系年化倾向以及笺注过程中诗史互证方法的普遍运用等三个方面。这种史学化特征是清代考据学影响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知人论世"理论在笺注唐人别集过程中的具体运用。     

中国文化诗学的源流与走向

这里的"中国文化诗学"虽然借用了来自西方的"诗学"和"文化诗学"概念,但它的含义却是指面对中国独特的文学现象而产生的阐释理念与方法,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它从"诗言志"到"知人论世",再到"文变染乎世情".形成了中国式的古典阐释学传统.这一古老传统在现代得到继承与发展,特别是近年来,这一中国传统阐释学吸收了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哲学阐释学、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美国新历史主义以及其他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研究路向的影响,使自身不断丰富,从而逐渐形成一种具有强大解释功能与理论穿透力的文学阐释学方法.     

实证方法在文学史研究中的作用及影响

实证研究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这种方法主要致力于文学文本与新出文献、出土遗物和图像资料的综合利用。观照20世纪以来尤其是21世纪的文学史实证研究,有四个方面最值得关注:第一,新出材料的运用是实证研究的重要基石;第二,传统:"二重证据法"与"诗史互证";第三,新变:原典实证和语境还原;第四,困境:教材模式和学科限制。发挥实证方法在文学史研究中的作用与影响,有助于打开新的研究视域。     

"革命"与"历史"——刘大年史学观念研究

刘大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从"革命"与"历史"的视角考察,刘大年的史学观念的形成与民主革命和建国后以阶级斗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环境直接关联;"文革"后刘大年所坚守的革命史学观念突出反映了他的学术定位和风格;以革命史学观念为核心理念的"革命史范式"受到"现代化范式"的挑战,但仍有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寻找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已成为坚持这种史学观念论者们要解决的紧要课题.     

试论"女性文学阐释学"的建构

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女性主体话语"严重缺失."女性文学阐释学"旨在实现信息时代女性文学批评"金字塔式"理论创构,旨在解构男权本位审美观念"独语"的霸权地位,建构两性平等对话、交流的"主体间性"文学评论话语.为此,必须实现女性文学批评理论变革的四大转型和"女性文学阐释学"的四维理论创构.     

论章学诚的"以史明道"观念

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章学诚提出"以史明道"的观念,不仅是针对清代朴学家宣扬的"训诂明道"观念,而且也是针对唐宋古文学家宣扬的"文以载道"观念和宋明理学家宣扬的"义理明道"观念.他认为这几种治学观念既推进了学术的发展,同时又割裂了"道"体的内涵与全貌,造成学术互争畛域的弊端.章学诚提倡"<六经>皆史"与"以史明道"的观念,不仅有助于消除学术门户之见,而且对于揭示史学的性质,丰富和发展中国传统史学关于史学功用的内涵,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中国诗学辨--关于"诗学为何"答杨义与高建平先生

西方的"诗学"是极宽泛的概念,在中国学界颇有影响,因其与中国传统的观念存在性质的区别,以致近年引起"诗学为何"之争.中国诗学的渊源古老,由于儒家的诗教说而使其在文化系统中居于重要地位,但它摆脱了经学与杂文学观念的束缚,走上自己的发展道路,建立了较完备的体系,出现了系列富于学理性的专著.新文学运动以来因诗体被作为旧形式而否定,以致诗学缺乏学术的支持与投入.近十余年来理论体系的构架、专业集刊的创办和研究基地的建立,推动了诗学学科的建设.中国诗学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分支学科,是以诗体文学研究为基础的高层次的理论研究;它由诗论、诗评、诗史、诗体、诗法和文献研究构成了有机的系统.目前尚需加强理论探讨,在尊重中西方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继承我们的传统并发现其现代价值,以突现中国诗学的文化品格.     

"文"与"文学":文学观念的确立与诗学谱系的转型

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与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谱系.可是在晚清至"五四",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却和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交织在一起,并最终"大河改道"式地确立了现代汉语语境的"文学"观念,实现了由中国传统文论之"文"向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谱系的全面切换.在"文"向"文学"转换的进程中,阮元、刘师培、章炳麟等国学大师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文论"文"的总结;而梁启超、王国维等则分别建立了功利主义政教型文学观和超功利的审美型文学观,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渊源--兼谈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中国视角"

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文学渊源问题素为现代文学研究中聚讼纷纭的学术焦点.近年在海外史学"中国中心观"的刺激与启迪下,"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一说渐获普遍认同,"中国视角"亦成为广受期待的研究方法.本文通过对现代文学发生之内因/外因关系的重新辨析以及对现代文学"现代"性质的重新梳理,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同时,还尝试阐释了现代文学内传统影响与西方影响之间的结构性关联.     

红学考据：失去想像的文学——徐复观对文学史研究中考据学的检讨

徐复观针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考据学方法与台湾的红学界发生过激烈的论战.他指出以科学研究为标榜的红学考据派走向最不科学,最不客观的研究,演变成一种历史的猜谜游戏.进而,徐复观对"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表示了谨慎的态度,认为这样的研究混淆了文学与历史的界线.他认为,文学是想像的产物,不是历史的记录.文学的职责并不在于忠实的记录历史,充当历史的补充文件,文学的生命在其艺术的表现和充满情感的想像,以及由此创造的艺术形象.     

"异化"与"归化"--论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影响及其限度

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具有"异化"和"归化"的双重关系一方面是翻译文学作为一种异质的文学对本土文学具有冲击性,促使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另一方面,本土文学又由于语言的规定从而同化翻译文学,最终使翻译文学民族化.近代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具有重大的影响和作用,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最终取决于语言及文学观念的变革.     

伦理文化与文学"中国性"的生成

相比较西方文学,中国文学更为重视道德问题,与伦理的关系也更为密切.这是与中国古代没有"文学"观念,文学与文化不分、文学的民间起源等密切相关的.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的强势地位和特殊性,塑造出中国文学独特的审美特征、叙事形态与精神价值体系,主要表现在注重世事人情描绘、追求宏大叙事、矛盾冲突的"和合"性等.     

宋元之际的"诗史"观念与"崇雅"风尚探讨

宋元之际"诗史"与"崇雅"是两个重要的、也是其时普遍流行的对诗学观念进行的考察。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诗史"观是遗民的观念,更确切地说,是遗民思想的体现;同时随着元政权的逐步建立和稳定,"崇雅"的观念为越来越多的士人接受,而到延祐开科取士,"崇雅"就成为一时风气了。本文希望揭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些诗学观念所呈现出的特定理论内涵,更重要的是,揭示理论内涵背后蕴含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     

清初诗史观念与身份认同

明清之际的"诗史"观念发生在满汉易代之际,遗民文人的民族情感与"天下"观念相激荡,其精髓远非讽喻上政或者暗合时事的文学原则所能括尽,而是着眼于诗与史在文化意义上的相通性,提倡以诗的形式保存本民族的历史记忆和道德情操,以为来日重建之根基。这样的"诗史"观念不仅肃清了宋代以来空言载道和审美主义文学的消极影响,而且重构了"温柔敦厚"诗教的理解模式,极为深刻地折射出士人阶层对于明室覆亡的自我问责以及对新朝官史将要遮蔽本民族精神命脉的忧患意识。     

"大团圆"与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主体意识变迁

"大团圆"是中国传统悲剧文学戏剧化倾向在文本结构上的重要表现,中国现代作家对"团圆"问题的客观辨析与理性认识贯穿于新文学建设的始终,这种认识不但形成了中国现代作家特有的悲剧观念,而且对中国现代悲剧文学的创作起着重要的制导作用.     

谈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在传统的译学研究中,创造性叛逆被视为"毛病"、"错误"而尽量加以排除;比较文学学者却认为翻译中的叛逆是不可避免的,其存在具有重大意义.现代文论中的阐释学、解构主义、描写翻译学派理论为我们重新审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提供了新的启示和有效的理论视角.     

黄宗羲与浙派诗学的史学倾向

黄宗羲在以精深的学术思想影响清初浙江学术的同时,也以其宋诗倾向及对《宋诗钞》编纂的实际参与,给予清初浙派的诗歌创作和诗学以潜在的影响。诗学虽不是他擅长的专门之学,但他对诗歌的见识往往深刻过人。他的"诗史"理论在清初诗学中独树一帜,他编纂的大量文学选本开了浙派诗家诗史研究的先河,最终形成具有浓厚史学倾向的浙江诗学传统,以独特的方式推动了清初诗学史的进程。     

在诗史互证中显现文明的美丽——陈寅恪与钱穆诗学解释的自由意向

从诗史互证出发,陈寅恪与钱穆对诗学形成了许多重要贡献。一是对民族文化形成了诗性美丽的读解,二是确证了民族生活中人格风流的文化特质,三是对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形成了诗意重绘,四是重视民族文学历史的自由精神体验。这些,皆对当代诗学与价值论关学的重建具有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