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需要文艺 文艺必须抗战——关于抗战时期文艺界跟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

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文艺界对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的批评,是有重大意义的,其正确性早已为历史所证明。但是,一九八○年六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在巴黎举行的关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运动的学术讨论会上,香港中文大学梁佳萝在发言中,却谴责当年对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的批评,说是“不公平的”。他的发言,当即遭到中国代表罗荪、艾青、吴祖光等的反驳,一些外国学者也提出了不同意见。     

论抗战时期大后方关于文艺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

“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是抗战时期我国文艺界关于文艺理论的一次最大的论争。今天我们应该全面地、历史地来评价这次论争。这次论争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对“与抗战无关”论争的再认识

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文艺界(主要是国统区)就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展开了一场论争。一九八○年六月,在巴黎召开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运动讨论会上,香港中文大学梁佳萝重新提出这场历史公案,他认为当年对梁的批评是不公平的。针对于此,不少同志强调,当年的批评“是应该的,也是实事求事的,公平的”。显然,看法很不一致。本文试图从当年论争的全面情况来重新认识这场论争。     

也谈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

1938年12月1日,梁实秋在《中央日报·平明》副刊上发表的带有征稿性质的《编者的话》,引发了抗战文艺界关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论争实际上持续到1944年,长达5年之久,而其余波与影响则一直持续到解放以后。诚然,论争已成为历史,作为后来者,我们无力也无需将这些恩怨纷争辩个一清二楚,但面对历史,必要的反思却能为今天文艺的健康发展提供宝贵的经验与教训。一1938年12月1日,梁实秋在重庆《中央日报》主编的副刊《平明》面世,他在类似发刊词的编者的话里有如下一段文字: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     

重读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

梁实秋并未蓄意鼓吹“与抗战无关”论,只是他的自由主义文学观的自然延伸,但在抗战情势下,更加不合时宜。批评文章易见的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显示了论争另一方观点和方法的片面性。更多的史料表明,粱实秋的“有关”与“无关”,实乃“直接有关”和“间接有关”之谓也。     

关于“抗战文艺的分期问题”

手边是篇“动态”,报道里涉及了“抗战文艺的分期问题”。——这里说的“分期”,实际指抗战文艺上、下限的划分。 有两种划分意见。一种,认为“‘九一八’是抗战文艺的上限”,因为“‘九一八’以后,一些作家写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作品”,下限呢,没提;另一种,认为“抗日文艺和抗战文艺有联系,但也有区别”,“抗战文艺就是抗战时期的文艺”,“上限     

老舍1941年前后的文学回归与抗战文艺论争

文章论述了老舍1941年前后文学回归和抗战文艺论争的关系,从关于“暴露和讽刺”的论争、“大众化”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以及所谓“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三方面展开论述.文章认为,正是这几次关于文艺问题的论争为老舍抗战时期的文学回归提供了足够的思考余地并促成了老舍的回归.     

“与抗战无关”及其评议再认识

文学与政治的密切结合,既是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形成的一种传统,也是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中国现代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一项基本内容.但是,文学与政治要不要结合?文学与什么样的政治结合?怎么结合?这也是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不同政治观,文学观、审美情趣的文学家们论争不休的问题之一.1938年12月至1939年4月,中国抗战文学界围绕“与抗战无关”展开的论争便是其中的一场尖锐激烈的论争.本文拟就这场论争及其评议加以清理与再认识.     

“抗战通俗”:抗战文艺的“变格”叙事

抗战的严峻态势促使战时文艺工作者积极抛却成见,广泛汲取一切有益因子,借以最大程度地进行抗日宣传.于是通俗文艺也被纳入“抗战”叙事的洪流,并由此创生出崭新的“抗战通俗”类“变格”叙事.此类“变格”叙事不仅通过“叙事回避”达到了“叙事动员”的目的,而且更展现出了抗战文艺的多样风姿.     

关于抗战时期建立后方证券市场之论争

建立产业证券市场的思想不仅是战时后方产业经济发展在思想上的反映,而且通过这场论战,使人们认识到了证券市场与产业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从而在认识上,推动了中国华商证券市场从以政府公债为主体的财政证券市场向以企业股票、债券为主体的产业证券市场的转变,明确了战后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方向,为战后证券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民族形式”论争与毛泽东战时文艺民族化构想

抗战期间,＂民族形式＂论争因其特殊的战争背景,使得论争中文学属性淡出,更多体现为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碰撞与交锋。政治文化和战争因素构成了论争的核心,并最终决定了论争的进程和战时文艺民族化的路径选择。     

论郭沫若抗战时期的文艺主张

在抗日战争的炮火声中,在日本侵略者践踏我国土、屠杀我同胞的危急时刻,在国民党顽固派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第的艰苦年代,在广大文艺工作者处于愤概、徘徊的时候,郭沫若怀着爱国主义的激情,以敏锐犀利的大笔,于1938——1945年期间,先后撰写了《抗战与文化问题》、《今天创作底道路》、《新文艺的使命》、《中国战时的文学与艺术》、《“民族形式”商兑》等十多篇重要的文艺论文,高举起抗战文艺的旗帜,明确而坚定地提出了“为抗战而艺术”,“民族形式的中心     

毛泽东与抗战文艺

抗战期间,毛泽东有许多关于文艺的谈话、题词、书信等,没有收入"毛选".他通过这些方式以及其他实践活动,指导文艺家们配合抗战,形成一条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战线和方面军.本文就是根据这些珍贵资料撰写的.     

“预言”(一)——抗战文艺断想

仍然只是一些飘忽的印象,一些闪烁的联想。 创作,或者扩大些,说文艺现象,要真如勃兰兑斯所说的,是一面无边无际的网上剪下的一片,那么,凭借这一片,感知它所依存或所从出的网络,应该是可能的。 手边这本书和它引发的批评,提供了一个凭借。这是夏衍四十年代中期写成的《芳草天涯》。 《芳草天涯》写的是知识分子的爱情纠葛,一种与人生道路的严肃的因而也是痛苦的选择紧紧相联的爱情纠葛。作品通过剧中人物之口,提出并强调了在人生中也在爱情中“宽容”(Tolerance)的重大意义。在剧作的前记里,作者还感慨地提到,“要是普天下每一对男女能够把消费乃至浪费在这一事件上的精力节约到最小限度,恋爱和家庭变成工作的正号而不是负号,那世界也许不会停留在今日这个阶段”。 剧作的演出和发表立即引来了批评。批评的嗓音庄重、洪亮:恋爱和家庭原就是     

大时代的宠儿——《中国抗战文艺史》之一节

报告文学比任何文学品种同时代的关系都紧密,都息息相关;它既是适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又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故它成了时代的宠儿。一九三五年“一二·九”、二·一六”,北平发生的空前广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惊醒了全国亿万民众,掀起了全国沸腾的抗日高潮,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席卷全国,这给了报告文学以新的生命,使它得到了划时代的发展。     

关于“实践存在论”美学及其论争

"实践存在论"美学是我国当代美学研究中出现的一类观点.其基本特点是:人的存在在其理论中具有突出的优先地位,"一般的人"和"人的一般本性"是其重要理论基础之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范畴被明显泛化,审美主客体之间的认识关系被体验关系所排斥和否定.其实质在于:以主体性排斥物质性,这是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个体主体性理论思潮的延续和向美学、文艺学学科纵深的渗透;以抽象化排斥具体化,这是一个时期以来资本积累逻辑在我国社会生活一定范围内的不断发展和浸润,在美学、文艺学领域所引发的一个必然结果;以感性体验排斥本质认识,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西方后现代主义观念影响的日益强化,在我国审美或文艺领域出现的反本质、反理性的解构思潮的一种体现.     

抗战初期国共关于游击战问题论争新探

抗战初期,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在抗日游击战问题上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激烈争论。这场持续了一年多的争论,产生于抗战全面爆发、敌后战场开辟之初,在1937年底至1938年上半年形成高潮,1938年下半年进入深化阶段。这场争论,促进了国民党对游击战的认识,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坚定了中国军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     

论老舍抗战时期的文艺大众化经验

抗战时期是老舍写作生涯的重要转折期,文艺大众化又是抗战时期中国文学面临的首要难题,这个话题的提出和运作极大程度地影响了老舍的写作走向。通过分析老舍抗战时期参与通俗文艺写作和文艺大众化问题论争的经验,讨论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艺大众化问题和老舍的写作走向的相互关系,并且在老舍的庶民身份、性格因素上寻找原因。     

抗战期间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

民国时期的政治专制与社会动乱同它的文学成就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存在一种宪政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政治理念,宪政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对统治者的某种抗拒都不容忽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为现代文学艰难地开辟了生存空间,其中的启迪值得我们深思。为了进一步探讨宪政、法制以及政党政策与民国文学的关系,本刊约请了四位学者分别就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空间、民国语境下的左翼文学、抗战时期民国政府文艺政策的两面性和抗战期间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等问题进行研讨,以期引起学界更多关注的与思考。     

武汉抗战文艺与党的领导

在抗战文艺研究中,探讨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中国共产党对抗战文艺运动的领导,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抗战初期,武汉一度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伴随着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武汉的抗战文艺运动如盛夏的扬子江潮,波澜壮阔。其声势之浩大,动员之广泛,社团之繁盛,作品之丰富,为武汉文艺运动史上前所未有。它既是五四和“左联”新文学革命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又为重庆、桂林、昆明等大后方的进步文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推动了全国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