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善政走向善治--县级政府行政改革的目标取向

治理是为了弥补国家和市场的失效,如何使治理更加有效,最好的路径是实行善治.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县级政府是靠近基层的一级政府,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县级政府从善政走向善治,不仅可以为国家各个层级的政府治理提供典范,也将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试析以善治理念推进我国政府管理改革之意义与路径

治理与善治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一种新的治国理论,作为政府管理中的一种“舶来品”,善治理念在当代中国的实践有其必然性。中国政府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这为善治理念在当代中国的引入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宏观社会环境,其在我国政府管理改革中的突出意义是进一步推进全能型政府的解体,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和谐关系。同时,政府改革坚持“公民导向”并引入“顾客”理念,可为善治思想在我国的进一步实践提供新的思路。     

中国乡村民主治理模式探析

中国乡村民主治理模式的建立,必须壮大乡村公民社会,形成政府与乡村社会的合作互动、相互制约的平衡机制,并使之制度化,以使中国乡村治理走向善治.     

善治城市: 中国城市治理转型的目标与路径分析

“善治”是一种理想的城市治理模式。当代中国城市管理要实现其缓解或消除越来越严重的城市问题的使命,必须摆脱传统城市管理,走向现代城市治理,实现城市善治。我国现行的城市管理模式离城市善治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实现城市善治,形成善治城市的关键战略是适当的能力建设和协作管理,即城市政府通过自身“再造”,提升治理能力,增进政府治理的有效性,同时,努力寻求和发展非政府组织、企业、公众对城市治理的支持、参与和合作。     

社会风险与政府善治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转型的加速,中国面临的社会风险日益增多。为应对社会风险的挑战,应构建善治结构,健全社会管理格局;加快包容性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升政府公信力,打造服务型政府;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善治要求政府承担更大的责任、安排更多的财政预算、更有效的政策和政治方面的制度创新,促进社会建设的良性发展,赢得绩效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     

政治文明语境下联动推进善治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机理与路径

在政治文明的语境下,善治与社会管理创新成为了政府适应时代发展变化趋势的选择,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将促进政治文明获得实质提升。善治是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它的推进过程就是一个实现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与合作的过程,实际上是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而社会管理创新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走向善治的必要途径,它的最终目标是善治。     

协同治理视野下社会中介组织的培育与完善

协同治理是伴随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和市民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兴起的一种新的政府治理理论。协同治理呼唤建立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合作互动关系,而社会中介组织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社会治理主体,在政府治理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功能。在协同治理的视域下,我国中介组织的培育与完善,应当走一条以政府为主导下的官民互动合作之路径,最终达到善治的目标。     

民主、善治与公众参与——湖南行政程序立法在中国的意义

近几十年来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民主从政治领域的选举、代议走向行政领域，行政立法、行政决策、具体行政行为等都打上民主参与的烙印；与此同时，强调双方协商沟通并达到社会共同治理的“善治”也渐渐有取代“管理”的趋势。这两个方面的社会进步，其实都集中到行政程序法治建设中。公众参与作为行政程序法的最重要一环，是行政领域的民主制度，是达成善治的途径。《湖南省行政程序条例》的出台，是责任型、法治型和服务型政府从理念迈向具体的重要一步。从地方扩展到全国，从行政民主跨进政治民主，也许是符合国情的理性、稳妥选择。     

寻找和谐社会的社会整合机制

和谐社会意味着社会整体上实现了高度的整合,社会各主体和要素实现了关系稳定、协调和有序,无根本利害冲突。在结构功能主义的视野下,社会结构不断分化与重组的趋势要求寻找一种新的社会整合机制与之适应。我国正在告别“总体性社会”,走向多元社会,这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治理可以成为和谐社会的社会整合机制。当政府治理达到良好状态,即政府善治时,社会呈现和谐状态;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政府实现了善治的社会。政府治理要求政府成为有限政府,致力于公共服务,充分发挥社会公共组织的作用。     

生态文明语境下我国自然资源多元治理体系之优化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对自然资源的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和目标。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政府、市场与社会调节机制为手段,以自然资源的综合性治理为内容,以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自然资源治理体系。但是该治理体系面临着一系列内生性和外源性困境,包括部门化的自然资源立法模式、碎片化的自然资源权利配置、治理主体间缺乏沟通机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制约以及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影响,这些因素阻碍着生态法治进一步走向生态善治。为此,制定体现生态文明理念的综合性自然资源法,明确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权责边界,以及建立对治理的监管体制是优化我国自然资源治理体系的要点。     

论国家治理应遵循的一般原则——基于卢梭政治制度论的思考

政治制度是国家治理的依靠和保障,二者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和相关性,政治制度的良善、进步、成熟与否关系着国家治理的方向、水平和能力.从卢梭的政治制度论来看,国家治理应遵循的一般原则是:基于民族特点,依靠法治,依赖制度文明,增强政治认同.这些原则实际上是对古今中外国家治理普遍规律的精辟概括,也是对人类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经验与教训的深刻总结,与中国共产党当前提出的治国理政理念高度契合,对我们今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中国治理变迁30年(1978—2008)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治理变革的主要方向,是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治理改革的重点内容,是生态平衡、社会公正、公共服务、社会和谐、官员廉洁、政府创新、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决定性地影响中国治理状况的主要变量,是社会经济的变化、政治发展的逻辑、新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全球化的冲击。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探索,中国正在形成一种特殊的治理模式,其治理改革的目标已经十分清楚,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责任、透明、廉洁、高效、和谐。     

国家审计及其机制创新:一个分析框架

国家治理是治理主体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维度上运用权威配置资源、维持秩序的一个过程,具有过程性、协调性和持续互动等特征。国家善治的基本要素包括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高效等。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系统中的重要子系统,对完善国家治理具有重大推动作用。审计工作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寻找差距,不断调整和校正发展路径,通过理念创新、机制创新、方式创新和管理创新,不断适应有效服务国家治理的需要,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的国家治理思想对理解国家治理属性的本质、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结构、内涵、方式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与现代西方形成的民主-专制体制论、法治-人治论、威权-民主政府优劣论、公民社会等所谓"普适"的理论不同,马克思以鲜明的阶级立场,提出了国家政权中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核心地位;市场模式中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主体;社会领域以实现人的发展为根本价值等,同时指出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形式的条件性。马克思国家治理在中国的当代价值在于,国家治理应符合相应的社会性质,要注重甄别国家治理的职能属性,传承自身文化传统。     

政党治理视域中的群众路线

在群众中学习,在学习中把握执政规律,在尊重规律中求得发展,在科学发展中巩固执政地位。当代中国处于迅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以及文化多元化的冲击,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日趋多样化,执政党在处理党群关系的实践中面临着新的形势,而要顺应新形势,必须要创新党群关系的思路和方法。文章分析了执政党处理党群关系所面临的新的问题和挑战,指出必须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到群众路线之于政党治理的重要意义,阐明了政党治理的价值目标与为人民服务的内在契合;指出在政党治理视域下,坚持群众路线的着力点,即要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创新党群沟通方式、树立依法治理理念、建立联系群众制度。只有把群众路线与政党治理结合起来,才能不断提高党治国理政的能力,实现党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     

现代政治文化与民族国家治理

现代政治文化具有世俗性、自主性、开放性与融合性。民族国家治理是国家公共权力控制和引导政治、社会活动的运作行为。政治文化现代化与民族国家治理之间存在互动关系。现代政治文化对民族国家治理提供支撑与协调,民族国家的治理活动推动、引导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发展。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实践:四直辖市例证

法治既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保障。地方政府的法治实践既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国家治理的地方实践形式。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对党的十八大后四大直辖市的法治实践进行比较,探寻共同经验和各自的亮点,可为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路径提供启示: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应实现法治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充分发挥智库功能,创新国家治理需要及时将地方经验法制化,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协同治理制度化,发挥媒体优势营造依法治国的良好氛围。     

慈善组织与中国社会的治理和善治

现阶段中国慈善组织为促进中国社会的公正与和谐作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传播慈善和公正理念;二、广泛的公益行动;三、有效的政治参与,促进有关公民社会发育的立法;四、监督(批评)政府部门的某些工作。在应对更多社会问题和全球化挑战的背景下,中国慈善组织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国家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权力重构

国家治理体系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地方政府权力的配置模式将产生体系性影响。“多中心治理主体”、“合作式治理模式”需要发挥不同社会主体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在地方政府职责中应更加强调服务职能的完善。所以在地方政府权力的横向配置中,要求重新划分政府与社会、市场间的权力范围,并且推动三者间关系的法治化。但是当前各级地方政府间“上下同责”、“上下同粗”的权力体系严重阻碍了地方政府权力的多中心横向配置,所以各级地方政府间的纵向分权以及增强基层政府的自主权成为地方政府权力重构的首要任务。此外,国家治理体系对行政法学的基本原则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新时期地方政府权力配置法治化的道路上,应更加强调监督和制约地方政府行政权的行使,防止各级地方政府恣意逾越横向、纵向的权力边界。因此,法律保留原则和越权无效原则的价值将会更加凸显,而相关立法也应当更加完善。     

区块链技术助力我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优势、挑战与路径

我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工作迫在眉睫,但网络技术自主创新能力落后,治理工作面临治理对象局限于网络空间、协同治理格局尚未形成、网络法治体系尚待完善等主要问题.区块链技术所包含的时间戳技术及其可溯源防篡改特征、分布式账本技术及其共识机制、智能合约技术及其自动化特征将助力我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工作.区块链技术具有一定的限度,其所包含的匿名性问题、去中心化特征、代码治理模式将给我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工作带来监管机制、传播机制、立法机制的挑战.对此,必须坚持开发区块链技术与监管区块链技术的结合、区块链技术与战略性前沿技术的配合、区块链技术赋能与党的舆论工作的融合,构建全方位、全天候、多层次的网络意识形态综合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