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国与南宋的交通

大理国与南宋的交通杨宗亮自“宋太祖挥玉斧”以后，宋王朝与大理国在四川大渡河一带的交往逐年减少。至南宋这种交往集中到邕州（治今广西南宁）横山寨（广西田东县祥周乡）。南宋与大理国的联系主要通过邕州横山寨至大理国的通道来进行。该通道在促进内地与西南边疆的经...     

两宋王朝与大理国关系研究

大理国史是云南地方史极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在中国民族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大理国与宋王朝关系颇具特色。一方面是,大理国历代统治者前赴后继的长达一百五十多年的执着请求宋廷册封,主动追求臣服。另一方面是,宋王朝历代君主对大理国的请封要求一而再,再而三的刻意推诿,不予应允。但是,经济文化方面双方自始至终又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双方政治形势、军事势力、经济文化、历史传统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北宋与高丽官方书画交流述论

从北宋建立到南宋初期,宋朝与高丽王氏政权有着十分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其中书画交流是双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的书画交流主要通过两国官方间贡赐贸易、使节往来等途径进行。通过广泛的交流,促进了北宋与高丽两国书画艺术的提高。     

地区性初级统一为全国大统一奠定基础——论南诏大理国的历史作用

南诏大理国是云南民族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一方面由于唐宋王朝中央错误的治滇政策导致了南诏大理国与中央王朝长达5个世纪的分立割据:另一方面南诏大理国又实现了云南的地区性初级统一,为元代更高层次的全国大统一奠定了基础.     

港台学术界近年出版的研究云南少数民族的著作概述

近几年来,台湾和香港相继出版了一批有关我省少数民族的专著,对研究白、纳西、彝、回等民族的历史、语言、艺术、民价、宗教等各方面颇具价值,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 台北故宫博物院于一九八二年出版的《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是一本珍贵的文物史料,引人注目。该书作者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大理、丽江地区作过四年民族学的调查研究,去台后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有关我省民族问题著述甚多。在《综合研究》一书中,作者辑录了现存于台湾和美、日两国的南诏大理国四件重要文物,摄制成一百     

大理国史研究综述

同南诏史的研究情况相较,大理国史的研究,不论在研究成果的数量上还是在探讨问题的深度上,都要显得逊色一些。这主要是有关大理国及此前诸过渡政权的资料的缺乏、许多方面只能从元代的记录中加以推断的缘故。尽管这样,方国瑜、徐家端、马曜、方龄贵、尤中、木芹、王叔武等先生仍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在许多方面填补了大理国史研究的空白,为     

人类学视野中的南诏大理国佛教信仰

尽管密宗的阿吒力信仰十分兴盛,但对大理佛教信仰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密宗,显宗的华严、禅宗等在古代的大理也都有自己的传承。显密宗支之间很早便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它们在师承、僧伽组织形式以及修行方式上都有显著的差别。同时,由于基本的佛教思想是共享的,显密结合的流传方式是南诏大理国佛教信仰的重要特征之一。此外,由于僧侣也兼学儒家经典,他们的社会角色也会随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     

宋高宗、孝宗对词坛风尚的影响

高宗建炎至宁宗嘉定年间是南宋词风确立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词坛风貌与北宋有明显不同:传统艳情之作大为减少,咏物、隐逸、祝祷、述怀、说理等题材明显增多,整体风尚趋于雅化。究其原因,家国之变、以诗为词的发展规律虽然是重要因素,但高宗、孝宗二帝对清新简远、富贵雍容、理性通达词风的偏爱以及对雅正风尚的推崇对南宋词坛走向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宋代广西人口数量考证

针对官方统计数的缺漏 ,对宋代广西几个时期的民籍人口数进行了估算 ,并从广西土丁征发的角度对这一数字进行验证。对于大量未纳入官方统计范围的少数民族人口 ,根据峒丁的数量作了初步测算。而对于军籍人口 ,则据禁军、厢军的人数进行推测。最后估算出北宋元丰时广西的总人口至少已达到 16 0万 ,崇宁元年时至少已达 2 0 0万人。到了南宋初期 ,今广西境内的总人口应达到 30 0万人 ,到南宋末期 ,这一数字更是达到 35 0万人 ,而不是许多学者经常引用的 10 0多万     

姜夔词风辨

姜夔词风辨□朱绍秦姜夔是与辛弃疾并领南宋词坛风骚的重要词人，其词风，于南宋末至有清一代，继之者众多，几乎主宰了当时大半个词坛。宋代受姜词影响的词人比较多，张炎极力推崇姜词自不必说，其它如高观国、周密、陈允平、王沂孙等人亦步其后尘。至清代浙西词派崛起后...     

南宋初年财政困境及其解决——以李纲、吕颐浩、赵鼎三宰相的财政措施为例

本文从南宋初年中兴名相李纲、吕颐浩、赵鼎的财政措施入手,探讨南宋政权从建立到绍兴八年财政困境的解决,是南宋基本稳定和宋金对峙的重要物质基础。     

论南宋酬赠唱和词的文人化倾向

酬赠唱和是中国传统诗词创作的重要形式,在宋词中亦多有表现.从词体发展来看,酬赠唱和之作在南宋,尤其是孝宗时期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风格更为开阔多样.从互动方式看,南宋文人以词酬唱主要集中在即席、临别、异地寄赠这三种情况下.与北宋相比,南宋酬赠唱和词在主题、功能、艺术形式上都呈现出新特色：传统的艳情题材有所退减,家国情怀大为增加,词中的脂粉气与感伤气明显减弱;词体功能从尊前娱乐更多转向文人抒情言志,词甚至充当起了书信的功能;次韵的艺术形式极为突出,文人气息更加浓郁.     

况周颐的唐宋词史观

况周颐对唐宋词史有过系统的研究,对唐宋词史有许多十分精彩的见解。其唐五代词观主要为,比较了晚唐诗与词的特点,指出二者共同之处是"丽而不流",其原因乃"风会所趋"。其两宋词观主要为,北宋词的主导风格为清空婉丽,自然天成,词境甚高;南宋词的风格特点是意境沉着、寄托遥深,思想价值最高。况周颐的唐宋词史观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他对唐五代词特点的阐述是对常州词派词学理论偏颇的矫正;第二,况周颐对南宋词人的一些认识受王鹏运、朱祖谋的影响又有发明创见,不乏独特之见也有深文周纳之病;第三,况周颐的唐宋词史观是其重、拙、大理论的重要体现,由此可以更准确地理解其重、拙、大理论的内涵。     

南诏大理国对唐宋王朝的历史文化认同

南诏大理国是唐宋时期我国西南地区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两个具有承续性的地方政权,它们坚定地认同唐宋王朝的历史文化。其中,历史认同是指南诏大理国对中原王朝形成的关于血缘、地理和治统观念的认可与接受;文化认同是指它们对源于汉地的有关心理、制度和道统认识的赞同和悦纳。     

南宋中兴诗坛的师承与文学史演进

师承是影响文学史发展的重要因素。南宋中兴诗坛的师承可以归纳为学术型、政治型、文学型三个系统,它们从政治学术、人格精神、诗歌艺术等层面对南宋中兴诗坛产生了深刻影响。南宋中兴诗人在继承师学的基础上,又以积极进取的精神超越了师承,树立了新的诗歌艺术典范,创造了宋诗“中兴”的局面,推动了文学史的演进。     

大理国写经《护国司南抄》及其学术价值

本文在整理《护国司南抄》的基础上， 对其分段、名称、作者、年代、内容、纂集依据等问题作了考辨， 并认为这份大理国抄本的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 一为中国古代音韵学、佛典校勘、佛经版本学及唐代年号的考订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二是我们正确认识和研究佛教 “义学”的最直接可靠的重要资料； 三、证明大理写经中不存在“白文”； 四、是我们正确认知南诏佛教的第一手资料     

经世致用的诠释与实践——论南宋重臣张的经世活动

张不仅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高瞻远瞩的管理者、政治家。他一生主要在地方为官,南宋淳熙年间,他经略广西四年,改革全面,成效卓著。他将儒学的内圣与外王完美地结合而统一起来,继承并弘扬了湖湘学派的经世致用思想,谱写了经世致用的辉煌篇章。本文主要探讨了张在广西的经世活动及意义,以及由此留给后人的思考和启示。     

南宋马纲运输的过程管理

川秦和广西博马是南宋战马的主要来源。学界对战马贸易已有充分研究,对于川秦马纲路线亦有关注。每年跨越数千里自川广押运逾万匹战马到行在和江上诸军,是一项艰难复杂而又事关国防的要务。朝廷以何种方式纲运?在纲运中如何处理成本与效率的关系?如何建立调动各方力量的激励机制?这些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深入论述。本文对此作了探讨。通过考察有关史料,作者发现,南宋既要保障战马纲运的效率,又需考虑地方政府的承载能力,以建立起持续稳定的战马纲运机制。为此,朝廷建立了保障马纲运行的两套系统,即纲官、医兽和牵马人组成的押纲系统,以及沿途监司州县和馆驿人员组成的支持系统,并制定了量化的考核奖惩制度。     

一代冠冕：韩元吉的诗歌成就及其影响

久为学界所忽略的韩元吉,被南宋人视为“一代冠冕”,诗歌多寓山河家国之感,苍郁俊劲、清腴朗润,成就与“中兴四大家”相伯仲。其诗学渊源得叶梦得指授,复影响陆游等中兴诗人,诗风蕲向“腴润”,对南宋诗坛“唐音”之复归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厥功甚伟。     

经世致用的诠释与实践 --论南宋重臣张栻的经世活动

张栻不仅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高瞻远瞩的管理者、政治家.他一生主要在地方为官,南宋淳熙年间,他经略广西四年,改革全面,成效卓著.他将儒学的内圣与外王完美地结合而统一起来,继承并弘扬了湖湘学派的经世致用思想,谱写了经世致用的辉煌篇章.本文主要探讨了张栻在广西的经世活动及意义,以及由此留给后人的思考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