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制度与价值制度之间——环境风险规制的困境与出路

风险社会理论要求行政机关规制风险时在专家制度和价值制度上作出选择.其中,风险规制的目标确定应当选择价值制度,风险规制的手段选择应当采用专家制度.然而,我国环境风险规制的制度在设计或实施时对专家制度和价值制度的选择或运用上存在混乱和不完善之处,应当进行完善或重构.     

迈向回应型环境风险法律规制的变革路径——环境治理多元规范体系的法治重构

我国当下的环境风险规制模式主要是沿用传统的威权管制型模式和“命令—控制”式运作方式,通过对环境行为的管控和市场机制的调整在常规层面对环境风险进行规制。但环境风险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环境风险规制只能是“决策于未知之中”,而传统法律通过明确权利及义务为基础来规范环境行为的消极危险应对模式显然不能有效回应增长的环境风险,迫切需要构筑回应型环境风险法律规制模式。回应型环境风险法律规制更易于回应社会需求确立可接受性的、符合合理性限度的环境风险法律规制体系,通过协商式环境民主规范体系、程序主义运作规范体系以及舆论话语媒介规范体系减少政府行政规制中的危险,摆脱环境风险规制的预判困境和权力滥用危机,更好地解决日渐复杂的环境风险。     

风险规制正当程序：意义阐释与类型分析

在现代风险社会,风险规制逐渐成为现代国家的一项基本任务。面对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现代风险,以交涉性和反思性为本质特征的现代程序在风险规制中的意义日益凸显。以“司法程序”为模型的传统行政程序呈现出高度的封闭性与对抗性,难以为风险规制的多元主体的论辩与协商提供足够的制度空间,应当建构一种风险规制的“分析—协商”程序,从而为包括风险规制机构、专家、利益相关者、普通公众在内的多元主体就风险议题展开协商论辩提供制度性平台。我国风险规制应当倡导一种新程序主义的法治路径,以促成风险规制决策的合法性。     

对“风险社会”中行政人员行为取向的哲学思考

"风险社会"是21世纪的时代背景与人类在这个时代中的生活状态,也是当前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作为时代背景,它宣告了社会生活中不确定性的急剧增长,作为理论视角,它要求我们进行思维变革,将理论思考的重心落在内含着不确定性的行为上。在所有社会行为中,政府行为也就是行政人员的行为对于社会整体有着最为直接也最为广泛的影响。在工业社会,官僚制组织通过维护组织环境的确定性来降低行政人员行为的不确定性,在这种具有确定性的组织环境中,行政人员形成了"价值中立"的、服从式的行为取向。风险社会的出现将官僚制组织卷入到了不确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对行政人员的行为取向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要求行政人员自觉承担起决策的责任,进而通过对这种责任的承担来化解风险;另一方面,它又诱使行政人员采取投机行为,从而加深人们在风险社会中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势必要在影响行政人员的主观因素上作出选择,赋予行政人员的道德以更为重要的地位。     

环境风险治理碎片化与社会合作治理机制的生成

环境风险的不确定和系统性决定了其治理机制的灵活性和多元化,而当今的环境风险治理存在碎片化状态,其中以行政规制的碎片化为典型。行政规制的碎片化具有难以克服的内生性困境,这种困境体现为政府失灵状态。为了避免环境风险治理的碎片化,需要发展出一种社会合作的风险治理机制。     

公共风险法律规制中“刑扬行抑”现象之反思与矫治

以环境、安全和健康威胁为主的公共风险是当前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近年来部分领域出现了刑事规制扩张和行政规制不足的“刑扬行抑”现象,主要表现为行政违法行为径行犯罪化、入罪门槛降低以及刑事责任优先三大典型特征。公共风险规制“刑扬行抑”现象并未显著提升刑事规制的实效性,反而违背了古典刑法的民权理念,造成违法-犯罪二元体系的消解。此种现象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部分执法机关的威慑偏好和认知惯性是主观动因,历史文化和理论思潮的浸染是环境诱因。面对公共风险规制的法治困局,回应性规制法律框架的本土化提供了一种破局新思路,实现了由“刑责优位”到“最佳威慑”、由“威慑或遵从”到“执法金字塔”、由单一规制主体到网络型治理格局的三重转向,为行政规制的功能拓展提供了路径指引。     

算法透明的困境及规制路径研究

算法决策技术的兴起推动了社会发展,同时也带来了算法黑箱、算法合谋、算法操纵等技术和社会风险,必须对算法进行规制以控制风险。算法透明是进行算法规制的前提和基础,由于技术和制度上的障碍,完全彻底的算法透明不现实也不合理,在具体场景中追求有限、适当的算法透明才是有意义的。在算法透明的落实和保障上,行政规制具有独特的优势,通过构建刚柔并济的行政规制体系、促进企业算法合规监管、推进算法备案制度、追究算法披露不当行为责任四项具体行政规制措施,监督和保障算法透明制度的运行,实现科技创新与社会安全之间的平衡与协调。     

论政府规制的行政性维度

政府的行政性规制是政府采用行政命令、行政规定、行政指示以及下达指令性任务,按照行政系统、行政层次、行政区划来管理社会,满足社会对它提出的功能需求。文章从政府规制的目的是修正市场机制的缺陷、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理论前提,提出政府行政性规制必须具有一个科学的维度,具体概括为六个方面,即政府规制的行政基础、政府规制的行政尺度、政府规制的行政目标、政府规制的行政要求、政府规制的行政约束和政府规制的行政底线。     

论我国行政审判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及对策

我国行政审判面临的诸多问题与我国的行政程序和实体法律以及行政诉讼法在有关行政机关互动关系制度的设计上存在某些缺陷关系甚大.本文从法理和实践的角度对目前我国行政审判面临的问题作以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以求更好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规制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     

论环境法法典化的未来向度——基于技术赋能的审思

新兴信息技术作为高效、便捷、智能的治理工具,在提高治理效能的同时对既有法律制度产生了冲击,风险与收益并存成为未来环境法法典化的时代背景。在新兴信息技术的影响下,未来环境治理领域传统环境风险与新型环境风险并存：一是技术大量使用引发的传统环境风险;二是技术系统挑战规制系统引发的数据安全、决策偏见等新型环境风险。不确定性应对成为未来环境法法典化的内在需求,这需要整合传统风险预防原则与成本收益分析理念,同时调适技术系统与规制系统的关系。基于此,应构筑风险回应型环境法典：其一,以理性预防为理念,结合成本收益分析改造风险预防原则,形成理性的风险应对理念;其二,以动态规制制度为核心,立足于环境风险的全生命周期,科学配置相应的法律制度;其三,要实现不同风险法律制度的衔接与协调,形成环境风险防治法律制度的闭环。     

论新时期政府的行政决策能力

当代行政学研究表明,行政系统及其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特定的环境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只有在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的充分平衡之中,行政系统才可能使其效能趋向优化。而行政系统与社会环境之间保持动态平衡的能力,往往取决于行政系统的决策能力。行政决策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为履行行政职能,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而制定具体政策和选择行动方案的活动。行政决策能力则是指政府行政机关有效制定具体政策和选择行动方案的程度。衡量行政决策能力高低的标准,是行政决策的社会适应性和实施的有效性,即：一方面适应了社会环境的变化和社会服务…     

节能减排问责制的软法进路分析及其完善

节能减排问题凸显了伴随中国风险社会来临的环境风险压力,政府在风险规制中的双重风险地位使对政府的节能减排问责在硬法上呈现出责任两难,而法多元主义下的软法则为风险规制中的政府责任提供了新路径,因应了风险社会的法律制度需求。软法进路下的节能减排问责制是中国风险社会中风险规制的客观需求,是硬法与软法混合控制宏观调控的制度创新。不过,现行节能减排问责制也存在诸多不足,要从多方面加以完善,社会团体在克服政府失灵方面的优势及风险社会中社会团体问责的兴起表明,社会团体问责应是节能减排问责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行政规章及其制定程序

进入本世纪以来,行政机关制定行政规章的活动十分频繁。与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相比,由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规章显得内容庞杂。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行政机关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和执行行政规章。在我国,行政规章发挥作用的领域甚广且效能颇强。但是,有关行政规章问题的理论研究却显得薄弱,实践中对制定程序等方面必要的法律规制更为缺乏.笔者在此拟就我国行政规章的性质特征及其制定程序等作初步探讨.     

环境执法纠纷风险及防范

当今社会是风险社会,法律实施的过程既是规制风险的过程也是风险产生的过程。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后,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国上下关注的重点问题。由于环境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需要政府予以治理。在环境治理和环境执法的过程中,由于利益的多元化、环境行政权力的异化、环境执法人员的行政执法伦理的缺失、公众环境利益表达机制的不完善,必然会产生一定的风险。针对纠纷风险发生的原因,只有消除纠纷风险产生的根源,规范纠纷风险产生的过程,减少纠纷风险产生的因素,构建化解纠纷风险的途径才能有效防范环境执法纠纷风险。     

非强制行政行为制度化探讨

随着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倡,在工商、城管、公安、狱政等领域开始了大量通过柔性的非强制执法实现管理目标的尝试,非强制行政行为成为一种普遍化的行政法现象。非强制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表现,亦有滥用的可能,有对其进行制度化的必要。非强制行政行为的柔性、灵活性与适应性决定了立法规制和司法审查在功能上的局限,必须依赖行政机关制定的自我约束规则。     

环境健康风险法律规制的限度及其调适

基于问题导向,环境健康风险法律规制呈现为环境联系健康的立法观与系统性的风险规制法制。然而,事实因应导向的环境健康风险法律规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过度干预权利、法律控制乏力与解释空间过大的风险,需要在既有理路框架下,由宪法从立法选择与法律实施层面对其进行结构性调适。在立法选择中,有必要重塑环境健康风险预防义务与基本权利并重的立法观,明确环境健康风险系统规制中事权协同的合宪性标准,搭建合理表达预防积极化与比例选择规制措施的规范结构;在法律实施中,需以基本权利作为解释标准,强化环境行政裁量与司法裁判的合宪性控制,避免给私主体增加不必要的损害或负担。     

论风险预防原则对传统法律观念的挑战

风险预防原则涉及到科学上的不确定性、经济与社会目标冲突、举证责任倒置、风险评估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对传统法律观念的挑战.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容易导致政府决策的保守倾向,要求企业承担不合理的安全举证责任,在经济和社会目标的冲突中倾向于选择社会目标.因此,风险预防原则框架下的政府决策应建立在合理衡量成本收益的风险评估基础之上.     

简论行政委托的规范化

在我国现实生活中 ,各级行政机关特别是基层行政机关 ,由于人员、经费以及地域等因素的限制 ,经常采用行政委托这种方式。从实际效果来看 ,行政委托一方面弥补了行政机关自身存在的缺陷 ,在贯彻执行国家方针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 ,由于现行法律、法规对行政委托的规制不够 ,也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研究探讨行政委托的有关理论问题 ,对规范行政委托有重要意义。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探析

行政公益诉讼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在法律法规赋权诉权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制度。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要从立法上确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拓展原告资格;合理分配举证责任;规制受案范围;对诉讼费用采用无偿主义原则;诉权由公众享有。     

论合理性原则对不当行政行为的规制

不当行政行为虽然不违背法律规定,但却侵害相对人的正当权益和破坏法治秩序。合理性原则是对不当行政行为进行规制的基本原则,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不可逾越的底线。针对不当行政行为在实践中的各种表现形式,应当将合理性原则对不当行政行为的规制体现在法治行政的具体实践之中,结合法理对行为进行评价,通过正当程序对行政行为进行规制,制定裁量基准实现行政的自我规制,实现行政复议与诉讼中的合理性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