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伦理价值的偏离与矫正

公共政策内含着基本的伦理价值如公共性、公平、正义等.但在实践中,工具理性扩张与价值理性式微以及政府的内在性侵蚀公共性使得公共政策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其基本的伦理价值.而通过扩大公民参与、提升公共政策主体的美德以及保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衡平方能实现对其伦理价值偏离的矫正.     

伦理视角下公共政策“公正”的核心价值

公正既是社会制度的伦理基石,也是政策制度追求的核心价值目标之一.公共政策能否坚持公正的价值取向,不仅关系到公民的社会平等和公民对政策制度的认同,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一个“公正、合理、有序”的社会虽然有赖于全体公民平等独立的人格和严格守法的自律精神,但是一个完美和谐的社会首先是一个制度“公正”的社会,制度的“公正”,更需公共政策的完善.     

维护社会公平与公共政策的伦理取向

在构建和谐社会、把社会公平放到突出位置来维护的进程中,公共政策偏离公共利益亦即公共政策的伦理问题,应当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公共政策理念层面突出伦理精神,公共政策主体层面以公共利益为本位,公共政策目标层面善于体现对利益的协调与平衡,公共政策的执行层面注重社会公平,公共政策的评估层面强调社会公平标准。     

公共政策价值取向中的政策空间

凡是存在公共政策的地方,就存在着政策空间和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互动是本文阐述的中心。本文认为政策空间是由“政策企业家”参与其中,通过“溢出效应”等逐步渗入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之中;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的定位则是在一定的规则体系指导下,经过不同的政策价值层面由政策空间的渐进拓展来完成的。     

公共政策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理论反思

从公共政策价值分析的研究角度看,在公共政策活动中,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并不是截然分开、不可沟通的。事实判断是价值判断的基础,价值判断是事实判断的归宿。无论是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都可以看作是人们认识和实践公共政策的必要环节,它们贯穿于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督等过程,也正是二者的统一才使人们对公共政策的认识和实践不断深化、发展。     

公共政策价值的政治学分析

公共政策是政府为解决公共问题,对政府目标、手段的选择及其相互转换的过程,即利益调整的政治和技术过程。价值是主客体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客体之于主体的意义和效用。就公共政策的价值而言,赋予公共政策利益优先的价值取向,在利益优先的前提下,选择、分配利益、综合和落实利益,最终达到平衡利益,解决公众问题。以利益为基础的公共政策价值分析无疑揭示了公共政策的本质,也为公共政策价值判断建立了一个客观参照系,为政府行为的良性循环引领方向。     

财富的伦理价值

财富的本质是对象化了的人类剩余劳动,它不仅具有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使用价值(worth),同时也具有能够满足人们伦理需求的伦理价值(value).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财富首先作为使用价值而存在,此外,它还具有承载、表达、建构人们之间各种伦理情感和伦理关系的伦理功能,这是因为:财富的创造、分配和使用过程同时是表现和形成人们之间各种伦理情感和伦理关系的过程,也是表现和形成人们的各种伦理观念的过程.     

以人为本：重塑公共政策的价值基点

公共政策总是要以一定的价值基点做支撑条件。现阶段我国诸多领域发展失衡,传统的公共政策价值基点在很大程度上已不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我们有必要根据实际情况塑造新的公共政策的价值基点。     

危机状态下公共政策运用的价值与困境

危机是一种决策的情势,危机状态下运用公共政策是化解危机的重要途径.危机的突发性、紧迫性、危害性等特征.往往造成政策制定、执行的困难.甚至导致政策无能,加强对危机状态下公共政策运行特殊性的认识,提高危机状态下公共政策的效力,可以减少危机带来的损失,化解险情.     

公共政策制定价值研究论纲

在我国社会全面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社会利益多元化、城乡二元格局和贫富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对我国的公共政策制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其中,一个最主要的问题便是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的价值问题。对公共政策制定进行价值研究,就其界定的范围来看,公共政策的“政策”运行逻辑在实质上规定了公共政策制定价值研究的基本框架。     

公共政策的根本价值取向：公平

公平是评价人与人之间涉及利益分配的社会关系的价值尺度,是平等与效率的协调与制衡,也是现代公共行政所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权威性及合法性等本质蕴涵公平理念;要充分发挥公共政策的功能必须以公平为前提。因此,公平作为公共政策的根本价值取向,是公共政策的内在要求。     

论公共政策的"价值失范"

现代民主社会的公共政策总是建构在一个价值判断前提之上,即公共政策必然是符合政府的宗旨“为大多数人谋福利”。背离了该价值判断前提,就是公共政策的“价值失范”。公共政策价值失范主要表现为政策制订者的价值失范、政策内容的价值失范和政策执行的价值失范。通过“利益追问”确定谁是公共政策“利益的最大化”的获得者可以准确地判断公共政策是否价值失范。必须通过扩大公共政策事前评估的参与程度和严格事后责任追究制来预防公共政策的价值失范。     

政府公共政策的时滞效应分析

政策效果不仅带来正面的即时效应,还可能产生负面的时滞效应,那些滞后于政策直接效果发生负作用的效应称为负面时滞效应。负面时滞效应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公共政策特性作用的结果、政府作为"经济人"的自利性与功利主义目标取向的影响、现行政策效果评估中存在的缺陷。在政策实践中,政策效果的负面时滞效应往往是政策主体预料不到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其也缺乏必要的预防和控制措施,有时甚至会给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因此,必须对政策的负面时滞效应加以重视,找出其产生的原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以使中国的公共政策更具科学性与合理性,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和谐社会视域中公共政策价值维度的考察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利益多元化、冲突普通化趋势不断强化。在此情势下,我国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为此,需要以调配社会公共资源、协调社会主体间利益关系为己任的公共政策有良好的价值指引。和谐社会视域中公共政策的价值维度不是单一的、凝固的、封闭的体系,而是多元的、动态的、开放的价值系统,将这一价值体系系统集成,才是建构我国公共政策的正确价值指引。     

民间组织的伦理价值诉求

民间组织是具有公益性、志愿性、民主性、非营利性等鲜明伦理属性的社会自治组织,推进人道与公正、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政府善治、增强社会核心竞争力是民间组织开展志愿服务的伦理价值诉求,道德教化、道德约束、道德倡议、道德激励与惩戒是民间组织实现其伦理价值诉求的重要方式.     

封闭性与开放性公共政策制定——两种公共政策制定模式的比较

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两种矛盾的模式：开放性制定模式和封闭性制定模式。本文从这三个方面对两种模式进行了比较,具体描述了开放性政策制定模式的运作特征,即多元政策主体在“政策市场”中和政府展开合作、竞争,并通过制衡机制对政府决策权进行监控,从而保证了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目标置换行为及其治理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目标置换行为使政策效果偏离了政策目标,扭曲了政策原有的价值追求,消解了政策的合法性。从目标—手段视角来看,政策规定用语模糊、政策目标量化难、目标手段关系不明确等导致了执行中的目标置换;从委托—代理视角来看,执行机构的有限理性和自利动机是政策目标置换的主观原因,信息不对称是政策目标置换行为的外在条件。对政策目标置换行为进行治理,需要建立以公共目标为导向的政策目标整合机制,加强行政伦理道德建设,建立有效的政策执行监督和激励机制。     

封闭性与开放性公共政策制定--两种公共政策制定模式的比较

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两种矛盾的模式开放性制定模式和封闭性制定模式.本文从这三个方面对两种模式进行了比较,具体描述了开放性政策制定模式的运作特征,即多元政策主体在"政策市场"中和政府展开合作、竞争,并通过制衡机制对政府决策权进行监控,从而保证了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     

公共政策体制论纲

公共政策体制概念及其研究维度的缺失,妨碍中国政策学界对政策活动过程做出更具说服力的解释,因此有必要弥补这一被忽视的环节。公共政策体制的概念界定于三个前提性假设基础之上,即民主条件下的政策共同体、政策共同体的结构化及其状态的稳定性、结构—功能间的关联性。公共政策体制可被定义为政策共同体的结构状态和关系模式,它通过转换者、约束者、仲裁者、确认者和变革者角色作用于政策过程。公共政策体制研究维度,有利于填补政府—社会这两种政策活动领域之间的沟壑,衔接正式与非正式的政策活动及其规则,融合静态与动态、个体与集体分析,统合对各个政策环节的理解从而超越政策阶段论的局限。     

中华伦理范畴与中华伦理精神的价值合理性

中华民族伦理精神的价值合理性的合理性,就在于与时偕行的社会历史发展中,以其伦理精神价值的具体合理性适应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的需要。中华伦理范畴在和合学"竖观"、"横观"、"合观"的视野下,其逻辑的结构性,思维的整体性,形态的动静性,历时同时态的融合性,内涵的生生性,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中华民族伦理精神和道德行为规范的价值合理性也得到了完善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