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次要利益相关者的民营企业生态责任

民营企业的发展和次要的利益相关者密切相关.由于各类次要利益相关者之间仍存在相互依赖关系,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角度看,民营企业与次要利益相关者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网络系统.处于生态文明背景下的民营企业,要顺应社会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要求,动态、全面地看待与各类次要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不断满足它们的多元化需求,达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讲,就是要承担与政府相关的、与社区相关的、与媒体相关的、与社会团体相关的、与社会公众相关的生态责任.     

生态利益公平分享的法律制度探析

生态利益是全体社会成员在生态环境中获取的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各种益处.它由经济价值和生态功能两种利益形态构成.生态利益公平分享的理论依据在于生态资源的公共物品理论、资源社会性理论以及生态正义理论.由于我国不同区域与不同主体发展的差异,以及多元利益实现的冲突,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凸显.法律制度的构建最能直接保障生态利益的公平分享.通过完善现行的区域补偿制度、生态税制度和自然资源物权制度,为重塑生态利益分享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可能.     

生态修复责任:一种新型的环境责任形式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施行的《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生态修复规定为环境侵权责任的一种承担方式,解决环境公益诉讼问题。生态修复责任在司法中的实践表现为环境保护的创新,在理论上预示着法律责任体系的革新。受制于生态修复责任基本理论研究的严重不足,生态修复责任的实践与认识陷入了传统法律责任的桎梏。与传统法律责任不同,生态修复责任缘起于传统环境责任形式对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局限,指向的法益是生态利益,是污染治理责任的升级、恢复原状责任的生态化、损害赔偿责任的变形,是一种新型的环境法律责任形式。     

低成本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之道

开放式、低成本的利益表达机制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极其重要。当下中国贫富差距扩大、改革发展成果共享不足等社会公正领域的突出问题都与利益表达的严重失衡密切相关,因为利益表达成本过高导致特定利益群体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和利益受损群体难以有效提出自身利益诉求。利益表达机制包含信息获取、意见表达以及决策反馈三个基本环节,降低利益表达成本、构建合理的利益表达机制也理应从促进信息公开、确保表达自由以及扩大决策民主等三个方面展开。     

生态利益补偿的法制保障

生态利益补偿是指为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生态公平,保障可持续地利用生态系统服务,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多种手段协调各生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经济和生态利益关系,抑制消极的生态破坏行为,激励积极的生态保护行为的制度安排。本文通过对我国现有的生态利益补偿制度进行梳理和实证分析发现其不足,以期用健全我国生态利益补偿的立法体系、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生态补偿制度、探索生态利益的市场化补偿等方式为建立良好的生态补偿运行机制提供法制保障。     

论生态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协调

在生态治理中,拥有相对独立利益结构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呈现出深刻的利益冲突。利益冲突的形成,不仅与地方政府辖区内的经济利益和自身利益有关,与嵌入在经济中的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晋升微观政治利益和体制内软约束有关,还与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与届别机会主义倾向的经济行为有关。构建并实施生态治理绩效评估体系、生态环境问责制度、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是推进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协调的应因可行之道。     

少数民族生态利益与民族生态政策创新

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损害了民族地区的生态利益,导致我国民族生态政策的创新,这对保护我国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生态建设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因此应该进一步完善生态保护的措施。     

道德与利益张力下的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是人类在发展物质文明过程中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成果,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人类的物质文明进步的同时,必定从其自身生存的环境中进行索取并对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这是人类满足自我需要,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对这种利益关系的调整需要道德的规范,因此,道德与利益之间就存在着永远的矛盾和张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就必须正确对待和处理好道德与利益的关系.     

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律研究

生态补偿机制是一种动态的利益协调机制。对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生存利益和发展利益等利益的协调可以实现环境合作,从而达到利益的共赢。生态补偿机制的产生是基于生态安全和生态公平的需要。生态补偿机制具有预防功能、引导功能和王约束功能。生态补偿与战略环评和生态赔偿有密切的关系。     

利益调控: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基础

伴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自觉活动的开展 ,在社会文明领域出现了一种崭新的文明形式 :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基础是对人的需求利益进行适当的调节控制。利益调控表现在集约化的生产方式、适度消费的生活方式和互利型的思维方式等方面。调控人的利益 ,要遵循适度性原则、协调性原则、普遍受益原则。     

死者人格利益法律保护之构建

死者无人格权,但死者具有人格利益。为了维护社会利益和善良风俗,我国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也达成了共识。完善死者人格利益应在保护范围、行使主体、法律责任、免责事由及保护期限等方面给予立法规制。     

从利益矛盾看解决生态问题的社会路径

生态问题反映的是主体(人类)与客体(自然界)之间的矛盾,在这种主客体矛盾背后隐藏着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社会矛盾,而且社会矛盾与生态问题相互影响,互为因果。解决生态问题必须同时从解决社会矛盾入手,寻求解决生态问题的社会路径。     

生态问责制的“中国道路”:过去、现在与未来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生态治理和责任追究的思想为中国特色生态问责制的建构提供了理论根基,新中国成立后历届党中央的持续探索构成了中国特色生态问责制的实践基础。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问责制取得了突破性发展,但在实践运行中也存在问责主体单一、问责程序模糊和问责覆盖面不全等现实问题。未来应通过拓展问责主体边界、前移问责关口、规范问责程序、强化问责信息公开和问责评估等渠道,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建构和完善生态问责的多元参与机制、全面覆盖机制及科学的评估机制、运作机制与信息公开机制,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生态问责制的发展和完善。     

马克思资本权力学说与深层治理生态危机之道

当代全球生态危机的发展困境已从生存论根基上危及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生态伦理、生态技术与生态运动是三种表层治理路径。马克思认为,资本是现代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权力对生态循环的时空压缩才是生态危机的真正罪魁祸首。遵循人类社会的资本逻辑与自然界的生态逻辑的内在贯通:生态资本化与资本生态化的双向生成的深层路径,使"自然界的真正复活"从而达到深层治理生态危机,为我们当下实现"美丽中国梦"提供理论启迪。     

保险中的法律利益原则与经济利益原则

保险中的利益原则是现代保险业的基本原则之一。随着社会经济和保险业的发展,世界各国对保险中利益原则的认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法律利益原则与经济利益原则孰优孰劣,一直是保险学领域广泛争议的问题。我国在保险法中应逐渐改变保险中的法律利益原则,采取保险中的经济利益原则。     

从“生态自发”到“生态利益自觉”——农村精英的生态实践及其社会效应

农村精英在生态农业发展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涂河蟹生态产业发展表明,农村精英的生态实践经历了从生态自发到生态利益自觉的形成过程:通过对既有粗放型养殖模式的反思和不同养殖模式的比较,他们最初具有了生态自发意识,而后在一定的环境—社会系统内形成了生态利益自觉理念。当生态利益自觉成为普遍性的社会行为时,从自下而上的抵制污染产业到自上而下的预防污染都形成了一定的社会机制。在当前生态系统遭遇严重破坏的背景下,农村精英的生态实践及其社会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政府生态治理的三重困境:理念差异、利益博弈与技术障碍

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失灵"无法通过自我调适实现经济发展的生态转型,往往陷入经济发展和生态危机相伴的"锁定"状态,因此具有低成本、高效率优势的政府权力的适时介入显得非常必要。然而,政府的生态治理却面临三重困境:多元价值观念碰撞格局下的政府生态治理困境、多元利益主体互动博弈下的政府生态治理困境、生态公共政策生成难题下的政府生态治理困境。对此,需要在生态治理中厘清不同主体的利益结构和策略结构,引导其理念和行为实现生态转向,尤其是要提升政府系统的生态理念,促进制度结构变革和行为调适。     

论我国生态损害赔偿金的法律制度构建

生态损害赔偿金是救济生态损害的货币化表现形式,其赔偿范围应当包括: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修复期间服务功能损失;为防止污染扩大、消除污染而采取必要措施所支出的应急处置费用;诉讼过程中发生的调查取证、鉴定评估等合理费用。我国一些省市就生态损害赔偿金的来源、管理与监督、使用与审核等在政策或者立法层面作出了规定,但存在行政权力过度介入资金使用、资金使用程序不完整、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此,应从管理机构、资金来源和用途、资金使用与审核程序、资金使用监督等方面健全我国生态损害赔偿金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