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史”和“论”的二元对置——从当前状况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何走出困境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在当代语境中激活历史文献——从克罗齐的一个命题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史论关系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从“诠释”走向“激活”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理论史对于理论而言意味着什么?——从《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写作看马克思如何处理史论关系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漫评史论结合

史家治史,从来就有一个史论关系问题。五十年代有人提出“以论带史”,结果发展成为“以论代史”,历史变成了没有实在内容的空谈。空谈毕竟不是历史,于是出现“论从史出”的主张。最后,一场动乱把“左倾”思想推向顶峰,不但“史”被扫荡净尽,“论”也变成了一片胡言乱语。史学被中断了十年。如     

马克思哲学生存论解读的意义与局限

当代人类悖论性的生存状况,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从生存论维度解读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旨趣。这种解读模式以西方生存哲学为参照系,以人类现实生存和发展困境为切入点,拓展了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维度,彰显了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表达了学界使马克思哲学研究回归生活世界,构建同当代哲学思想的对话与论战平台的理论自觉。但这种解读视角的时间不长,做出盖棺定论为时尚早,研究过程中显现的问题亦需要我们反思,以避免遮蔽马克思哲学自身的基本理论问题。     

张锡勤伦理道德变迁史研究论要

张锡勤关于中国伦理道德变迁史的研究,对如何以“理论拥抱生活”回应伦理学研究的范式之问,如何以史论统一确证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立场,以及如何以宏大叙事与微观视角结合呈现伦理道德变迁的规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这对于中国伦理思想研究范式的转化、研究内容的丰富以及深入理解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基本精神等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同时,张锡勤关于中国伦理道德变迁史的研究,对于在新时代条件下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认识民族伦理文化等问题,亦具有现实启迪。     

范式与问题：美国的唐宋思想转型研究

赖肖尔将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与中国哲学史界的研究认识相结合,形成从佛学转向新儒学的唐宋思想转型叙事,这直接影响到狄百瑞。狄百瑞对新儒学的阐释,又得到陈荣捷新儒家哲学研究的支撑和强化,从而建立起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观念史研究范式。自20世纪70年代起,这一研究范式及其叙事受到三种历史主义研究范式的挑战,即刘子健等学者着眼于新儒学正统地位确立的政治文化史研究,余英时、田浩等学者以“探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思想”为旨归的文化史研究,包弼德等学者基于郝若贝、韩明士的唐宋精英转型说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史研究。这些研究范式及其所含括的一些有着复杂异同认识的问题,使得思想史成为美国的中国中叶史研究领域颇具活力的方向之一。     

“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述史模式的可能性探索

“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的创建和研究,必须解决如何“述史”的基本问题.文学史哲学对文学史研究进行审视,归纳出以“自律论”、“他律论”为代表的两种最基本的述史模式和一些突破“自律”“他律”思维定势而提出的述史模式,这些述史模式在民间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述史过程中具有不同程度的操作空间和一定的局限性.“综合性的话语分析”,是一种研究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的可能性述史模式,它具有较明显的理论生成和实践运用的空间.     

语境与历史之间——作为解释模式与方法论前提的历史语境理论

作为解释模式的历史语境理论以历时性的叙事结构编排材料,体现了历史主义的精神,同时又提示出理解某种共时性关系的可能,因而成为专业史学通常所采用的解释模式.从传统史学、语境主义、文本主义三种不同的方法论前提出发,对语境问题的理解则展现出不同的预设方案和语境化历史的差异性选择.当代西方思想史研究中,昆廷·斯金纳开创性地运用了“跨文本的语境论”研究范式,拉卡普拉则提出思想史研究中的六种基本语境问题.这些语境化历史的理论与尝试既有待于史学实践的检验,也有待于国内学界进一步洞察其间所包含的有利于我们构建自身历史语境理论的思想元素.     

儒学心性论述义

儒学的心性论,是一种心、性合一论。在人的精神、生命的动态展开、生成、创造历程中显现人性和人的存在的整体性,而不是作预成性的抽象静态分析,这是儒学理解人或人性的方式。“心”的反思功能不是单纯对象性的理论认知。心被理解为一个自觉和体验、感受着自身的意志情感表现。通过教养的创造活动重现身心、知情的本原合一,在体验性的直觉中亲证和展现性体,是儒学心性合一论的根据。但儒学不是在直觉与逻辑相对立的意义上理解直觉。儒学反对以心为空寂的“顿悟”说,标明了一种直觉证悟与名言逻辑相统一的精神。     

从人学研究走向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理论建构——韩庆祥教授访谈录

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几乎所有的社会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革,但是影响变革进程的阻力依然存在,这些阻力有来自观念的、思维方式的、体制的等等,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人的问题,如何使人真正成其为人?这是一个严肃的哲学命题,也是一个重大的人学研究课题,更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值得我们认真面对和思考。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人学研究领域中的代表性人物,韩庆祥教授和其他学者一起开创了人学研究的新领域,首创“能力本位论”,“社会层级结构理论”,“公正为基、三维制衡理论”等,为解决如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如何转变政府职能、如何培育公民社会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了积极贡献。他的《当代人类发展的深层问题与人学回应》、《能力本位论与当代中国发展》、《发展与代价》、《市场经济与人的存在方式》、《马克思人学思想研究》、《能力本位》、《人学:人的问题的当代阐释》等一系列具有重要学术反响与实践意义的原创性成果,为我国人学理论做了大量建设性工作,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受到决策层的关注。他提出的一些具有前瞻性的观点,在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思想中得到充分印证,因此成为我国学术界“实践解读派”的一个主要代表。     

关于文学史重构的理论思考

重构中国文学史,应该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本根”,以文化学、美学、语言学、心理学为。枝叶”的新的理论体系。着重解决好文学史观、文学中介论和文体论三个理论问题。其中文学史观是根本问题,中介理论是对主体论与客体论的综合扬弃,文体论是回答文学自身的问题,三者有机结合。在理论构想的基础上,还应确定与之相应的“系统,综合,比较”的三维动态结构,以之对应上面的三个基本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入文学史观和文学史论的宏观理论领域。     

论现代新儒学的内在向度——寻求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

现代新儒学相承传统儒学“即哲学即宗教”的特质 ,面对在儒学中安顿科学理性精神的时代课题 ,力图将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统一于心性之“一本”,作为其基本的义理归趋。这代表了儒学在现代社会谋求新开展所必有的一次历史性转进。新儒学虽然没能真正实现三者的内在统一 ,但它从一个侧面对于宗教、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中国式的解读方式 ,直接关涉到了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面对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 ,新儒家的有关理论取向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一起构成了两种正相反对的基本选择 ,将有可能为人类寻求更健康、合理的存在方式提供某种有益的借鉴。     

发出中国声音:以直接归纳的理论方式——读孙绍振、孙彦君著《文学文本解读学》

众所周知,中国文论的自主性与创造性问题,差不多超过半个世纪已成中国痼疾。孙绍振文论特立独行,其创造性在本土实属稀有,尤其是滔滔者天下皆为移植、搬运西方文论的当下,孙氏葆有一贯的批判理性立场,由早年抵制苏式机械唯物论一转即为拒斥并颠覆后现代理论,《文学文本解读学》即为集大成者。无论是早年《文学创作论》的"作家论"还是晚近《文学文本解读学》的解读理论,其始终如一忠实于中国审美经验与审美价值至上论,以直接归纳的理论方式确立自身的理论框架以及体系,用精致的思想奉献为中国理论在当下重塑世界文化秩序的基本诉求中发出强而有力的声音。     

儒学在中国传统哲学当代发展背景下的出场

近年来,学者们纷纷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儒学在中国传统哲学当代发展背景下的存在样态和出场路径进行探索,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以“继往圣之绝学”自命的儒家学者,“为化解儒学开展中的困境而上下求索,绞尽脑汁,提出了风格各异的儒学开展方向主张。这些主张本身既是儒学现代开展之形式,也为寻找更合理有效的儒学开展方向提供了重要启示”。笔者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当代发展背景下的儒学之出场路径主要有如下几种。     

论司马光《通鉴》史论的内容特点

司马光《通鉴》史论寓论于史，是《通鉴》全书的有机　组成部分。它的突出特点是，以“礼治”的思想为核心评论历史是非，以君臣为中心论述致　治之道，以“鉴古”“考今”为目的服务于社会现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评述史事。《通鉴　》从纪事到史论都围绕着取鉴“资治”的原则，但史论部分更直接地体现了司马光的思想观　点和撰史目的，是《通鉴》的点晴之笔。     

儒学史上的“治生论”——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在儒学史上,元代许衡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儒者以“治生”为先务的思想。许衡的治生论是基于当时儒者的经济状况而作出的一种应对,表达的是儒者学做圣贤需要先解决生计问题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作为儒学的一个口号,它的确存在着措辞不当的问题。王阳明从儒学的基本教义出发,对它作出批评与修正。晚明以降,不断有学者对许衡的治生论给予肯定,但这些辩护在策略上都是极力撇清治生与营利的干系,在理论上都没有真正驳倒王阳明。当代学者余英时先生则从王阳明对许衡治生论的批评中解读出明代儒家伦理有了新发展。儒家伦理在明代是否有了新发展,以及这种伦理发展与社会风尚变化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因果关系,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论证。     

晋代史论探析

史论作为晋代史学的一种表现形式 ,展现了晋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颇具特色的层面。无论是其撰述形式方面“总论”和历史评论专书的首创 ,还是内容方面关注现实、历史观念上多方向探索的理性思维精神等 ,都对后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由史论所折射出的以史为鉴、具有浓厚儒学色彩的史学思想则增强了晋代史论的时代特征。因此 ,晋代史论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发掘国学智慧 助筑“中国梦”——吴光先生《国学新讲》读后

吴光先生近著《国学新讲》深入发掘国学智慧,重视理论创新,在国学、儒学、道学、浙学、阳明学等诸多研究领域均有新说,既有助于国人明道立德、提升素质、凝聚心力、增强自信,共同投身于从小康走向大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有助于为政者以民为本、修身立德、廉洁奉公、治国理政,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如果说"民主仁学"论是吴光先生在当代新儒学研究中的理论创举,那么其"一道八德"论则是从国学核心价值体系中提炼出来的中华核心价值观,对于当代国学的理论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