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恐惧——一种社会病态心理的分析

模糊恐惧是一种社会的病态心理。结合我国当前改革开放的实际情况,探究这种社会心理的含义及实质,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它的特征及表现形式,对于调整和理顺人们在社会变革时期的心态,促进人们观念的更新和转化,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本文所谓的模糊恐惧,指的是人们置身于某种极不明确的社会关系时所产生的一种包括惧怕、忧虑和焦虑等情绪在内的不安全感,以及由此导致的某些社会异常行为,甚至是越轨行为的社会病态心理。人们在正常社会文化形态中比较明确清楚地知     

何以建设一个"不羞辱"的好社会?——基于羞辱的深层根源分析

羞辱的本质在于伤害人的人格与自尊,乃至不把人当人.结合历史与现实来考察,羞辱现象的产生有其制度、文化与心理多重根源.等级制度是羞辱"惯性化"的根源,惩戒制度中的羞辱性惩罚是羞辱"合法化"的根源,分配制度的不公是羞辱"隐性化"的根源.传统的专制文化、面子文化和当代的低俗文化是羞辱的文化根源.立威与区隔、自证与宣泄、报复与补偿是不同群体羞辱行为的心理根源.一个体面的社会是其社会组织不羞辱人的社会,一个文明的社会是人不羞辱人的社会,唯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建设一个好的社会.     

现代公共生活中的"交互性"理念——一种政治哲学的阐释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会性本身就内含一种公共生活的意蕴.人除自己的私人生活以外,不可避免的也要进行公共的活动.     

"施舍行为"的社会学思考

施舍行为是一种助人行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迅速发展,人们却对城市中的各类乞讨者无动于衷,甚至避而远之,这似乎与中国这个礼仪之邦不相符.究竟是什么引起了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变化呢?当我们把目光投向社会,把施舍行为当作一种社会行为来研究时,就会发现社会转型、文化变迁对社会心态、人际关系的改变与施舍行为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理性小农"抑或"道义经济":观点评述与新的解释

对于农民经济行为,形式主义者认为传统农业的农民与资本主义企业家一样也是只求利润的.而实体主义者则认为传统农业社会的农民经济行为以维持生计为目标.黄宗智、郭于华等人则主张一种综合的分析,即认为两种特性都只是传统农民经济行为的一个侧面.本文则主张一种动态的、纵向的考察,认为生存危机下的小农只能以维持生计为目标,而不可能去追求利润.随着生存需要的满足,农民也表现出经济理性特征.当前中国农民正处于生存理性向经济理性转变过程中.     

试论荀子对先秦人性论的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是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①。这一论断告诉我们,人是在双重关系中生活的,一方面要与自然打交道,形成自然关系;另一方面要与人打交道,形成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了人的自然本性,人的社会关系体现了人的社会性。自然本性指人的生理本能;社会性指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又表现为经济、政治、法律、道德、思想、文化、宗教等丰富内容。人的本质就是由人的自然本性和人的社会性共同构…     

政治知识:中国政治研究的可能视角

政治是-定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下关于人与社会关系的权威性安排,政治知识是指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对于人与社会关系的确定性的认知与信仰,政治知识构成现实政治形态之知识基础.政治知识研究与一般的政治文化、政治思想研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要求实现"思想史"、"政治史"、"社会史"的关联和贯通,防止"化约论"的倾向.政治知识研究有助于深入解读中国古典政治的本质与特征.有助于有效分析中国现代政治的成长,并实现中国古典政治研究与中国现代政治研究的有机结合.因此,政治知识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和一种研究方法应成为政治学界推进中国政治研究的可能视角.     

民事主体人性基础的多重视角及中国价值

在民事主体制度实践中,人性基础在认识上展现出多元化、多层次的状态。伦理学意义上的人性善恶假设奠定了"经济人"民事主体理论基础;认识论视角下"理性人"与"经验人"的理论假设让我们看到民事主体不仅仅存在于民事法律关系之中,也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理性抑或感性的动机成为支配其社会行为的基础;在关注人生存状况的社会学意义上,民事主体既是个体性的存在,也是社会性存在,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成为民事主体的现实存在基础。在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民事主体制度人性基础的价值取向立足于传统文化,在实践中不断进行自我明确和合理调整。民事主体多重人性基础的理论审视对中国民事主体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具有深远意义。     

周初"德"字及其观念的产生

“德”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普遍观念很早就已经出现了,人们对于“德”之观念的自觉使用使得“德”字成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核心概念,“德”的观念亦由此而构成了中国早期精神世界的基本源头,标志着传统礼乐文化的开始。一般认为“德”字始于周初,作为观念形态的“德”的涵义是较为宽泛的,它既代表某种高尚的品格和以此为心理基础的行为,又表示拥有这种品格或行为的人,同时还可以指代不包含价值属性的一般心理状态,甚至还具有了广泛意义上的“礼”的涵义。“德”之观念的产生体现了人类对自我世界有序化的理性认识和自觉追求,在此基础上,“德”由观念形态逐步上升为规范形态,周代所开创的礼乐文化亦由此而渐次展开。     

刻意曲解的认知心理机制——跨学科视角

言语交际是潜在的威胁面子行为。针对交际策略刻意曲解,排除文化差异的影响,结合动态语境观、语码偏离、交际面子论及认知心理学,探究英汉语言中的DMI,指出:刻意曲解与面子相关;防御机制是其产生的心理原因;DMI是自发、动态、有层级的。     

"小说"与"杂家"

本文将"小说"放置在传统目录学文类系统发展过程中,全面系统地梳理总结了"小说"与"杂家"之间的种种联系、区分及其流变,力求回归"小说"文类原有的文化语境来把握其非叙事类作品的文类规定性.     

"散文化"与"自然主义"——论陶渊明诗歌的审美特征

陶渊明诗把"时序感"种植到田园之中,超脱了政治、历史,自然主义为其基本主题.自然就是自己生存的家园,他与田园为邻,从事劳作,饮酒赋诗.陶公作诗执持一种"欲辨已忘言"的玄学态度和"但使愿无违"的个体追求.既无须在诗中汲汲于抒情,也不必刻意表现自我,且不再调用"比兴"来高扬道德人格.陶诗对自然和人生取珍视当下、目前的观法,是庄子的逍遥哲学和玄学的独化、顺化哲学相结合的产物,正是此一观法,要求把自然和人生视同一篇自然主义散文.散文化已然成为他的基本世界观及生活态度,它表现为一种平等的对话,陶诗描写邻居饮酒过从,体现了自然和知音之双重关系,而其诗中大量出现的群鸟日常生活意象即此关系之镜相.     

“麟”之别证——兼谈“二南”诗的地域

《诗经·周南·麟之趾》中的“麟” ,应是《山海经》中的怪兽“犭婴如” ,其生活时代久远 ,活动范围在陕南秦巴山林中 ,类似长颈鹿。从历史地理角度进行考察 ,“二南”诗的地域应在汉水中上游地区。     

"全球化"与"东突"、"藏独"之动向

受经济全球化、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浪潮国际性互动影响,民族分裂型和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在我国西部边疆地区时隐时显。受猖獗一时的“东突”势力暂时进入战略蛰伏期;“藏独”势力暴力恐怖倾向凸显。     

"气"与艺术的"空白"经营

艺术讲究"气韵"、"气脉"、"气骨"、"气象",讲究"风气"、"意气"、"神气"、"逸气"。并将"气"纳入艺术美学范畴,成为艺术评论的一个重要标准。其中艺术的中"气"与"空白"经营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长期的艺术设计与创造的实践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存在于这些特质材料之间及其周围的"空白"也在积极参与着艺术创造,而且发挥着奇特的作用。艺术设计中的一、"透风漏目"的虚实处理、"借景移光"的整体留白、"烘云托月"的蓄势铺垫、"取法自然"的借景抒情等都是这种空白运用。     

"积极自由"与"自由个性"——柏林对马克思"自由"概念的误读

马克思的自由概念是扬弃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自由个性"。由于柏林不懂得,马克思是从否定的方面去理解物化的现实的,并且强调的是"抽象的自由"和"现实的自由"之分,从而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误解为"积极自由"。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澄清柏林对马克思的误解,科学地阐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政治的"纯化"与"泛化":也谈"中国模式"

霍布斯给了我们一个政治的"利维坦",外在的、反自然的国家权力,于是在洛克那里就有了作为"利维坦"的对立面的社会;到康德,再讨论社会的"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认为生活在一个"伦理共同体"中是人类的特殊义务,或者说只有人类才可能生活在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之中,但这种关系又应该以健全的政治秩序为前提.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国家(政治)与社会(伦理)的关系,认为就世界范围里的现代性而言,"组织"这样一种社会化形式综合了国家与社会的特征,并进而取代了政治与伦理,使得人们更愿意以放弃公民的政治身份与伦理义务为代价而扮演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组织成员"的角色;而这一点,至少有助于我们对什么才是当今的"中国模式"的理解.     

“低碳生活”与“节能”

珍惜地球资源,转变发展方式,倡导低碳生活与节能是社会发展的需求。低碳生活就是生活作息时所耗用的能量要尽力减少,从而减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节能就是应用技术上现实可靠、经济上可行合理、环境和社会都可以接受的方法,有效地利用能源,提高用能设备或工艺的能量利用效率。低碳生活与节能是人类的深度思考。     

论"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兼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学要回答"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这两个范畴,对把握"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的问题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可以说,"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就是"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的理论表述形态.考察西方社会学发展史上形形色色的具体理论,归纳起来可以看作,一是人文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社会行为"决定"制度文化"的研究范式;二是实证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制度文化"决定"社会行为"的研究范式.因此可以说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史,就是关于"社会行为和制度文化相互关系"的两种不同研究范式的学说史.另外,从范畴的学科属性看,"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是社会哲学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范畴在社会科学层次上的具体表达,它属于社会科学层次的范畴.将"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定义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利于解决我国社会学对象研究中一直困扰着研究者们的以下问题"社会学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同一性"问题,"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在研究角度上的关系"问题,"研究对象和范畴体系的内在联系"问题,"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结合"的问题,以及"西方理论和本土理论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