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流转的法治路径

通对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呈现的现实问题和影响市场化进程内外因的综合考察,为中国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的制度构建提供一种可借鉴的思路。农地流转的制度创新应当将效率与长远经济发展相结合,将总量增长与社会的长远发展相结合,进而从法律制度上找到经济效率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契合点,通过农地流转法治化的途径对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和"三农问题"的解决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论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安排

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 ,以市场经济原则促进土地有效流转 ,是现阶段农地制度安排的核心。本文用产权理论分析了赋予农民长期土地使用权的优越性和土地流转的必要性 ,提出了农村土地流转的方案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效率分析

将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分为1978-1987年禁止流转、1988年-2002年允许流转和2003-2011年市场规范化三个阶段,用反事实度量法分析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制度效率.结果显示,市场规范化时制度效率最优,土地流转完全不流转的制度效率次之,土地流转初步实施阶段制度效率最差.     

我国农村土地出让流转法律制度的重构——以新《土地管理法》修正案为视角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除了存在承包经营权的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等不改变农业用途的法定流转方式外,现实中尚存在改变农业用途的农地征收出让与直接出让的流转。虽然农地直接出让流转的出现有其特定的社会根源和有限的社会意义,但其显而易见的种种缺陷也意味着如果从法律上对其加以确认并任其扩张与蔓延,将对国家建设、社会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反观农地征收出让流转,虽然有些许瑕疵,但其显著的优点是能将农地直接出让流转的缺陷转化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因此,结合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趋势和2019年《土地管理法》修正案的最新修订精神,构建以农地征收出让流转为主导、以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出让流转为辅的二元农村土地出让流转法律制度,应是新时代的正确选择。     

浅析我国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法律制度及其完善

我国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自兴起至今发生率一直很低。当前,土地使用权流转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成为其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是推进我国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健康发展的必要措施。     

我国当前农村土地流转的机制选择

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虽然在法律和政策层面,有关部门做出了相关规定,但由于流转机制的欠缺,使得在流转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以致影响了农村社会的健康发展.所以为规范这一行为,从源头上解决流转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建立农村土地流转市场,通过市场化手段来破解这一难题就成为我们当前的重要选择之一.     

我国农地流转信托制度的建构——以制度变迁为视角

农地流转信托是我国近年来出现的一种农地流转新方式,但目前我国农地流转信托还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其直接原因是我国在农地流转信托实践中将商业信托公司的混合型信托作为主要方式,深层原因是政府对农地流转信托主要方式强制性制度变迁供给的不当。为此,应在充分尊重市场和诱致性制度变迁规律的基础上,适时地以强制性制度变迁加以促进和规范;应建立混合型农地流转信托审批制度和政府农地流转信托机构制度,并将政府信托方式作为我国农地流转信托的主要方式。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若干问题研究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合理配置农地资源,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化农业的重要条件.但长期以来,由于农地产权制度固有的缺陷、农业比较收益较低和我国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卷化"等因素,严重制约了农村土地流转的进程.同时,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还存在侵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违背农民意愿强制或诱导流转、土地流转规范化程度低,以及流转土地的"非粮化、非农化"现象等不客忽视的问题,影响了土地流转的健康发展.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才能保证土地流转的稳步推进.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经过三十多年的循序发展和渐进演变,其具体政策内容也随着农村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情况在进行不断更新与完善。通过对1984年至2017年的农地流转政策及法律文件进行梳理和政策文本解读,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地流转政策变迁过程分为重启—发展—规范—创新四个阶段。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历史分析范式研究中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重启背后的制度逻辑发现,该政策的重启是由广大农民自下而上推动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过程中带来的一件"副产品"。与此同时,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农地流转政策经历一次路径上的调整,成为中央政府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工具手段,并在其后演变过程中表现出极强的路径依赖特征。最后,运用历史制度主义中的结构分析范式探讨农地流转政策变迁动力机制议题,并解析出宏观制度环境的变化、政治精英理念的更新、其他相关政策的作用、社会经济技术的革新、传统历史文化的影响、外部示范效应的压力以及政治行动者的推动七个主要影响因素。为此,中国农地流转政策未来发展演进需要在坚持完善现有农村土地制度安排基础上,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客观规律,更多地表现出一种人本价值取向。     

城乡统筹视角的重庆市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探索

土地资源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物质基础。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过去的土地制度已经不再适用于今天。在“三农”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之际,农村土地的使用制度显得越来越重要,重庆市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各区县在农村土地流转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农村土地市场已经形成,然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模糊使得农村土地流转管理不规范,并由此带来了一些问题。因此,如何使农村土地流转向合理化、规范化、合法化方向发展,已成为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论我国古代土地所有权保护制度的特征

我国古代曾长期存在着土地国有与私有并存的状态,虽然土地所有权国有的制度始终未被彻底打破,但以土地为核心的物权法律关系仍在一定条件下得到了实现与发展.土地所有权向私有方向发展虽起起伏伏,但从未间断,并最终形成了更加明晰的土地私有权制度,构筑起了具有中国封建社会特色的以土地为核心的物权保护体系.在土地所有权国有与私有的长期斗争中,法律最终从注重土地所有权的确认转向了更加注重对土地使用收益权利的保护,并最终孕育和完善了封建社会的物权制度.     

论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律性质

本文通过对理论界有关集体土地所有权法律性质的几种学说进行客观评析，本着判断一种学说是否科学、合理，则要看它是否能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的标准，认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律性质是一种新型总有。     

论农村承包地调整的“特殊情形”

在实践中,对“特殊情形”与农村承包地调整的逻辑关系的认识存在着片面化、否定、不恰当扩大适用对象等问题。在我国农村承包地调整制度中客观存在着法定双向调整、法定单向调整、约定双向调整等承包地调整模式。从分析中可见,在农村承包地调整中并非只有在“特殊情形”下才可能适用农村承包地调整,因而“特殊情形”与不同模式的承包地调整之间存着不同的逻辑关系：“特殊情形”是法定双向调整的必要条件;“特殊情形”是法定单向调整的充分条件;“特殊情形”是约定双向调整的选择性条件。     

“诺思悖论”视阈下民国时期农村信用社制度变迁及其困境

“诺思悖论”,即“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本文以“诺思悖论”为理论契机,对民国时期农村信用社的发展演变作制度分析,将民国时期农村信用社问题的研究置于一种矛盾状态之中,在国家兴办农村信用社的目的、农村信用社发展的绩效等问题上提出质疑,说明民国时期农村信用社陷于非效率状态的真正原因。期望为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当前农村信用社发展存在的问题提供参考,为当前农村信用社走出“诺思悖论”提供启示。     

马克思论东方社会的土地公有制

西方学者对东西方社会进行比较研究时,普遍所采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视角是土地所有制的比较,认为二者的一个根本差别是东方社会实行土地公有制而西方社会是私有制。马克思也得出“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了解东方的钥匙”的判断,并从土地公有这一角度对东方社会进行了深刻剖析。通过进一步研究,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的土地制度有了新的看法：东方土地的私有形式已开始出现;东方土地制度存在二重性;人类早期普遍经历了土地公有制,晚年在对俄国民粹派公有制思想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开始把东方的土地公有制看作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基点。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与退出机制

建立健全农村宅基地流转与退出机制,对于改革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缓解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中建设用地供给紧张局面具有重要意义。经济利益驱动、多方需求旺盛、政府强制征收及政策环境驱动、文化传统驱动构成宅基地流转与退出的动力机制,而制度不完善、农民传统观念浓厚、具体退出机制缺失、监督管理工作乏力阻碍了宅基地的流转与退出。宅基地的流转与退出可分层次、分情况进行。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政策过程及现实困境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土地制度历经了从均分化土地私有制到集体所有制,再到家庭承包经营制和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复杂变迁过程,当前正沿着“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使用权”的方向而不断完善。但农村土地制度仍存在产权不明晰等深层次问题,新时期土地制度变革的关键在于为农民提供更全面、更完整的土地财产权利,真正实现土地要素的财产化、资产化,并最终为土地要素的城乡一体化和市场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无权处分行为法律效力新诠——合同法第51条评析

无权处分的法律效力是民法中极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合同法第 51条的规定不仅与合同自由的原则相抵牾 ,徒然增加合同无效机会 ,而且与相关民事法律制度多有不合之处 ,破坏合同法体系 ,其运行实效亦迂回曲折 ,有欠明晰。合同法的这种选择根源于无权处分的法律效力受制于物权变动立法模式的思想。但实证分析表明 ,无权处分的法律后果与物权变动立法模式并无直接勾联。因此 ,合同法应该调整对于无权处分的立法政策 ,行为人无权处分不应作为影响合同效力的因素。     

论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的目标

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需要从民法理论上科学类型化集体土地所有权,更需要适应土地利用方式和农村社会经济改革的现实要求。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应当以增强所有权主体的独立性、健全“重在利用”的权利体系、拓展土地的价值支配形式以及逐步实现农民土地权利与农村居民身份分离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