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尔部族的组织(续一)

本文对蒙古尔部族的组成、形成和发展作了介绍,其中对族长、土司的特点和承继作了详尽的描述。     

蒙古尔部族的组织(续三)

本文对蒙古尔部族的组成、形成和发展作了介绍,其中对族长、土司的特点和承继作了详尽的描述。     

蒙古尔部族的组织(续二)

本文对蒙古尔部族的组成、形成和发展作了介绍,其中对族长、土司的特点和承继作了详尽的描述。     

论土司治理边疆中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作用

自然地理环境和西南边疆远古部族复杂的构成及其传统文化的多元多态等原因,使得西南边疆历来被视为少数民族传统宗教文化汇聚、贮存之地.土司制度的源头可追溯到秦汉时期对西南边疆部族的“羁縻”制度,在文化意义上看,这实际都与中原王朝通过治理边疆而延伸其王权威服下的国家构建及疆域想象有关.土司治理边疆的本质是延续和发展了中原王朝文化治边的策略,土司治理西南边疆社会成功与否取决于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部族持有的多元多态的宗教文化及其社会构成的了解和把握,在以汉地文化为中心的教化及凝聚意识主导下,中央王朝利用土司治理边疆在实际上是对边疆部族采取贱其所有、贵其所无的政策.     

非洲的部族文化与地域共同文化——非洲的城市部族与超部族

一、城市的部族集团非洲的城市社会是由很多的部族集团组成的复合社会。各个部族集团又构成了城市社会的客位(下位)集团。他们以各种方式来适应城市社会,并不断发展自身的部族文化。同时,在城市社会中发挥其特有的功能,与其他文化共存。每个城市社会,通过其社会发展的过程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这一城市文化基本上是     

卓克基地区土司文化与旅游发展

卓克基土司是四川藏区著名"嘉绒十八土司"之一,也是"四土"的主要部分。在长达600多年土司的统治下,由于自然与人文环境的特点,卓克基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土司文化,其主要内容有:以土司官寨为代表的建筑文化、具有地域特色的宗教文化活动和独特的民间歌舞——四土锅庄。虽然土司制度不存在了,但土司文化在卓克基地区还广泛地存在着,并成为了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的重要资源。通过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保护和发展卓克基土司文化;大力促进土司文化旅游商品的开发;开发民族节庆旅游,增强游客的参与性、互动性和娱乐性,有利于提升卓克基地区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的竞争实力和加强对民族文化的保护。     

从部族的定义看夏、商、周三族的性质——与王雷同志商榷

王雷同志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二年第五期上的《民族定义与汉民族的形成》一文,除对民族的定义和汉民族的形成问题进行了论证外,还专门论述了什么是部族,对部族的定义也作了论证,并认为夏、商、周三代所形成的“共同体”都是“部族”。对于部族的定义以及夏、商、周三族的性质,我们尚有些不同看法,特提出来与王雪同志商榷,并就教于学术界同好。 (一) 部族问题,是学术界争论已久的老问题了。王雷同志虽然正确地肯定了部族是人们共同     

群在时空之间:论明代土司的民族族系分布特点

本文在土司族属理论研究基础上对我国明代土司的族属分布、群分布、时间分布和空间分布做出了基本分析,揭示了民族政治文化的同一性以及多元性、多样性特点.文章认为在明帝国辽阔版图内有26个少数民族存在着土司,而且形成四大土司集群,各民族土司内部存在数量不等的土司类型,不同类型之间不断发生转化.对土司的民族族系进行断代清理,可以强化土司学的跨民族文化研究的功能,有效地实现土司学和民族史学科的对接与转换.     

党项人的宗族部族及其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对于党项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形成,传统的说法是根据极其有限的范例,认为是在氏族部落及其联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即是在氏族部落的废墟上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西方学者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提出了被一些国内学者所接受的“酋邦”说,似乎看到并论述了宗族部族政权的存在,但“酋邦”说概括不了宗族部族政权的性质和形成的原因。笔者从历史史实和逻辑推理两个方,论证了党项民族是直接在宗族部族的新基础上,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在西夏国建立之前,《宋史·兵志五》就详细记载了党项人处在宗族如林的宗族部族发展阶段。最富强的拓拔——李氏宗族的几代人,利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实现了统一党项和建立国家的任务:利用中原王朝的加封在其民族中树立起任何势力也代替不了的威信与地位;用姻亲关系联络强宗大族以加强同各宗族部族的联系;“委豪右分统其众”,“以兵法勒部众”,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变宗族部族首领为国家官员、变宗族部族武装为国家武装的金钥匙;用官爵、钱物笼络各宗族部族的大小首领为其保卫国家和统治人民服务;用首领子弟组成“六班值”亲军来控制各个宗族部族组织;向各宗族部族的人灌输儒家思想,使其忠于皇族;用宗族部族制宗族部族,以巩固皇族对全国的统治;善于处理与宋、辽的     

“大一统”国家治理视阈下的元朝土司制度

从四个方面对元朝治理土司地区理路作了系统梳理,认为元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大一统”,兼用金代文化与中原“汉法”,将地方社会管控与“大一统”体制紧密结合,在民族地区实行因俗而治的土司制度。该制度推动国家权力从内地不断向边疆延伸,使土司地区的社会秩序变得日益稳定。元朝土司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深刻影响了土司地区社会生产、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土司社会变迁,而且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     

试论先秦时期的宗族与宗族社会救助

宗族救助是我国传统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先秦时期,宗族是以九族为限,上至高祖,下至玄孙,所有的社会成员都生活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宗族网络之中。宗族成员之间要互帮互助,扶危济困。救助的主要内容有救助贫困的族人、孤子及丧葬救助等。先秦时期的宗族救助对于加强宗族团结,维护宗族的生存与繁衍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巩昌汪氏的族属及其与徽州汪氏的通谱

巩昌汪氏是蒙元时期的世代军功巨族,其与徽州汉族大姓汪氏通谱,是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一件实例。本文依据历史文献、家谱及碑刻资料,考证了巩昌汪氏的族属系汪古,言其为汉人,系对文献误读、误释和改窜所致。巩昌汪氏与徽州汪氏的通谱是在元代后期至明永乐间,但所述系谱颇多纰漏,殊不可信。     

占有关系的早期发展史

原始群时代 ,人们对于财产只有利用而无占有 ,实际意义上的占有开始于氏族社会。起初 ,占有只发生于相邻的氏族之间 ,以后氏族社会内部又分化出大家庭 ,遂取代氏族而成为原始社会后期最重要的占有主体。     

蒙古篾儿乞部族源考述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迄唐、宋为止,东胡系与突厥系居地接壤,交错分布,因此杂居、融合是常见的历史现象,尤其是东胡系民族走出兴安岭向西迁徙,成为我国北方民族历史上具有规律性重复性的一个历史景观。但是,关于通古斯系民族,按传统看法,由于有一个南北绵延数千里的天然屏障兴安岭的横亘,它除了与南面的中原王朝和东邻的高丽王朝交往甚多以外,与其西部的大漠南北草原部族,则大有“老死不相往来”之相。事实上,通古斯系民族向西迁徙也是很常见的历史事实。本文认为辽金时期迄13世纪初,在蒙古草原活跃的著名的篾儿乞部人在族源上应包含有众多的西迁人之后裔。     

对"民和县马牌墓"中彩陶纹饰的思考

彩陶纹饰不单是一种装饰艺术 ,而且也是族的共同体在物质文化上的一种表现。在绝大多数场合下是作为氏族图腾崇拜或其它崇拜的标志而存在的 ,体现了新石器时代一个氏族的族徽     

土族宗法文化初探

本文论述了土族宗法文化的表现形式 ,认为土族的宗法文化是一种整合重构型的宗法文化。     

回族家谱的三个维度:族源、族规与人伦——以云南昭通回族谱牒为例

本文以云南昭通回族为例,从族源、族规、人伦三个维度出发,对回族家谱进行解读。文章认为,族源、族规、人伦是回族家谱的核心要素,是确定家族边界的基本尺度,更是回族家族共同体认同的标志。从族谱中,我们领悟到家族认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这三者之间的同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