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之际高丽境内中国移民考察

元末动乱促使人口频繁向高丽流动。一方面是高丽政府积极招引,另一方面是民众主动迁移,大量人口迁移,使明初辽东等地户口大减,土地荒芜。这种局面引起明朝的恐慌,遂不断移书相质,与高丽展开了持久的人口博弈。除一些流民自发返回故里外,更多流徙人口的命运则是明与高丽政权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在明政府的强势干预下,大量流民重新返回。但也有很多人定居高丽,为朝鲜半岛的经济开发、文化发展等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10—13世纪朝鲜半岛的华人移民活动

公元10—13世纪,东北亚政治格局变动较快,导致人口流动加速,与中国有着悠久经济文化往来的朝鲜半岛成为华人移民海外的重要目的地。由于政权覆亡、赋役沉重、生产条件恶劣、经济文化交往等各种原因,来自渤海、契丹、女真、两宋等地的民众通过营州道、傍海道等东北陆路和登州、明州航线,迁入朝鲜半岛。这些华人移民人数众多,身份构成复杂,共同为朝鲜半岛的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并推动了朝鲜半岛的民族融合,为以后朝鲜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魏晋时期太原王氏居地考

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太原王氏居地屡有迁移。东汉末年居晋阳,时值乱世,因当时由并州向邺强行迁徒人口,族人乃移居野王县。曹丕登基,迁都洛阳,“令天下听内徙”;黄初二年前后,太原王氏由野王迁至洛阳。西晋末年,社会动荡,北方大族先后南迁,永嘉年间,王氏家族大部分相继迁往建邺,恰逢琅琊王司马睿网罗天下人才之机,王氏家族又与新的政治势力结合,继而获得自身的政治地位。     

近代时期的黄河三角洲移民

黄河三角洲[1]作为近代中国移民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其移民活动既有与其他地区的共通之处,又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移民活动与黄河运动高度关联,黄河冲决与造陆成为引发移民举动、实施移民行为的主线;外来移民安置和区域内人口迁移相伴进行,使移民活动极为频繁;移民性质属于典型的灾害移民,迁移人口为各地灾民和习惯于"赶黄河"游走式农耕方式的当地居民,劳动力素质偏低;区域"拉力"不足,移民返迁率较高。     

蒙元时期蒙古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

蒙元时期蒙古与高丽的经济交流是以回赐和纳贡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文化上的交流则表现在农业、医学、人文等等方面。蒙古与高丽种族之间的融合不仅表现在蒙古与高丽上层之间 ,而且还表现在普通民众之间     

魏晋时期关中地区的移民

魏晋时期,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移民分外迁与内迁两种。外迁移民类型主要有躲避战乱、灾害型和政府强制型。外迁关中移民结局大多悲惨,或被杀、被掠,鲜有光鲜于世者。关中移民内迁亦有两种类型:一是统治者为充实长安,维持政权与发展经济而进行掠夺性移民;二是周边地区人口主动迁至关中。内迁移民从不同方向而来,具有多方向性、民族复杂性、多元性的特点。内迁移民对关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元代高丽贡宦制度与高丽宦官势力

高丽贡宦制度是 13— 14世纪伴随蒙元帝国同高丽王国之间宗属关系逐渐确立而形成的一种特殊国家行为关系 ,是中韩文化交流史上在特定历史阶段所产生的一种特殊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高丽王国定期向蒙元帝国献纳宦官 ,使得元朝出现了一个高丽宦官政治势力集团 ,对元朝和高丽王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均产生了非常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渤海大钦茂时期的渤日文化交流

渤海大钦茂是渤海国第三代文王,737年到793年在位。在其统治的57年间,一方面积极吸收唐的多样文化,另一方面积极保持与周边国家和部族关系的发展。在此期间与日本交往尤为频繁,双方互派使节共达20次之多。本文以文化交流为视角,试在论述渤日交往概况的基础上,探求这一时期的渤海对日本的影响。     

高丽礼制研究

高丽礼制建设是适应朝鲜半岛统一国家中央集权政治要求、加强君主权威的重要举措,是朝鲜半岛政治文化转型的开端与标志。高丽礼制建设主要借鉴了中国唐宋制度,其架构了五礼体系,同时又纳入了佛道"二氏礼",形成了特殊的礼制格局。高丽礼制的实施产生了一定的政治、社会功效,在朝鲜半岛礼制建设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在朝鲜半岛儒家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渤海与日本交聘中“高丽国”的辨析

渤海与日本建立交聘关系及其努力保持和发展与日本的交聘关系 ,是出于渤海的政治、经济利益的需求。在交聘中 ,渤海统治者的某些做法使日本一度产生渤海是高句丽的后继国的误解 ,日本出于自身利益曾在一段时期内改称渤海为“高丽”。事实上 ,渤海从未明确表示过自己是高句丽的继承国 ,所谓“渤海对高句丽的继承意识”也是一种主观臆想的错误看法     

论辽与高丽的关系及辽的东部边疆政策

辽朝与高丽的关系为境外藩属国的关系。在辽朝统治的二百余年间 ,辽与高丽既有战争 ,也有和平交往。和平交往为辽与高丽关系的主流。辽朝重视对东部边疆的治理与巩固 ,采取了建立军事城池、派驻军队、严加防守、移民东部边疆、因俗而治、以夷制夷的边疆政策 ,巩固了辽对东部边疆地区的统治 ,并由此奠定了辽金元东部疆域的基础     

魏燕战争以后的北魏与高丽

北燕被北魏灭亡后,高丽接纳了原北燕国主,北魏太武帝朝与高丽的关系一度紧张。此后,双方的关系经历了25年的空白时期。直到文成帝朝,高丽才两番往北魏派遣贡使,但是双方关系依旧冷漠。从献文帝朝起,高丽向北魏遣使进贡的次数显著增多。献文帝当太上皇以后的延兴年间,北魏也对高丽做出积极的回报。由于频繁的使节交往,更因为北魏遵循不介入高丽与百济间矛盾的原则,双方关系的主流一直沿着缓和的轨道发展,这为后来孝文帝朝与高丽的关系进入友好期作了铺垫。不过,延兴末年北魏文明太后要求和亲,却被高丽拒绝,这说明双方关系仍需磨合。     

朝鲜时期汉语官话教科书体例和内容的嬗变研究

韩国朝鲜时期的汉语官话教科书体系比较成熟和系统,其体例和内容也出现了显著的动态变化特征。朝鲜时期的汉语官话教科书主要分为会话和教化两大类。初期的官话会话教科书《老乞大谚解》和《朴通事谚解》一直贯穿朝鲜王朝始终,且有汉语本和谚解本两种体例,内容主要为商务和综合会话。中后期刊印的《华音启蒙谚解》和《你呢贵姓》,体例与前期并无太大差异,但内容却是对初期的补充和丰富;教化类官话教科书初期为《训世评话》,中后期则更替为《五伦全备谚解》。《训世评话》只有汉语本,而《五伦全备》则汉语本和谚解本兼备。朝鲜时期官话教科书体例和内容的变化与朝鲜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和中朝关系密切相关,体现了朝鲜时期汉语官话教科书实用性、针对性的编写原则,这样的原则对当今国别化教科书编写具有重要启示。     

商业移民与住屋的炫耀性消费——以瓯江中上游地区为例

商业移民通过模仿当地"可识别性"极高又昂贵的建筑构件形式体现了对本土社会潮流的追随与顺应;并展现了自己的经济优势。在移居地社会里取得经济与人口优势的群体移民住屋有明显的回归原乡家庭结构与伦理空间的特点。商业移民建造的华丽大屋,不仅仅是建造者的炫耀性消费,也为家族的发展赢得了空间。     

夏末葛国考

古之葛国 ,又名有洛 ,地处漳水流域 ,春秋时乾侯所在 ,今日河北磁县———成安一带 ,为汤之同族而异支 ,葛伯很可能还是同姓中拥有宗主权一类的氏族长老。夏末 ,葛国大兴土木 ,民不得休 ,以至农失其时 ,饥馑无食 ,汤借口葛国不祀 ,诛其君而吊其民 ,实现民族统一 ,为代夏做准备。后世以汤伐葛为行仁义之师的典范 ,纯是儒家之造作。葛与亳为近邻 ,是以首为商汤所并合     

论唐代长安西域移民的生活环境

西域移民进入长安后生活环境随着时代变化而有所变化,由初唐的胡汉融合到盛唐的大国心态,逐渐变化为中唐“屈辱”的社会心理与晚唐的受排挤、被压制。作者从唐人对待藩将、胡商、胡艺、胡俗等的态度具体阐述了这一变化。     

渤海封氏——中国律学世家的绝响

河北景县古称"渤海蓧县",封氏世代以此为郡望,至南北朝时期,博通经史、尤精法律的封氏家族,成为北朝最负盛名的律学世家.封氏子弟在长期的仕宦生涯中,以他们的家传律学影响着北朝法制建设的走向,为中国儒法合流、礼法结合的法律体系定型奠定了基础.但作为两汉以来律学世家的传承者,至此也成为最后的绝响.     

清嘉庆时期环渤海地区粮食贸易数量估算

嘉庆时期环渤海地区是清王朝的统治中心区域,粮食贸易对维护该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正常的生产生活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粮贸活动中主要是由奉天省向直隶、山东两省输送,其商品粮是指粮食产出后经过市场与货币进行交换的那部分粮食,包括中长途贸易粮石,同时也包括农民在自家门口集市上交易的粮石。奉天省粮食向直隶、山东两省沿海州府的输送,具有商品粮贸易的性质,且数额较大,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在逐渐发生变化,粮食商品化程度在不断提高。     

关于渤海王室高句丽意识的考辨

关于渤海是否是高句丽的继承国、渤海王室是否存在高句丽意识问题是渤海史研究的重点问题,也是国际学界争论的焦点与热点,因为它是关乎渤海主体民族的归属与政权的性质的大问题.日本与朝鲜半岛学界认定渤海为高句丽的继承国、渤海王室存在高句丽意识的观点,正是由于日本皇室以大国自居,故而认定渤海乃高句丽的继承国,并认定渤海为日本的朝贡国,并认定渤海为日本的朝贡国.朝鲜半岛学界继日本之后,重复日本的老调,制造了渤海史研究的误区,把学术研究政治化.那么,对上述诸方面作实事求是的考辨,则是一个涉及史学研究的历史观与方法论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