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与民族传统文化

郑振铎是五四时期新文学营垒中重视民族传统文化的整理研究并在实践上取得丰硕成果者。认真考察郑振铎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可以为我们审视新文学的历史道路,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一郑振铎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极大兴趣。他在五四及以后的几年中,连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大力鼓吹对民族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学的整理研究。《新文学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开篇就说:“我主张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他参与发起组织的“文学研究会”,在《简章》中明确提出“整理中国的旧文学”为其宗旨之一。他还利用自己     

试论晚清学术对民国"整理国藏运动"的影响

曾经在民国学界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晚清学术的传统。无论是从“整理国故”的口号与主张,还是从具体研究对象和方法来看,以章太炎为首的晚清国粹派都可谓是“整理国故运动”的前驱;而作为“整理国故运动”的另一个重要主体,“古史辨派”又明显受到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清末今文经学的启发。     

"国学"、"国故"、"国故学"--试析三词在清季民初的语义变迁和相互关联

清季民初 ,“国学”、“国故”、“国故学”曾一度并行于世 ,给人们造成了相当混乱。实际上 ,此三词既有不同涵义 ,却又相互关联。从一般意义上说 ,“国学”、“国故”均指中国过去旧有的学术文化 ,只是“国故”一词相对带有更多的感情色彩 ;而“国故学”指的则是“整理国故”的学问 ,但同时也往往被省称为“国学”。易言之 ,近代所习称的“国学” ,有时作为“国故学”的研究对象存在 ,有时则意味着“国故学”本身。明乎此 ,或许能为恰当阐释“整理国故运动”预先做些铺垫     

胡适实验主义哲学的“文化边际人”特征

胡适所选取的实验主义,不仅可满足启蒙之需,而且与传统的实用理性有相契处。在对实在论的诠释中,胡适不仅以传统无神论思想批判了詹姆士的上帝观念,而且在接受杜威“人化自然”的观念时,他又在传统自然主义的影响下赋予实在论以客观的意义,在认识论上强调要把握因果关系并恢复了“知”的认知含义。而当胡适以西学为参照整理国故时,实验主义的进化论与功利主义精神在成就传统历史主义的近代化时,却又在与后者的遭遇中被进一步消解。     

建立一种"平等的眼光"——论"整理国故运动"与中国现代学术转型

20世纪20-40年代,胡适等人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在民国学术界风行一时。它所倡导的“经子平等”、“今古文平等”、“雅俗平等”等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冲破了中国传统学术的门户之见,建立起了一种“平等的眼光”,从而使国学研究的范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转型。     

从"国学研究会"到"国学院"--东南大学与20年代早期南北学术的地缘与派分

20年代胡适等人倡导“整理国故”运动,并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展开系列的学术活动,在学界引起极大的反响。南方学术重镇东南大学的学者们除了以《学衡》与《史地学报》为阵地之外,以国文系师生为主成立了“国学研究会”创办刊物、展开演讲、编辑从书,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针对北大国学门,东南大学国文系也计划组织“国学研究院”,但却遭到北方学者的抨击和校内新派的挖苦,由于东大不久即发生风潮,东南大学国学院最后是否真正成立也值得怀疑。从“国学研究会”到“国学院”的短短历程和遭遇,集中地反映了20年代早期南北学术界在“整理国故”运动中的地缘与派分。     

"整理国故运动"与国学研究的学科重建

20世纪20-40年代,“整理国故运动”曾经在民国学术界风行一时,并且为中国传统学术带来了一场具有“范式”意义的革命。其中,学科体制的重建无疑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具体说来,“整理国故运动”关于国学研究的学科重建包含了国学研究的分科化和史学的独立化两个趋向。它们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国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而且还由此确立了国学研究的主要方向,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现代学术范式的形成,为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开辟了无数法门。     

现代新儒家与“整理国故运动”

现代新儒家与“整理国故运动”虽然同样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但二者的研究目的与方法均截然异趣,由此导致了双方的研究结论尤其是对传统儒学的评价大不相同,其中不仅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且还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正是缘于此,现代新儒家对“整理国故运动”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另一种整理国故——论“五四”后梁启超对儒学与儒学史的重构

梁启超首倡以"现代"眼光对中国学术思想进行新的系统诠释以重铸"国魂"。"五四"后他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事业,撰写了一系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著,广涉诸子学、佛学和儒学,而尤以儒学为重点。梁启超重新定义儒学的基本性质,重构儒学的思想系谱,对儒家义理体系进行既承接"传统"又适于"现代"的取舍和诠释,力图发明一套"事上磨练"的"新道学",以对治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中的偏弊。而他给出的"整理国故"的另类方案,对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实证主义学风进行了令人深思的针砭。     

从国故整理看胡适哲学的西化向度

实验主义是胡适一生的标识。当胡适以此为参照整理国故时,实验主义的进化论与功利主义精神在成就传统历史主义的近代化时,却又在与后者的遭遇中被进一步消解,它使胡适的国故整理虽以西学为参造,却又更多的融合中西;虽以实用性为价值观,却又使其在跨文化传播的变异中,更多的折射出历史主义的求真、求是的真理意向。     

从国故整理看胡适哲学的西化向度

实验主义是胡适一生的标识.当胡适以此为参照整理国故时,实验主义的进化论与功利主义精神在成就传统历史主义的近代化时,却又在与后者的遭遇中被进一步消解,它使胡适的国故整理虽以西学为参造,却又更多的融合中西;虽以实用性为价值观,却又使其在跨文化传播的变异中,更多的折射出历史主义的求真、求是的真理意向.     

从胡适的戴学研究看他的反传统

胡适在"整理国故"时期重新诠释戴震思想,充分挖掘戴震在反理学方面的独特建树,把戴学作为反传统的一面大旗。胡适的戴学研究有历史大环境的原因,也有他个人的原因。以胡适戴学研究之点看他反传统之面,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历史的重估——胡适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当陈独秀在国内创办《新青年》的时候,胡适恰在美国把“文学革命”当作中国的时代新潮进行热烈的讨论。一开始胡适就是与众不同地以实验的、讨论的和研究的态度带领这一运动前进的。尤其在白话新诗的创作与讨论中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他并没有为“内容决定形式”的原则所局限,而是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坚持了“诗体大解放”的精神,推动了文学革命的发展。他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在五四高潮中倡导悲剧观念与易卜生主义,对于整个五四新文学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对待传统上,胡适是当时新派人物中较为慎重而稳妥的一个。他的“整理国故”作为五四新思潮的重要内容在当时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主张     

民初趋新学者眼中的国学之"资格"与排他性

20世纪20年代,针对一度风行的整理国故运动,一些趋新学者开始大声疾呼地否定"国学"存在的正当性.有意思的是,同样是这些学者又相当强调国学或国故学的"资格",力图将许多不具此类资格的读书人排除在国学领域之外.这样一种希望维持国学之"清纯"的努力,揭示出这些国学的否定者其实相当看重国学.     

胡适的中国传统文化观

标榜“全盘西化”的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对于“国故”，他提倡科学地梳理；对于传统文化的糟粕，他毫不留情地弃之而后快；对于传统文化精神，他认为只有经过“西化”的洗礼后才能实现“复活”或“复兴”。用文化“函化”理论看胡适的中国传统文化观，更能认清其偏激言辞的背后对传统文化的依恋。     

在中国经学被消灭以后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批孔运动。胡适提出，研究国故是为了摧灭国故，此后，一轰而上，无人不批孔，无人不疑古。稍有头脑的人，对新派泼点冷水，新派就群起而攻之，直闹到谁也不敢作声为止。跟着胡适喊的人很多，如曹聚仁、周予同等等等等他们提出，研究经学是为了消灭经学。这些话都是上世纪２０～３０年代说的。经过了６０年的轰轰烈烈的革命，包括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据说中国经学终于被消灭了。汤志钧宣布说，代表中国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的中国经学“终结了”。他的文章８０年代写成，９０年代出了书。现在是２００２年，回…     

傅斯年学术思想与史语所初期研究工作

傅斯年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其核心要点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有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反对“国故”、“国粹”这类观念,提倡整理史料时“证而不疏”。傅斯年既与传统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当成说教工具的倾向有别,也与正在兴起的以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历史学异途,他是要借鉴西方汉学而在中国建立科学的现代历史学、语言学。尽管傅斯年学术思想尚有缺陷,但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历史语言研究所初期研究工作(1927—1937年)在档案整理和考古发掘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果,并走上了能够与西方学术界接轨对话的科学化道路。     

《国故》与《新潮》之争述评--兼论五四时期"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

五四时期,在北大内部发生了一场<国故>与<新潮>之争.在这场论争中,论争双方既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同时也有不少共通之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双方都开始萌发了某种"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意识,而这对胡适显然产生了很大的触动和启发.正是在此基础上,胡适经过自觉的总结,撰写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系统完整地揭櫫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口号,提纲挈领地阐明了"整理国故"的宗旨.缘是,"整理国故运动"得以骎骎而起.     

"整理国故"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兴盛

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之所以兴盛于20世纪20、30年代,和当时"整理国故"的思潮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以胡适为代表的"整理国故"的主张,并不能与抱残守阙的复古守旧观等量齐观."整理国故"思潮中所凸显的"国故"地位及其所提倡的科学方法,立即在当时的古代文论研究中体现出来.     

从提倡国学到再倡国学——国学与"国学热"刍议

20世纪初期从对国学的提倡到"整理国故"运动的开展,即是面对西学的强势拥入所进行的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捍卫与自救,并由此呼应救亡图强的时代旋律.在这个过程中,"国粹"及其与守旧、保守相关的因素被排斥,认为国学在西学的冲击下行将消亡的悲观论调被指责,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观点也未被认同,将"国故"视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甚或可以担当复兴中华文化"大业"的盲目情绪同样被否定,人们更愿意将"国故"或"国学"限定在学术研究范围内,以"学无中西"的视野,将"科学方法"与整理国故联系起来.时至今日,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形象与当初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若再倡国学,则不应失察于以往人们对国学的争论及结论,更应重视不同时代的不同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