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解决物业纠纷的运行逻辑

本文以北京进入法律程序的物业纠纷为例,运用法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了法律解决物业纠纷的行为主体、行为过程和行为效果,揭示了社会转型期法律在处理物业纠纷中的运行逻辑。     

从法律多元主义视角谈我国民族地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法律多元主义从国外引入,在法律和社会科学等相关领域初步展现其作用力。同时也已经证明可以影响到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和进步思路。因此,进行法律多元主义与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构建中互动的初步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叙述,旨在挖掘法律多元主义与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的勾连与共融之处,定向地探索法律多元主义与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构建交融的益处。     

村委会选举中选民资格纠纷解决之现行机制剖析

现行法律对村委会选举中选民资格纠纷案件的解决尚缺乏明确的法律途径,实践中可资利用的纠纷解决机制大致有人民调解、行政救济、权力机关救济及司法救济几种。实际上,这几种纠纷解决途径均存有制度困境和运行障碍,并不能契合村民自治制度本质属性,均非有效、理性的针对村委会选举中选民资格纠纷案件的解决机制。清醒剖析现行纠纷解决机制之制度困境和运行障碍是实现制度创新的急切诉求。     

环境纠纷的行政处理机制探析

在环境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机制中,环境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在我国,环境纠纷的行政处理主要有环境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和行政调解三种方式。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我国一般规定为不可诉的行政调解行为,而对于自然资源纠纷的行政处理,则规定为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裁决行为。这种法律规定的差异不仅导致了我国环境纠纷行政处理的法律体系存在混乱和冲突,而且在实践中也不利于环境纠纷的解决。     

传统中国基层民事纠纷解决中的习惯与法律

在传统中国的基层纠纷解决过程中,基层官员在民事纠纷解决过程中形式上的依法裁判是主导性的.在民事纠纷的处理中,对民间习惯的运用实际上表现为两条路径:一是直接援引习惯进行裁决,这种情况在古代判例资料中并不常见;另一种是"参酌援引",这种做法大量体现在传统中国基层地方的判决中."参酌援引"的过程既是地方官员裁决纠纷过程中对民俗民风和"情"与"理"的理解和运用,同时也保证了裁决在形式上符合依法裁判的要求,这种做法体现着传统中国司法人员的职业理念和裁判技巧.     

中国近代水权纠纷解决机制审视

中国近代水权纠纷解决机制是在传统水权制度基础上移植西方水权法律的产物.多元法律理念是其优势所在,资源共享是其灵魂,水权协商是其运行的主要内容.民间机制、国家机制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一个既互相联系,又各自独立的运行系统.基层自治组织、水利专业组织相互协调,在预防水权纠纷的发生及解决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中国法律近代化进程的迟滞,该机制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水权仲裁机制的缺失,流域申诉机制的缺位,水权实体法律的疏漏,水权行政审诉程序不明等.因此,在构建新时期水权纠纷解决机制时,正确处理法律变迁和现实水权运行之间的关系,认真对待民间水权习惯在解决水权纠纷方面的作用,重视民间水利组织以及流域共同体在预防水权纠纷方面的作用.     

矛盾凸显期农村纠纷调解的个案分析——基于鄂北一个村庄的纠纷调处记录

随着我国社会进入矛盾凸显期,农村各种矛盾纠纷日益增多,为及时调解纠纷,维持社会稳定,实践中各种纠纷调处机制应运而生。本文分析了鄂北一个村庄的纠纷调处记录,研究发现,较之于"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现代司法准则,以"村庄法官"角色存在的调解者,不以立法条文以及事实情况作为判断是非的依据;实现法律意义上的公平、公正也并非是纠纷调处的主要目的,但他们在工作中特别注重当事人主观上的接受情况。同时,调解者经常集多重角色于一身,实行"保姆式"办案,还会动员多方主体参与到问题的解决中去;在另一些冲突中,调解者刻意不彻底解决纠纷,为当事人自动和好留下足够的空间,最终既平复了争议,又保存了当事人的颜面。结合村庄的调解经验,文章认为,尽管矛盾纠纷的增多,为现代立法快速进入乡土社会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可能性,但到目前为止,无论是笼统意义上的法治理念,还是国家立法的具体规则都没有全面、彻底地进入乡村社会;各地村级调解机制设立和运作更多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而不是为了推进"法律下乡"。     

我国行政调解制度的运作现状与发展课题

官方文件的推崇与实践运作的徘徊构成了当下中国行政调解的现实生态。适用范围的模糊、机构设置的偏颇、程序设计的缺失以及法律效力的尴尬,是行政调解实践所暴露出的主要问题。在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的重塑过程中,行政调解具有相应的生存空间,理应成为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以及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相并列的纠纷解决机制。行政调解法律权威的回归,有赖于激励机制、监督机制以及衔接机制的相互匹配。     

关于确认和处理无效经济合同问题的探讨

在调处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搞清楚合同是否有效,是正确处理和解决纠纷的前提。有效的经济合同是受法律保护的,是处理合同纠纷的重要依据。无效的经济合同,法律不予保护,不能以合同的条款内容作为处理纠纷的依据,有的还要依法追究责任。《经济合同法》的实施,虽为调处无效经济合同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在审理实践中,对于无效经济合同纠纷的处理,往往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有的甚至保护了无效合同。因此,探讨如何确认和处理无效经济合同问题,就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中国信访法律制度改革路径探析

中国信访法律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存在三种理论,即强化论、弱化论和折衷论,在信访法律制度的变迁中,政府立法采用渐进的方式,采纳了折衷论。未来中国信访法律制度的改革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反思:一是整体设计。以现有纠纷解决模式为背景,宏观设计多种纠纷解决模式的受理范围和各自重点,彼此协调,相互衔接。二是微观建构。以既有的模式为基础,重构信访制度。     

论侵权和解协议的效力及对民事诉讼的影响

侵权和解作为一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有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然而,我国民事和解制度设计上的不尽完善、不尽合理导致其上述功能并未获得充分有效的发挥.侵权案件发生后,当事人就侵权损害赔偿问题达成的和解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该协议将对民事诉讼产生怎样的影响,一直是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的问题.侵权和解协议是债权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侵权和解协议不影响当事人的诉权,但影响人民法院的裁判基础和诉讼时效.在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应对我国民事和解制度进行优化与完善,就侵权和解协议的性质、效力及对民事诉讼的影响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进而解决民事和解机制与诉讼机制的有效衔接问题.     

RCEP背景下广西优化营商环境法治体系建设研究——基于山东、海南、天津的经验借鉴

RCEP的签订和落地实施给广西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对标RCEP规则,广西的地方性政策法规有待完备,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体系尚未形成,涉外法律服务和多元商事纠纷解决机制还有待完善。广西要实现“五个更大”目标,优化营商环境,需要在完善法治保障体系方面下大功夫。广西可基于山东、海南、天津等地的经验,完善涉RCEP法律政策体系,提升政务服务能力,推进法律共同体建设;建立多元化商事法律纠纷解决机制,提升广西国际仲裁救济的影响力,重视调解方式在解决涉外纠纷的作用。     

论我国民事纠纷解决机制

诉讼解决机制是以启动国家的司法资源,并以人民法院裁判的方式解决各种民事纠纷.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矛盾也随之发生,并且呈现出群体性、突发性等新的特点.新时期具有新特点的社会矛盾,不能再仅仅依靠有限的诉讼司法资源解决.反思我国传统民事纠纷的解决机制,要想保障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成功,我们就要更新诉讼理念,摒弃"诉讼万能"的错误观点,建立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充分利用和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势,健全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制度.这既是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也是对公民基本权利多途径、多层次的保障.坚持与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已成为我国司法改革的必然选择.     

培养面向东盟诉讼解决机制的法律人才研究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快速发展,中国和东盟各国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经贸争端.对于这些争端,中国和东盟各国已构建了一套多途径争端解决机制,包括调解、仲裁、诉讼等.但是从经贸争端解决的实践来看,诉讼方式仍然没有被大多数当事人采用,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涉东盟纠纷诉讼解决法律人才方面的严重短缺.目前,中国涉东盟诉讼纠纷解决的法律人才培养存在着高校的法学教育落后、在职培训不足的困境.要采取改变中国高校的法学教育培养方案,明确定位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复合型人才,合理设置教学课程和编制教材,提升高校教师团队水平,加强在职法律人才的培训等方式来突破中国涉东盟诉讼纠纷解决的法律人才培养困境.     

在宪政框架下构建解决农村土地纠纷的长效机制

中国农村是当今社会矛盾和冲突最为集中和突出的地方,而农村土地纠纷则是农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总根源。农村土地纠纷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土地制度本身的问题。我们在构建解决农村土地纠纷机制时,不能仅限于对土地制度本身的改革与完善,这个机制必须能够容纳和消解土地制度以外的东西。概括地讲,就是要在宪政的框架下,在民主政治和现代法治的基础上,构建解决农村土地纠纷的长效机制。     

私力救济的现实基础及其法律规制

公力救济是当今法治社会权利维护的主导,而私力救济在解决纷争的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究其原因,私力救济在人性、文化传统和社会关系、司法效能心理评价方面都有其存在的深厚社会基础。二者既相互依存,又交错互补:私力救济需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公力救济在某些方面又体现了其对“私力”的承认;法律的私人执行及某些私力习惯的法律化体现了二者的交错互补关系。实现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的和谐法治秩序,需充分发挥私力救济的积极作用,不断发展肯定可上升到法律层面的私力救济行为,逐步建立多元化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民初的乡村组织与基层调解——以奉天省为中心

民国以来,随着国家权力深入乡村,新型的基层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话语对调解这一高度自治性和民间性的纠纷解决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奉天省的区村长民事案件评议制度表明,随着基层乡村组织进一步被国家权力所渗透,调解组织自身结构发生变化,在组织形态上,呈现一种组织化、制度化和官僚化的趋势.但这种"非民间化"趋势并不必然意味着在调解方法和程序上完全体现出国家的意志.奉天省的经验显示,在习惯和法律有冲突时,调解者更常常站在习惯的一方.而对国家法律采取漠视的态度.这种组织形态上的"非民间化"趋势跟调解方法和程序上的"民间化"特性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民初基层组织在政权化的过程中所保留的绅权属性.     

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缺失及本土构建

环境公益纠纷是伴随着社会发展必然出现的纠纷形式。为维护社会公益,解决环境公益纠纷已成为一项不容回避的课题。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出现,既是诉讼法对其自身只顾及保护私人利益的狭隘性突破,也是对传统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超越。针对我国传统民事诉讼在排解环境公益纠纷上的程序障碍,建立价值与规则独立为一体的全新公益制度尤为必要。     

林权流转中的矛盾纠纷及法律解决机制研究——以J省A县为例

随着我国集体林权改革的推进,林权流转数量不断增加,在一些地区林权流转带来的矛盾纠纷日益增多,影响社会稳定。本文梳理了与林权流转纠纷相关的文献资料,在对J省A县的田野调查资料基础上,剖析了具有代表性的几类案例,探讨了林权流转纠纷的发生原因、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的障碍,并就如何解决林权流转纠纷、防范社会风险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论仲裁制度的特点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颁布实施,揭开了我国仲裁事业的崭新一幕,标志着规范的仲裁法律制度在我国的正式建立。同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以后,国际经济贸易、投资等方面的纠纷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仲裁作为解决纠纷的方式之一,其生命力愈显突出。本文通过对仲裁制度的起源及其所具有特色的详尽介绍,并对仲裁法颁布前后中国仲裁制度的变化进行比较,对仲裁制度的发展进行展望,希冀仲裁这一具有诸多特点的纠纷解决机制能够为更多的市场经济主体所熟悉并对之产生信任,在相应的领域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