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人与歌妓交往述论——以夏庭芝《青楼集》为中心

夏庭芝的《青楼集》记载了元代文人与歌妓的大量交往事迹,为探讨元代文人与歌妓的交流互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由《青楼集》可知,在元代,无论名公显宦还是浪子文人,都与歌妓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既带动了元曲多样化艺术风貌的形成,又促进了歌妓表演艺术与文学修养的精进,对元曲的繁荣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与此同时,《青楼集》独特的书写姿态,折射了以夏庭芝为代表的元代文人在思想观念、审美趣味和文化修养等方面的新转向,呈示出元曲在元代文人文化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论元代的称谓习俗

称谓是说话人称呼他人或自己使用时的名称,可以分为一般称谓、亲属称谓和人名称谓等。它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文对过去很少有学者涉及的元代称谓习俗作了深入的探讨。     

北京中央公园与民国文人的文化心态

民国时期的北京中央公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公共空间。它为民国文人交流学术思想、建构文化沙龙提供了优越条件,又是民国文人发生浪漫情事、表达故园之思的寄情场所。由于文化立场不同,各类民国文人对于中央公园产生了不同的精神映像,从中可以透视民国文人的文化心态。     

论元代诗人袁桷的题画诗

袁桷的题画诗题材宽泛,包括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等等;体裁多样,有古诗﹑律诗﹑绝句,以绝句为多,且以组诗形式出现,可见其在诗歌创作上所做的尝试。他以诗论画,又将绘画的思维和技法融入诗歌,进行了诗画融通的艺术再创造。善于选取独特意象,动态感﹑形象感﹑色彩感较强,体现了他＂诗中传画意,画里见诗馀＂的观点。诗歌风格多样,主要表现为含蓄蕴藉和恬淡自然两种。     

唐代文人与旅游文化论略

唐王朝的恢弘气度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昌盛等层面,也通过兴盛的旅游活动得以表征.在这个最富有创新精神的朝代,旅游迎来了新的高涨.唐代的旅游活动不再完全是政治、经济活动的附属物,旅游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愿望支配旅游活动.唐代旅游活动类型丰富多彩,各阶层人士参与广泛,进而促进了旅游文化的发展.旅游文化构成了盛唐文化的组成部分.     

论元代戏剧批评的观念转捩与理论创获

元代戏剧批评是中国古代戏剧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它的观念从戏剧范畴著录、形态编纂、本体认识、功能感知、作家鉴定、优伶推介诸方面都发生了全新转捩 ,不仅初步提出戏剧创作、表演与戏剧沿革、嬗变的重要范畴 ,而且着手阐释戏剧基本原理 ,构建戏剧理论体系 ,为中国古代戏剧学的发展壮大奠定了无与伦比的坚实基础。     

论元代士人的归隐意识

“仕与隐”观念的冲突,是传统士人心态中的一个矛盾。但在历史上隐逸难以成为主流。元代士人在人生观念上有很大变异,蔑视功名,否定仕途,表现出对传统的背离。这种变异,产生于元代异常的社会环境。虽然它还不具备否定封建社会的高度,但表现出自我的觉醒。元人归隐意识的内核为自保及自尊需求,尽管表现得夸张直露,但从其本质论,并未超出历代归隐意识的藩篱。     

元代诗学“自然”论

自然论是元代诗学的一个时代话题。元代文人没有唐代文人那样强烈的功名意识,也没有宋代文人那样沉重的历史使命意识,他们愿意自然地活着,自然地写诗,写自然的诗。元代诗学倡导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宋人刻意为诗的反思。自然在元代诗学中,主要不是风格概念,而是关于诗歌本源和生成问题的思考,或者认为诗歌得自天地之自然,以为自然乃目前之画本,胸次之诗材;或者认为诗歌发自人心,自然而然,发人心情志意趣之自然。至于诗歌如何臻于自然境界,或以为弃绝人为,纯任自然;或以为超越人为,复归自然,句成而无锻迹,篇成而无铸痕,功夫到处,圆融自然。     

元代杨维桢“情性论”诗学研究

杨维桢的“情性论”诗学是元代诗学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态,其形成与元代独特的经学背景密切相关。元代经学在主体性转向上迈进了一大步,这对元代诗论的影响表现在哲学化和注重自我两个方面。杨维桢的“情性论”诗学对于诗歌的本质和功能进行了个性化的阐释,这既继承了中国古代诗学“诗言志”的传统,又综合了魏晋以后的“诗缘情”的艺术观念。杨维桢诗学的美学追求以对人的生命的本性认知为基础,并结合儒、释、道等文化精神,形成了独特的人格精神和艺术风貌。     

元代女性的交游和迁徙

元朝和前代一样,是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绝大多数女性被束缚在家庭之内,交游的范围狭小.女性的迁徙通常都是被动的,或因战争,或因灾荒,或随夫、子行动.女性的交游和迁徙,反映了她们的社会地位.     

元代大都城南花卉文化的兴起

北京丰台花卉文化的源头可以上溯到金、元时期,元代是其蓬勃兴起的重要阶段。在国家统一和城市建设的影响下,大都城南地区别墅众多、文人雅集,带动了花卉种植业的兴起与赏花风尚的形成;永定河主河道的移出,为花卉种植提供了水脉、土壤以及交通等适宜的自然条件。社会变动与环境变迁,共同促进了北京城南部这一特色地域文化的发展。     

元代重商传统下民商的兴起研究

在元代重商传统之下,民间商人也顽强地成长起来了。民商的来源广泛,种类繁多,活动的地域远至国外,对元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论中国文人小说的“整—性”

由于诗、词、曲、赋等各体文字的普遍使用,"非整一性"成为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小说文体最主要的批评。一般所谓"中国小说"或"白话小说",按其性质本应分为三类:一是"话本",本质上是说唱艺术的文字遗存;二是"世代累积型"小说,亦本为说唱艺术,但大多经历了明清书商或文人程度不一的编改;三是明清文人独立创作的"文人小说"。故唯第三类才是真正意义的小说,西方学者的批评仅对应第三类才真正有效。诗、词、曲、赋等各体文字作为口头说唱艺术时本各有其用,在"文人小说"中此类文字在不同作品中,其文本"整一性"也各自不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现存所谓"小说"还原至其所产生的历史语境,我们可能得到完全相反的结论。     

试论清初南方贰臣文人的愧疚自赎心态——以清初江左三大家为例

清初,文人贰臣们在仕清后内心多有愧疚之情,这种心态在士风甚盛的南方的贰臣文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以江左三大家为例,清初贰臣文人的愧疚自赎心态有三种呈现方式:龚鼎孳结交士林,救人之困;钱谦益从事秘密反清,寓故国于诗文;吴伟业无情剖析,以罪孽心态自我灵魂拷问.好名徇利是他们临危变节的重要原因.考察三者差异,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清初时代变迁与政治道德伦理对文人心态的影响.     

元代色目人物传记的形与神

元代出现了一批以色目人为传主的传记文章,这是中国传记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带给传记文学多方面的新变,使之展现出新的形与神。形,是可见的,可理解为形象性,如文章选材之独特,适应独特内容的传记写作手法之引入,描写的异域风情与色目人特异的形象与性格。神,指可感的,即文章中体现的精神,包括多元文化的彰显,新的文章风貌神韵,破体求新的文学追求,以及多族士人文化认同中体现的大元气象等。这是中国传记文学史上独具价值又长期被忽视的部分,值得认真研究。     

唐代文人的“走后门”

唐代以科取仕，有些举子为了得中，千方百计找关系、寻门路，当时京城长安盛行一种被称为“温卷”的风气，就说明了这个问趣。     

私人化史料的特殊价值——论现代文人传记的一种历史叙述

新时期以来由于话语环境变得宽松,中国现当代文人传记作品的撰写和出版非常兴盛.史料作为传记作品基本元素,大体可以分为公共化史料和私人化史料.而作为个人化的历史叙述,具有私下性和隐蔽性的私人化史料,往往具有特殊的历史呈现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呈现私人形象、补正公众形象、丰富文学史写作.     

骚体赋与汉代文人精神的流变

人们一向把汉大赋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殊不知骚体赋是文人抒发真情的作品,与先秦时期相比,骚体赋中更多体现出汉代文人的个性,更多地抒发仕途不遇的身世感慨和对个体命运的忧虑之情,在思想上表现为儒道思想的调适与互渗.骚体赋只是在形式上模拟楚辞,在精神上却没有继承屈原的独立品格与对理想的执著精神,从而造成汉代文人精神世界的萎缩与孱弱,这里有时代条件的原因,也有文人自身的因素.     

建安后期文人活动文学性彰显的原因

建安后期,文人内部的宴集、游览、出征等活动所显示出来的浓郁的文学色彩,除了该期曹氏政权的巩固、生活的安定、经济的相对繁荣等原因外,主要还有以下原因:第一,文人的内部活动促使他们视文学为表性达意和获得审美娱乐的载体的心理创作定势走上完全自觉;第二,文人的内部活动为他们竞才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和场所;第三,文人的内部活动更加决定了他们在社会中的身份和地位,这使他们认识到只有以文学创作作为自己的主要事业或职业,才能生成的比较自由和宽松。     

华夷一体与元代纪行诗的繁荣

华夷一体是元代历史文化的重要特色。元代文坛,蒙古、色目文士大量涌现,他们有着四海为家的民族性格,所作纪行诗,多为亲自游历,有感而发。纪行诗在西北、东南的地域表现上,都有所开拓,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且诗风多质朴自然、清丽喜人。在自然崇拜、万物有灵的民族文化传统作用下,少数民族诗人喜爱山水,善用拟人笔法,与山水风物深相契合。在混同华夷的文化环境下,上京纪行诗、奉使诗、奉祀诗也大量出现。从元代华夷一体的历史现象、少数民族诗人群体的贡献等维度探析元代纪行诗繁荣的原因,庶几可为中国多民族文学史的书写提供有益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