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文献与古代小说“照影称王”母题

照水自见影思称王 ,是与“天书”母题切近的一个小母题。标榜自身神性 ,很可能采取了相关技术手段 ;水崇拜的信仰及照水的巫术思维及其仪式 ,也与其密切相关 ;同时还有谣言的传播机制。“照影称王”母题说明 ,谶纬文化改造了原始巫术思维的映影崇拜 ,将其与先兆迷信结合起来 ;小说中这类反正统的主人公命运总是乐极生悲 ,见出皇权的不可侵犯。母题在通俗小说中流播 ,显示了正统思想对于民间异端的干预 ,也体现了民间秘密宗教及其神秘崇拜在通俗小说中的活跃     

古代通俗小说“比武斗智”母题的跨文化溯源

比武斗智母题,早已在先秦兵家和刺客那里实践了,但真正的文学化描写,表现在其内在逻辑竟然推延到动物和昆虫争斗的描述、理解和解释上。这一中西方文学普遍关注的母题,展示了人们体力竞争中对于智慧的推重,又几乎无一例外地设定为弱者处于劣势,但以智谋突如其来地转败为胜。起初表面上的态势,与最后的胜负及深在的必然逻辑,呈现出鲜明的悖左结构,具有强烈的反讽意义。故事中特定角色虽不断变化,结构和意蕴却始终稳定地存在。母题源自中古佛经故事,其寓言性使“比武斗智”的哲理意义充分地定位和放大。主题学认为,许多在文学主题史前期寓意多元、核心并不明朗的故事,可以从流脉余波中,发现其当初预伏的特定冲击力。明清通俗小说及传闻中众多“比武斗智”故事,其实并不应只被看作早期史传故事的余波,更是流脉中间某一段落影响所至。佛经故事之于比武斗智母题即如此     

中韩道教交流方式与特点研究

中韩道教交流可分为官方和民间两种交流方式。官方交流通常夹杂着明显的政治意图,民间交流则是纯粹的宗教文化互动。就现存文献记录来看,中韩道教交流以官方交流为主,民间交流为辅,但实际上民间交流也非常活跃。在两国之间的道教交流中,道教文化因素主要是由中国单向输入韩国,基本上没有出现从韩国回流中国的情况。道教传入韩国后虽未能发展成制度化宗教,却对韩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别开生面的武侠文化研究 ——读王立教授《武侠文化通论》第三卷

王立教授的《武侠文化通论》,是一部别开生面、有重要建树、高水平的学术专著。该书第三卷有四个特点:一、多方位跨学科研究,视野广阔;二、运用文学主题学研究方法,创新武侠文化阐释方式;三、原创性强,多有重大创见;四、注重内容的古今、多学科贯通性,学术价值重大。这与著者积极参加学术会议交流,留意学术前沿和理论动态分不开。     

武侠文学中“侠客形象”的社会影响

目前国内舆论界对部分武侠文学中的暴力与色情因素对青少年的不良误导作用有所认识 ,并在报刊上作过纷乱的批判 ,但基本上停留在表面层次上。在武侠文学在文学园地中分量日益加重、对社会影响日益增大的今天 ,这种不系统的研究是很不够的     

四部韩国小说女将形象研究——以《玉楼梦》《六美堂记》《洪桂月传》《郑秀贞传》为中心

韩国小说描写女将形象一生经历的甚少,这里以描写女将一生经历的《玉楼梦》《六美堂记》《洪桂月传》《郑秀贞传》为例,揭示有关女将形象描写诸多相似、交叉的情节。四部小说相仿情节可被概括为由诸多母题组成的一条同一路线,其中梦仙感孕、显明女儿身、坠水、中举、征战外侵、深山学艺等,均有成因。探索其同一路线成因,可对其新的女性观以及如此塑造形象和设置情节的时代意义,加深了解。     

比较文学视野下的金庸小说母题研究——读刘卫英、王立教授《金庸小说母题及中外比较研究》

金庸小说作为中国武侠文学的重要一隅,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内涵和文化意蕴。刘卫英、王立教授《金庸小说母题及中外比较研究》一书从主题学研究方法入手,从16个母题和意象专题研究来阐释金庸小说中的深层意蕴以及某些人类学解读。不同于其他一般性金庸小说研究的论著的是:该书创新性地从部分母题的中外文学主题史来源、以及民国武侠小说代表作的介入等方面阐发,成为该书的重要特色。     

中韩反倾销案中“期终复审”制度的比较研究

WTO反倾销协议虽规定"期终复审"制度,但未明确其审查标准和程序,导致WTO成员国恣意制定相关规定,从而引发众多WTO相关争端。中韩两国在"期终复审"的审查期限以及援引原审程序规定等问题上保持一致,但是在审查"倾销与损害的持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的标准上仍存在较大的区别。     

“他者”的眼光——写在《中国古代文学主题学思想研究》前面

"他者"作为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概念,讲求作家创作与其阅读接受的外国文学间,并不总能用事实来阐明。《中国古代文学主题学思想研究》一书,分析中国古代中对外域文化现象载录时,体现的华夏中心主义等"他者"视界,还从以古今不同文化观念差异中,看中国古人对宇宙自然等现象的理解、古代社会两性关系的文学表现。以及"他者"眼光中,某些现象与问题的阶段性与差异性,如佛经母题在中国的接受变异。该书还试图结合一些主题史、母题史和意象主题史来展示主题学理论的具体运用,并总结古今文学研究实践中的主题学方法。     

中韩“宋辽夏金元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与韩国外国语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中韩“宋辽夏金元史”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7月25至26日在河北大学胜利召开。来自韩国以及国内的五十余名专家学者欢聚一堂，探讨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这次会议对于促进中韩两国“宋辽夏金元史”研究必将大有裨益。在开幕式上，河北大学副校长崔勇致开幕辞，崔校长回顾了河北大学与韩国的传统友谊，已故著名宋史专家漆侠先生曾为韩国培养了第一个宋史博士曹福铉，希望中韩学界以后能够多举行学术交流，加强交往，共同促进学术进步。     

还珠楼主武侠小说“神兽坐骑”母题的社会结构功能

在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蜀山剑侠传》中,初凤降服神兽坐骑,条件有三:一是发现天书所载龙鲛弱点,二是初凤受仙蚌庇护拥有神性,三是初凤和龙鲛的终极目标都是"谋一正果"。"神兽坐骑"与法器是剑仙的身份标志,显示了剑仙的正邪取向、个体修为与仙界地位。神兽坐骑母题具有"琴高骑鲤"的仙话渊源,鲤鱼构成仙话质素和拥有超凡能量。还珠楼主将鲤鱼"仙性"与剑仙仙话融合,开拓了海中世界愿景,世俗性与传奇性熔铸在女剑仙以及"龙鲛"形象上,在"神兽坐骑"母题演绎中折射出理想社会结构整合的进步意义。     

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二则

主题学研究的是不同作家对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的不同处理,重点在于对考察时象外部手段和形式的关注。中外文学中以"徒劳"和"变形"为主题的两组作品异同,折射出相关作者的创作个性,以及所属民族的文化积淀。     

论毕飞宇小说中“疼痛”母题的创作动机

毕飞宇的小说以“疼痛”作为其创作的母题。主要原因在于作家童年经历过的“文革”对作家的心理产生了挥之不去的阴影，而家族史的断裂，更使得作家产生了一种漂浮感和没有故乡的疼痛感。毕飞宇没有沉溺于个人的痛苦之中，而是将个人的感受转化为对人本身的客观关照，把自己和他所关注的人物紧密联系在一起，极力书写当世芸芸众生的“疼痛”，反映他们的不甘和时苦难命运的抗争。     

论电影跨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形象”建构

在"后西方时代"来临及中国崛起的国际政治背景下,好莱坞电影所建构的"中国形象"不同以往,折射出西方国家所隐含的新的政治文化意愿,但始终是以一种西方为中心和主体的文化策略为前提。在此背景下中国电影需积极建构跨文化传播中自身的主体形象。目前中国电影的跨文化输出存在各种问题。以打造"中国梦"作为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文化内核,并增强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异质文化里相似性文化基因的传递将会是行之有效的策略。     

中韩(盐城)产业园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中韩(盐城)产业园作为中韩经贸合作的典范园区,承担着探索性发展、创新性发展、引领性发展的重要使命。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加快推动中韩(盐城)产业园高质量发展是落实中韩自贸协定、打造高能级对外开放平台、推进区域经贸合作交流的创新举措。研究发现：现阶段中韩(盐城)产业园正处于建设提升期,存在“产才城”融合不充分、对韩合作优势不明显、向海发展后劲不足等突出问题。“十四五”期间,推进中韩(盐城)产业园高质量发展,一要推进“产才城”深度融合,构筑园区发展新动能;二要深化对韩合作创新,打造中韩合作新高地;三要坚持向海发展战略,积极融入东北亚经济圈。     

《大学》《中庸》中“诚”哲学理论解读

《大学》《中庸》以"诚"这一概念为核心,构建出一个以"心性"哲学理论为根本、由心性修养之"内圣"而开出"修齐治平"之"外王"的道德政治哲学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修身为治平之本,而"诚意"则为修身之要。所谓"诚意",即"毋自欺",即"率性",就是复归人皆有之之"赤子之心"和天命之性。"诚"不仅是修身之要,而且是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是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并列而为三的人道之功。致"诚"明道的途径有二,即"自诚明"和"自明诚",亦即"尊德性而道问学",两者相辅相成。这一理论集中反映了战国时期儒家,尤其是思孟学派的完整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取向。     

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差异”的理论思考

如何消解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与文化误区,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极具活力的一个热点问题。从文化的概念入手,在理论层面阐释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差异与文化认同的趋同性,可以得出以积极、宽容的态度对待文化差异的科学结论。这是一个科学的抉择,也是一个必然的规律。     

《山海经》的海洋小说“母题原型”及其海洋文化特质

《山海经》是中国古代海洋小说叙事之祖,蕴含着海洋文学的“母题原型”,这些原型被后世海洋小说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海洋文学大多从《山海经》中得到启发、思想和艺术养料。从《山海经》所反映的内容而言,它体现了强烈的人文精神和鲜明的海洋文化特色：流变性与恢弘气魄;原创性与创新性;包容性与多元化。     

“他者”的域外之音——茨维塔耶娃回忆录《中国人》中“他者”形象分析

文章试图从形象的“想象与再现”、人物形象间的对话、形象的“自我内化”三个方面，考察茨维塔耶娃回忆录《中国人》中塑造的不完全等同于神话化和意识形态化的“他者”形象——中国人形象，重现“他者”形象的域外之音和其永恒的魅力。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以期能够更深层次地理解形象学的学理依据。     

关于“尊德性”与“道问学”研究

自朱陆"鹅湖之争"以来,关于"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争论一直未间断过,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对于此问题的争论,之所以备受关注,并成为"千古不可和之异"(王阳明语),究其原因,主要因为这次论争,既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较为完整的方法论的理论自觉论争,也是第一次比较成熟和理性的思想和方法的论争,而对于此问题的回答又关涉到为人及为学的问题;因此,无论是从"尊德性"还是从"道问学"出发,都将面临一个二者都无法统一的悖论。有鉴于此,笔者想在探析此问题渊源的基础上,对历代学者与此争论有关的认识与看法进行客观的分析,以期找出古人在此方面的某些可借鉴性因素,从而为当今社会风气建设及为学次第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