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重构中服务业位置及其政策逻辑

利用最新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测度方法,测算分析了2000—2014年中国服务业的位置变化趋势,研究发现：从前向和后向联系来看,中国产业的复杂和完备性导致中国服务业总生产长度高于主要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呈变长趋势,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不断深化,但是其价值链位置仍处于相对下游位置。后疫情时期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呈现三大特点：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的技术发展趋势;区域化和本土化的地理格局发展趋势;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趋势。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越来越重要,服务业创新发展、融合发展成为未来政策着力点。     

服务业开放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技术溢出与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

通过利用WIOD发布的最新世界投入产出表,以2011—2021年间14个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对服务业开放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问题展开研究,并进一步对技术溢出和人力资源在其中发挥的中介效应作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发现：服务业开放可以更加有效的进行资源配置,增强企业自身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能力,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积极的影响;技术溢出和人力资源在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服务业开放度对低技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了显著的积极作用,而在技术壁垒存在的情况下,对于中、高技术制造业而言,服务业开放能够带来的积极作用明显减弱,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速度也相应变慢。     

基于价值链重构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间产业融合研究

作为一种新的产业发展范式,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融合对于正面临着严重资源和环境约束、亟待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中国制造”提供了一种较好的发展范式。在对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内涵界定的基础上,指出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融合主要表现为制造业的服务化。通过对两者融合过程中的价值链分析,认为融合是两大产业全部价值活动的有效组合及通过对这些价值活动所涉及的全体利益方进行优化整合而实现的有效制度安排集合的总和。在此基础上,将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产业融合方式分为价值链纵向延伸、价值链横向拓展、价值链活动虚拟及价值网式融合四种类型,并对不同融合方式的实现机制展开了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FDI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研究

制造业服务化是当下中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重要途径.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是提升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重要因素.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构建制造业服务化和生产性服务业FDI渗透率指标,可以分析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FDI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从细分行业来看,金融、交通运输和商务服务对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因此,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应提高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程度,持续大力推动服务业开放,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服务化的持续推动作用.     

生产性服务业视角下的制造业升级路径研究——基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比较

通过加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促进制造业升级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议题。在RCEP协定的进一步推动下，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作为制造业亟待升级的发展中国家，应抓住机遇，增强生产性服务业的竞争力，助推制造业攀升价值链。分析比较2005—2019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制造业发展现状，基于Hausman“两步法”测算，比较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同时通过对竞争力指数的测算，分析双方生产性服务业及其分部门的优劣势，并在此基础上实证考察中国与东盟国家通过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升级制造业的具体路径。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总体竞争力的提高对制造业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不同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分部门的竞争力提升对其制造业升级的影响不同。     

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思考

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互动发展,并以生产性服务为中心将制造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串联起来,是发达国家后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有利于提升制造业的知识和技术含量,克服资源要素的制约,有利于深化制造业分工、降低产业成本,有利于涉足价值链高端、提高经济效益,有利于推动制造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全球价值链重塑背景下中国国际分工地位测度与演变趋势分析

基于WIOD数据库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表,采用“GVC地位指数”等指标,对中国国际分工地位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演变趋势。研究结果表明,中国GVC地位指数呈先下降再上升的“V”型变化特征,但GVC参与度有所下降,这表明中国逐步向价值链两端攀升,成为GVC的重要枢纽;细分行业看,服务业地位指数高于制造业,服务业竞争力不断提升。服务业前向参与度高于制造业,后向参与度低于制造业,为制造业GVC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制造业后向参与度呈现“M”型趋势,前向参与度稳步上升,表明中国制造业对进口中间产品的依赖程度下降,逐渐成为中间品的主要供应国;细分行业看,制造业GVC地位的提高主要来源于劳动密集型GVC地位指数的提高,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行业的GVC地位指数不高,我国需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进一步提高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武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升级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提升制造业的知识技术含量和深化制造业分工,有利于制造业企业涉足价值链的高端。研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于制造业升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从生产性服务业的特征分析入手,探索了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在将武汉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现状与上海、北京对比的基础上,得出了武汉制造业升级亟待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结论,最后提出了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武汉制造业升级的对策措施。     

辽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分析

针对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问题,采用归纳分析的方法,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演进关系和融合趋势,提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互动与融合,主要是基于分工专业化、价值链以及产业集群三种方式来实现的。研究结果对推进辽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有指导意义。     

基于共生机理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二者相互依赖、共生互动的关系越来越成为学界的共识。从专业分工与外包、价值链角度来剖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机制,可得到二者互动共生关系:即制造业的发展能够带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反过来促进制造业的升级。我国制造业相对发达,生产性服务业却较为落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滞后严重制约了我国制造业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因此,应该正确地选择促进生产型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战略路径,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促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制造业服务化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研究

利用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数据,系统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是否促进了中国制造业服务化,以及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是否促进了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研究发现,不但中国国内生产性服务的中间投入占总投入之比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服务化,而且进口生产性服务的中间投入额占总投入之比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制造业对农业的直接消耗系数。外商直接投资、制造业服务化既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制造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也能够提高中国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度;同时,资本报酬与劳动报酬之比也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提高。因此,应进一步提升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出口贸易碳强度的影响

构建出口贸易碳强度指标,将出口贸易增加值与隐含碳置于同一分析框架,研究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出口贸易碳强度的影响。在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与出口贸易碳强度演变趋势进行测算的基础上,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研究不同参与全球价值链指标对中国整体与细分行业出口贸易碳强度的影响及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整体行业主要以后向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更深而服务业位置指数更高;中国整体出口贸易碳强度以2005年为界先上升后下降;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与服务业出口贸易碳强度水平差异明显。除位置指数外,全球价值链前向与后向参与度、前向生产长度和深度GVC指数对中国整体出口贸易碳强度的影响均为正,且深度GVC指数的提高对出口贸易碳强度的促进作用最显著。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后向参与度和前向生产长度的提高对出口贸易碳强度的促进作用减弱;相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位置指数的提高会进一步降低出口贸易碳强度,资本与知识密集型行业深度GVC的提高对出口贸易碳强度的拉动作用减弱。规模效应的调节作用不明显,结构和技术效应均会降低前向参与度与深度GVC对出口贸易碳强度的正向影响。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降低中国出口贸易碳强度的政策建议。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研究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发展,既体现在专业化分工所致的相互剥离,又显现为差异化优势驱动的相互融合.尽管我国已是制造大国,但与之相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仍不发达,而且中低端制造业去产能进程和智能化转型缓慢,成为阻碍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走向制造强国的突出短板.为此,需要从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促使生产性服务业价值链有效嵌入制造业价值链,加大顶层设计和统计决策制度建设力度,推动形成生产性服务与生产制造协同发展的产业新生态.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中国制造业进口技术复杂度测度方法

为研究生产性服务资源集聚对中国制造业进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制,以修正Schott相似度模型为切入点,构建了中国省级亚产业层面进口技术复杂度的新型测度方法。研究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助于降低制造业进口技术复杂度,该结论在多维度检验及二者异质性行业层面均稳健成立,该机制有助于降低中国成为全球价值链追随者和被俘获者的概率,破解被国外拥有高技术复杂度产品的跨国公司“卡脖子”困境;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速、税负及负向外部冲击均不会改变该作用机制;引导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中国摆脱“低端锁定”和技术赶超陷阱的重要路径,为制造企业锻造了产业和技术“长板”,降低制造业进口技术复杂度。     

中国服务业是如何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增加值平均传递步长角度的考察

基于跨国、跨行业投入-产出框架,从增加值平均传递步长角度,剖析了我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分工中的地位、演变规律及其提升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制。定量分析表明,得益于生产服务业较高VAPL水平和持续增长,中国整体服务业VAPL起点水平并不低,并且也呈现稳定增长特点。实证结果表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VAPL提升的多因素驱动性更强,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则对制度环境、制造业需求关联和国内生产分割水平更敏感。国内价值链分工体系拓展,有助于激发制度和市场规模正效应;国际价值链分工体系拓展,则有助于释放创新能力正效应。     

制造业的服务外包与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

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产业分工的细化,制造业企业在成长过程中逐步将服务性增值活动通过外包的形式分离出去,更专注于加强核心增值活动.这不仅提高了制造业企业建立核心能力的效率,也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形成与发展.文章从价值链和投入产出角度分析了制造业企业的服务外包对提升其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受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定位效应的影响,外包活动频繁的地区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较高,同时,外包后形成的不同生产性服务业在制造业技术创新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尽相同,知识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贡献度最高.     

基于价值链管理的服务性企业创新体系研究

价值链理论是分析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工具,本文在比较服务业与制造业差异的基础上,阐述了服务性企业价值链理论;提出了基于创新的服务性企业价值链管理模式,并进一步分析了创新价值链的主要特征;最后,从支持服务性企业创新的宏观层面与微观的服务性企业创新策略两个角度构建了服务性企业的价值链创新体系。     

全球价值链分工如何影响我国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 ——基于生产分割解构视角的探讨

有鉴于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遭遇的低端“锁定”风险,如何实现价值链分工下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亟需找到答案。通过构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从生产分割的解构性质入手,探讨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特点。结果表明：拓展国际生产分割联系在现阶段更有助于我国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尤其对技术密集型服务业有较稳定的正向作用;囿于在规模和效率两方面存在的显著不利影响,国内生产分割联系拓展的作用为负;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交互项的正向作用进一步表明,它们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具有互补性,即国内生产分割有助于增进国际生产分割的作用,后者则有助于削弱前者的不利影响。     

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产业价值链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中国制造业从大多承接国际制造业价值链上的生产环节,到开始更多地承接国际制造业产业价值链的技术环节。因此,要提升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国际竞争力,中国企业必须融入全球产业价值链,成为跨国公司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政府则通过制定相应产业政策引导跨国公司把先进的技术引入中国。     

服务业外包与中国新经济力量的战略崛起

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正在从以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制造业外包为主,向现代制造业外包和承接服务业外包并举转变。目前,外包活动正逐步从实体性活动转向非实体性活动,服务业外包由此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服务业外包对中国新经济力量的崛起具有不可估量的长期影响,它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重大机遇,也是中国从更深层次上加入一体化的全球经济的一次具有转折点意义的战略抉择。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产业,应该成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谋划。中国政府的决策者应该运用逆向思维方式,从发达国家担心外包可能带来风险这个角度进行反向思考,由此决定如何进一步改善发展外包服务业的制度环境和硬件基础。中国应该把制造业乃至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运用到承接服务业外包方面来;通过制度环境的改善,充分利用人力资本的优势,为外国发包企业提供优良的增值服务;充分利用外资在华不断增长的制造规模,通过其关联关系和互动机制,吸引服务业FDI、技术和知识;抓紧制定鼓励服务业外包发展的政策和规制,营造发展服务业外包的政策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