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政府廉政建设测评体系的指标研究

随着地方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角色的深化,地方政府的腐败治理工作也需要探索新的思路。本文通过对海内外反腐倡廉的指标体系的比较分析,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并据此发展出一套切合我国地方政府实际情况的廉政建设评估指标体系。本研究认为,应该以“投入—效果”的绩效评估方法为原则,测量地方政府治理腐败的努力及成效。针对当前中国的实际,应主要通过主观感知测量方法,针对政府行为中存在的关于制度实施的价值权威性分配的认知与判断进行测量。本套指标体系注意到指标的可测性与资料的可取得性。建立这样的指标体系可以提高我国地方政府廉政建设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是腐败治理预警机制的必要组成部分。     

权利制约权力何以可能的法理解答

反腐治权的机制主要包括权力制约权力和权利制约权力,目前人们对前者已产生足够重视,但对后者的理论证成和实践运用还相对不足,这有碍于我国法治反腐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健全与创新,也影响腐败治理的整体成效。权利之所以能够制约权力是由其特定功能决定的,权利具有制约权力的根本性、广泛性、激励性、内生性、多样性和系统性等功能优势。从法理视角解答权利制约权力何以可能,对于推进和保障公民参与腐败以及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的特点和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旗帜鲜明、态度坚定、领导有力、成效显著,对腐败出重拳、发实招,一连串"老虎级"、"苍蝇级"的贪官落网,民心为之一振、风气为之一新。本文对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呈现出的若干特点和取得的成就进行初步的概括和分析,展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动真碰硬,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的决心。     

论法治视域下的社会治理

当前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面临着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等多重转型,改革发展中的矛盾凸显,社会治理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尤为突出,必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结合国内外治理经验,最为重要的是要把法治思维模式作为创新社会治理的基本思维模式,注重法律方法和手段的运用,确立公共权力运行的规则意识和公民的契约意识,通过法治的方式来实现社会治理的制度化和持续性。     

中国省部级领导干部腐败治理研究

腐败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毒瘤,是破坏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顽疾。在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过程中,加大党政领导干部腐败治理刻不容缓。自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坚持猛药去疴、重典治乱,持续推进"打老虎",一些贪腐的省部级党政领导干部应声落马,踏石留印、抓铁有痕,有效遏制了高层腐败蔓延的趋势。在肯定党政机关高层正风反腐成效的同时,也要深刻认识到我国省部级领导干部腐败治理的艰巨性、严峻性、复杂性,客观分析领导干部腐败治理所面临的困境,从思想认知、法规建设与制度执行、决策机制、立体监督体系、廉政风险预警机制、家风家规建设等角度入手,推进省部级党政领导干部腐败治理,有效钳制寻租机会与腐败空间,大力提升党政领导干部的廉洁力。     

中国行政领导体制改革中民主与法治取向述评

民主与法治作为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标志缺一不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行政领导体制受到党的执政基础、党的执政能力、国家权力机关等多种因素影响,不断进行探索与改革。从改革开放之初在执政党主导下的行政领导决策民主化改革,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行政领导体制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探索,到21世纪民主与法治二元取向协同推进的行政领导体制改革路径形成。梳理、分析和总结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民主法治取向的历史轨迹,有助于理清行政领导体制改革的基本规律,从而更深刻认识我国政治发展的实质和把握未来发展的趋势。     

体育交流在国际关系和谐发展中的促进作用——中国体育体制与政策的路径选择

体育与国际政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当代国际政治呈现出五个主要特点,这些特点既对我国体育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对我国体育体制与政策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为此,我国应以提升国家软实力作为体育交流的落脚点,更加重视体育领域的国家软实力建设,创新发展,加快体育体制尤其是竞技体育体制的改革步伐,加强对外体育交流和参与国际体育组织的力度。     

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的新思路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一年多来,党中央实施一系列反腐新举措,体现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的新思路：在党章制度框架下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明确党委和纪委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责任定位,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修订和完善选人用人制度,把从严治吏、从严管理干部的要求具体化、细节化,解决选人用人方面的腐败问题;抓好组织管理和组织纪律的执行,严格遵守组织制度,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凝聚组织力量;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廉洁政治建设,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健全和完善巡视制度等。     

从“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意义及对策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新要求。从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创新,并强调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一方面是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总目标相呼应,另一方面是适应新形势下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深刻变动、社会管理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需要。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困境及路径探析

我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四个并存"困境,权力运行监督体系不完善与治理主体单一并存,国家治理体系内部发展不均衡与治理能力参差不齐并存,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水平低与治理能力法治化水平低并存,国家治理体系的人为滞后性与治理能力的无力感并存。因此,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坚持"四个结合",坚持完善权力运行监督体系与促进治理主体多元化相结合,坚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协调发展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均衡发展相结合,坚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化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化水平相结合,坚持国家治理体制的适时改革和机制的及时调试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科学化水平相结合。     

体制机制创新与改革成本支付--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改制论

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关键是体制机制创新,核心是国企产权制度改革.改革成本支付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而改革成本筹措是体制机制创新的中心环节.改革成本包括体制转换成本和国有企业改制成本两大部分.这些改革成本通过"买入"型的改革方式,将国企的政府职能、社会职能进行"回购"支付的,由此建立了体制机制创新与改革成本支付的理论框架,并运用黑龙江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经验,据证了改革成本支付与体制机制互为因果关系.     

网络经济与政府治理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旨在构建适应网络经济的政府治理范式运动 ,以便提高国家的竞争力。目前 ,这场运动随着网络经济进程的加快而变得日益显著和强烈。本文着重分析了网络经济的特征以及网络经济对政府治理能力、治理理念、治理体制以及公共服务理念的挑战 ,目的是把握网络经济时代政府治理范式创新的大趋势 ,以便为完善我国行政改革理论和推行行政改革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发展的多重特征及其生成机制分析——以社会治理创新为视角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标志着我国现代治理思维与模式的积极转变.民办社会工作机构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主体之一,成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力量和载体.本文运用文献分析和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以笔者对深圳市20家民办社会工作机构的经验研究为基础,指出当前我国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正在经历生存、发展与可持续阶段的不同特征与现实困境,而社会体制缺陷、制度体系不健全以及社会基础缺失,是造成我国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发展呈现多重特征、面临多重困境的社会根源.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背景下,民办社会工作机构要在政社分工与合作机制的深化中凸显自身力量,借助社会工作行业组织与督导机制对社会工作的规范与引领作用,坚定落实机构自身的战略定位、角色定位及品牌定位,妥善应对发展的现实困境,从而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承担相应的使命.     

SPECIAL ISSU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BEAUTIFUL CHINA Roadmap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cological Rule of Law in China

十八大报告在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理政总体方略的同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勾画了中国生态法治建设的路线图。其目标是确立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生态环境法治系统,任务是将生态理性纳入法治运行轨道,路径是健全和完善生态法治的制度与体制机制。     

新时代的中国县域法治发展

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县域法治不仅在区域法治体系而且在国家法治发展进程中具有独特的战略地位,构成了国家法治体系的基础性环节。县域法治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国家法治体系的效能,深刻地影响着国家法治现代化进程的总体格局。在当代中国国家政权体系中,县级政权构成了国家政权结构的基本单元和基础,县域政治是整个国家政治运作的基层枢纽。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进程中,无论是县域国家权力机关制度建设,还是县域政府治理变革,抑或县域法治社会的成长,都充分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县域法治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活力。党的十九大对推动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县域基层的具体实践作出了战略部署,为新时代法治中国进程中的县域法治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认真对待公民举报权的法理言说

公民举报权是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其充分和有效发挥对于制约国家权力及其治理腐败意义重大。但在我国公民举报权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和有效保障,举报人信息被泄密及受到打击报复的现象时常发生。因此,要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法理高度认真对待公民的举报权,迈向权利反腐、强化法治反腐、锻造法治思维和创新激励机制是认真对待和有效保障公民举报权的重要基础和措施,以期引起官方和民间对公民举报权的重新认识和高度重视,进而充分和有效发挥公民举报权在我国反腐治权中的应有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人才政策综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完善党管人才的工作格局,系统谋划布局科技人才发展,科技人才体制机制改革纵深推进.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提出"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新阶段目标要求.     

构建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的共同治理机制

道德是自律,法律是他律。道德和法律作为社会、国家和政府的治理规范,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法治体现道德理念,积极发挥法律强制规范的作用,建立健全规范的法治机制,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同时,道德滋养法治精神,继承创新建设德治机制,加强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把自律和他律、道德和法律、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起来,弘扬社会主义道德,依法治国,依宪行政,管理国家、社会事务,完善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的共同治理机制。     

转型期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逻辑与路径——以广州为例

当前中国基层治理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从基层治理的三元逻辑和路径框架来观察,遵循基层治理的法治逻辑和路径,并视治理实际采取其他逻辑与路径,有利于发挥法治在基层治理中的主导作用。近年来,广州在基层治理法治化实践过程中,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也面临着"内在冲突和供给不充分"等深层次问题。应当以党建为引领,深化基层治理法治服务供给侧改革,重视基层法治"最后一公里"建设,从而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为基层治理注入法治化动能。     

广州市中小民营企业的体制创新

文章分析了广州市中小民营企业体制的主要特点,及它们在管理体制上普遍存在的家族式管理、产权改革滞后、缺乏长效的奖励约束机制等问题。提出产权多元化改革、实行公司治理结构、健全长效奖励约束机制和通过信息化推进管理创新等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