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赶考”思想及对权力监督的启示

随着由革命党到执政党历史方位的转型,中国共产党开始对执政规律和应对执政考验的探索。从延安毛泽东提出"民主新路",到西柏坡提出"两个务必"、"进京赶考",毛泽东的"赶考"思想引领我们党经受住了"糖衣炮弹"的进攻和权力腐蚀的考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节点,我们党要进一步解答好"历史周期率"命题,需要进一步拓展毛泽东"民主新路"加强民主监督,进一步弘扬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加强权力的制约监督,"把权力关进笼子",对于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公共权力监督的"软件系统"解析

公共权力监督"软件系统"中有权力特性系统、人性系统和政治文化系统等三个子系统.权力特性既存在于公共权力监督之中,又作为公共权力监督的对立物与公共权力监督彼此消长;人性是塑造权力特性的直接因素,而公共权力监督拥有引导掌权者的人性及其所支配的权力特性的巨大能量;同时,最有能力重塑人性并开拓监督空间的政治矢量当属政治文化的世俗化.     

建立公共权力运行制约机制的思考和建议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指出 :“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 ,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 ,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这既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也是防止腐败 ,做到标本兼治 ,正确运用公共权力的一个重要举措。一、建立公共权力运行制约机制的必要性社会公共权力 ,就其理论而言 ,它与政党权力和政治社团权力共同构筑了政治学中政治权力的基本理论体系。就其本质而言 ,它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利益的集中反映。就其功能而言 ,它在一定程度上…     

十八大以来中国腐败治理与廉政建设实践特点透析

文章对十八大以来我国国家腐败治理与廉政建设实践所呈现出的若干特点进行了归纳分析,其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改革和创新反腐倡廉体制机制,努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十八大以来国家腐败治理与廉政建设的主旋律和突出特点。反腐倡廉过程中强调和重视法治精神以及重视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完善,表明了我国党和国家在腐败治理思路和模式上的重大创新。     

论基层公务员行政行为选择的政治生态逻辑

政治文化和行政伦理是政治生态的两个基点,分别影响着基层公务员行政行为的基本过程和价值选择。政治生态是基层公务员行政行为选择的逻辑起点;破解基层公务员行政行为选择的伦理困境需要净化政治生态:通过树立正确的群众观、权力观以净化政治生态内部环境,通过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以净化政治生态外部环境。     

权力制约：预防权力腐败的路径选择

权力腐败产生总是与公共权力结合在一起的,权力失去制约和监督必然导致腐败,防止权力腐败的关键在于制约权力,而制约权力的关键在于加强道德建设、法制建设,依法行政;转变职能,规范用权,科学配置行政权力;加强民主监督,完善行政权力制约机制。     

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关注公共权力监督

本文认为,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中看,公共权力监督都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所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中,促进可持续发展,遏制腐败和群策群力,都有赖于完善公共权力监督。     

公共权力运行中腐败产生的要素分析

公共权力是国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需要,要求权力行使者必须坚守和服从公共权力的目的理性.但是,由于公共权力自身的局限性和强势地位,使公共权力在运行中产生具有内在倾向性的自由扩张.进而导致公共权力所有者与行使者的分离、管理职能边界不清晰、制度约束乏力等,公共权力行使者对所有者又缺乏恒久忠诚,使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在衍生带偏离所有者意志的轨道,公共权力成为了侵害社会整体利益的异在力量.     

探析建立权力制约监督的长效机制

领导干部手巾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如何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是对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大考验,本文试图在这方面进行一些理论上的探索,分析阻碍对权力制约监督的主要因素,并对如何建立权力制约监督长效机制提出自己的思考和见解.     

私人性与公共性--公共权力的两重属性及其归宿

本文试图从私人性和公共性角度来分析公共权力的属性,并探讨公共权力的合法归宿。本文认为公共权力的私人性是公共权力的主体依赖性特征,它具有不断占有社会资源的倾向,这一倾向容易造成对他人的支配,成为控制性权力,给社会造成严重后果。本文分析了公共权力公共性的本质,并提出应该以公共性为价值目标用行动权等概念来重新解释和构建公共权力。     

公共权力的法学阐释

因为公共权力本身容易导致腐败的特性,对公共权力给予必要的限制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要想对公共权力的限制能够有的放矢和真实有效,就必须对公共权力概念本身给予解析,显现其构成要素。对症下药方能药到病除。在法律上,公共权力首先表现为强制力;其次是一种特殊的权利,是一种不能被抛弃的权利;最后公共权力的内核是一种易异化的法律义务。而造成公共权力腐败的原因正是因为它的核心要素是一种易异化的法律义务。     

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公共权力异化问题初探

公共权力是政治学研究及政治实践活动的核心议题,公共权力异化是一个长期伴随人类生活的重要现象,腐败问题是公共权力异化的具体形式之一.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分析,能够深入理解公共权力异化的马克思主义内涵及形成原因,提出解决中国公共权力腐败、滥用和误用问题的两个立足点,以期有助于推动公共权力异化问题的研究及解决.     

国家权力法治化与行政许可监督基本理论反思

我国的宪法与行政许可法确立了对行政许可权的监督体系,从而为从宪法框架内厘清行政许可权力监督结构体系提供了基础。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之后,理论与实践上行政许可的权力运行与监督仍旧存在诸多的问题。行政许可权关涉着国家的立法权与行政权的运行,并可保障行政许可制度有效实施。因此,有必要以国家权力法治化为研究框架来对行政许可监督的基本理论予以反思。     

权力平衡：业主维权困境的破解

当前业主维权面临最大困境是遭遇制度排斥与非制度瓦解,其深刻背景是当前权力分布的不对称和失衡,即国家-市场-社会间权力依次呈递减的格局。唯有实现国家权力的让渡、社会权力的增强,使“国家-市场-社会”三者间形成有效的权力平衡模式,才能真正实现业主维权困境的破解。     

公共舆论与权力网络——以1930年代前期《大公报》、《申报》为例的考察

权力应该倾听公共舆论,但权力也往往试图控制公共舆论.1930年代的<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作为其时两种类型的公共舆论,就深刻地彰显了公共舆论与权力网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本文具体地考究了这两份报纸、两个专栏与国共两党的关系亲疏,这种亲疏如何内在地塑造公共舆论的价值立场与话语方式,公共舆论与政治权力发生冲突以及冲突之解决的过程如何细致地体现了舆论与权力的悖论关系,进而讨论中国式公共舆论的独特性格与历史命运.     

比较与选择:东西方规范公共权力的思想路径分析

规范公共权力是渴求权力保护的人类对事实上充满野性的权力提出的一项强烈要求。但东西方对公共权力的规范却步入了完全不同的路径 :东方主张德治、仁政和道义制约 ,西方强调法治、宪政和权力制衡。之所以有此分野 ,缘于其对人性和权力的不同认识。极言之 ,规范公共权力的这两条路径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 ,但相形之下 ,还是以西方的“法治、宪政、权力制衡”路径为安全可靠。当然 ,在法治之下对掌权者还必须有“德性”要求 ,如此方能更为有效地规范公共权力     

公共权力制约的路径选择及其价值预设

公共领域的制度安排及其演变,不仅与社会现实的政治、经济条件相关,而且与政治共同体的文化价值传统相关.民族传统的价值信仰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共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和制度选择的思维空间.中西方在公共权力制约上不同的路径选择,隐含着对人性以及人类社会生活秩序不同的价值预设.这种观念预设同制度演进形成了一种既相互支撑又相互限制的内在循环,并使观念演进和制度变迁一并呈现出了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现象.     

论我国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权

本文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提出和论证了任何国家权力都要控制、失控的权力是通向腐败的权力的观点,肯定了革命导师提出的权力监督的思想实质上就是控制权力的思想,进一步明确了监督权就是权力机关控制同级一府两院和下一级权力机关的权力。文章强调指出,三权分立是适合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我们决不能照搬。澄清了我国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权所体现的制约与三权分立的相互制衡的主要区别及监督权行使的原则等问题。     

论行政权力行使过程中政务公开机制的重构

凡存在行政权力的地方,就应有制约这种权力行使的机制,政务公开就是这样一种制约机制.当前中国的政务公开机制在实体和程序方面都不健全,这是因为政务公开制度的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政府部门会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对政务信息的公开,其原因有许多,例如:公众对政务公开的监督乏力,政府对行政效率和自身利益的过度追求,政府对管理技术的落实不重视.要想重构政务公开机制,就应该加快政务公开的法制建设,完善公众参与的协商民主制度,优先公开最需要解决的政务.     

制度失范:一个土地冲突解释的新视角

因征地引发的社会冲突已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重要难题.关于土地冲突的缘起,既有的研究可以分为土地财政、 拆迁行为模式、 土地执法管理与生存道义等角度.在与已有解释展开对话的基础上,提出"制度失范"概念,认为土地制度在"规则""权力"和"治理"三个层面的"失范"构成了土地冲突的结构性根源.在规则层面,土地制度日渐消解其作为一种公共规则的公共性构建;在权力层面,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的权力失当成为土地冲突的直接诱因;在治理层面,基层乡村治理机制无法及时回应农民对土地权利实现与政治参与的强烈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