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西部地区12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

基于数字普惠金融蓬勃发展和国家推进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采用西部地区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11—2020年面板数据,选取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测算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以泰尔指数作为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通过建立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重点研究中国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确实可以显著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但在西南和西北两个地区的作用不同;门槛回归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存在多个门槛,其作用效果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小而减弱。从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来看,完善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分工合作、提升金融数字化水平和居民金融素养,应该成为缩小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人民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意。     

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研究

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极为密切,二者之间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利用PMG估计方法,选取美国东部10个州和中国中东部处于相似纬度位置的10个省的1992—2011年面板数据,进行对比的实证研究发现:直接金融市场和间接金融市场对经济增长存在着一个长期均衡关系,而且由一个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经济水平和储蓄率等因素决定。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产业的发展,以此可以规避发展陷阱和金融危机。     

经济增长目标策略能否为高质量发展增效？

中国实践多年的经济增长目标策略能否与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携手共进”？文章基于经济增长核算理论计算了高质量发展指标,利用地级市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系统分析此问题。研究表明,过高的经济目标不利于高质量发展,结论通过了内生性偏误等系列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发现,中央发展理念的转变促进了高质量发展;经济目标过度偏离资源禀赋、以硬约束表述经济增长目标、“层层加码”过高的地区,强化了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对高质量发展的阻碍效应。机制检验发现,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以倒逼资源配置拉高经济增速至目标的方式阻碍了高质量发展。上述结论为新时代优化经济增长目标策略,进而为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提供了重要线索。     

地区间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比较

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当前教育和经济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但是由于各国经济学家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方法的选取不同、数据的处理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本文以我国1985年～2006年31个省(市、自治区)高等教育和人均经济增长率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的变截距模型,对我国高等教育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东、中、西和东北地区,高等教育带来经济的增长依次为3.8081、5.7214、9.4366、6.9222。高等教育的影响呈现出东中西逐渐递增的趋势。所以可以通过协调高等教育的发展,缩小区域间的贫富差距,实现全国经济的均衡发展。     

政府间财政改革、金融深化与中国的地区差距:脱落的环节(英文)

本文研究了中央地方财政关系演变过程中中国的地区政府行为与金融深化对于各地区经济效率变化的影响。通过经验考察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后地区财政支出、银行信贷流向对地区经济效率变化的影响方式,我们发现:虽然财政分权的改革总体上约束了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行为,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但是分税制的引入则更有利于发达地区的金融深化而使落后地区的政府趋于加大对银行信贷的干预,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面板数据的计量检验支持我们的结论。     

环境规制与产业区域集聚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1995²012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就环境规制对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产业集聚的影响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集聚呈倒U型影响,从整体上来看,环境规制强度每提高1%,产业集聚水平增强0.269个百分点,目前,我国环境规制强度均值为10.77,仍低于拐点值11.2,规制强度的提升会促进产业区域集聚水平的提高。从区域上来看,环境规制对中部地区产业集聚的推动作用大于西部和东部地区。因此,政府应对不同区域采取差异化的环境规制以促进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研究

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是否存在作用在理论上和实证上至今都尚未定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金融部门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对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日渐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跨国动态面板数据,利用广义距估计(GMM)的方法,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伴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结构也在不断深化即随着经济的增长,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而银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会相对降低;同时,金融结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渐趋于弱化.本文的结论意味着选择适宜的金融结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能否实现持续快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测度、空间差异与收敛趋势

企业家精神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内生动力,培育和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根本保障。本文基于2000—2018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从创新精神、契约精神、合作精神、敬业精神和开放精神等5个维度测度了中国企业家精神指数,对企业家精神的空间差异和空间收敛性进行研究,并对企业家精神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和中介机制检验。研究发现：全国层面和各省市区企业家精神水平呈持续上升趋势,创新精神在企业家精神指数中贡献最大;区域总体差异呈现“先大幅下降—后小幅上升”走势,区域内空间差异呈现为“西部>东部>中部”,区域间差异呈现下降走势,是区域企业家精神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企业家精神指数西部地区表现出σ收敛特征,总体上σ收敛趋势不明显,而在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存在空间绝对β收敛和空间条件β收敛,西部地区企业家精神空间收敛速度显著低于东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省际之间企业家精神的收敛速度最快;企业家精神的经济增长效应显著,并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区异质性,企业家精神凭借“知识溢出效应”“竞争效应”和“就业效应”等中介机制有效推动经济增长。     

我国现代农业发展中公共财政支持效率评价

现代农业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也是一个必然阶段,公共财政在现代农业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利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建立数学模型,选取了农业总产值、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产出指标,选取农业支出、林业支出、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三项指标作为投入指标.采用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999-200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论表明:从全国情况来看,现代农业的投入产出效率很低;从地域分布来看,东部地区效率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西部生产率最低.可见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也呈现出一种东高西低的趋势.     

中国国有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长条件收敛——基于1978—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揭示了中国国有经济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条件收敛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文章扩展了Mankiw、Romer和Weil(1992)等修正的附加人力资本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将国有经济规模等制度性变量纳入其中,使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数据一阶差分GMM估计方法。实证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如果用"国有经济单位职工人数占各地区职工总人数的比重"和"国有经济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这两个变量来衡量国有经济规模,那么国有经济规模在全国和东部地区都是经济增长条件收敛的一个影响因素,并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在中部,国有经济规模不是经济增长条件收敛的影响因素;在西部,国有经济规模可能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促进因素,并且影响区域经济增长条件收敛。     

我国西部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的路径研究——基于西部三省市条件分析

北京、上海与深圳三个中心城市是我国经济实力最强的三个城市,虽然离国际金融中心还有较大差距,但已经显示了作为国内"金融中心"的经济与金融发展实力,并且对其腹地长三角、环渤海地区及珠三角的经济已经显出了强大的辐射力,带动了整个地区经济快速发.以这三个城市相关数据为基础.确立建设区域金融中心量化的参照指标值体系.通过西部重庆、四川和陕西三省市与参照指标的条件对比分析,我们认为建设西部区域金融中心须遵循"省内金融中心--跨省金融联动中心--西部金融中心"的发展路径.     

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以甘肃省为例

本文运用协整理论分析甘肃省投资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最后得出甘肃省经济增长对投资的带动作用要大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黑龙江省经济增长与区域金融发展关系研究

文章通过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黑龙江省1978-2007年经济增长与区域金融发展二者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论显示:黑龙江省经济增长能够显著地影响到本地区金融深化水平,而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地区金融与经济之间还未形成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黑龙江省金融发展存在滞后性.文章进而分析金融制约产生的主要成因,为确定黑龙江省金融体系自身改革的着力点以及金融促进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外部制度安排提供决策依据.     

区域金融中介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来自浙江省市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利用浙江省市级面板数据对金融中介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控制了教育、外商直接投资、政府干预、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之后,金融中介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负向解释力.其中原因主要有浙江区域金融体系不完善、资金流向不合理、经济欠发达县市的金融支持不足等,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市场一体化驱动数字经济的机制研究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探究做大做强数字经济的发展路径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市场一体化的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为数字经济提供了发展基础和持续动力。文章选取了2011—2021年全国31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考察了市场一体化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研究表明,市场一体化对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随着时间变化呈现显著的动态特征和持续强化的趋势,该研究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在市场一体化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显著的人才集聚效应、信息投资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市场一体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区域间、不同分位数层面存在显著差异,市场一体化水平驱动数字经济发展具有空间差异性和边际递增规律。     

基于缓冲储备模型的中国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测算研究

本文选取缓冲储备模型研究我国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分别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横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对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很强,主要受收入、住房支出和医疗支出等不确定性影响;教育支出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越来越高,医疗支出对预防性储蓄的影响逐渐降低,住房支出对储蓄的影响波动变化,可能与住房改革有关;西部地区与全国的预防性动机最相似,解释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变量相同;东部中部地区解释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变量是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消费意识及进行金融资本市场改革是解决我国当前高储蓄率的必要条件。     

新时代甘肃文旅产业发展的基本判断与趋势分析

2017年以来,随着中国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进入全面发展期,甘肃建设文化大省与旅游强省新征程的开启,甘肃省文旅产业发展也随之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新的时代背景下,甘肃省文旅产业发展逐渐呈现出新的阶段特征与发展脉络。本文基于这样的背景,对甘肃省与全国平均水平、西北五省、西南地区以及东南沿海部分省市的旅游业发展重要衡量指标进行了对比分析,而后在此分析基础上,给出了当下甘肃省文旅产业发展运行状态的基本判断并对其未来发展趋势作出预测。通过以上研究,以期可以为甘肃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新旧动能高效转化、建设文化旅游强省提供现实依据与重要参考。     

产业结构对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甘肃省及其所属 14个地区的数据为样本 ,采用偏离———份额方法计算得出 ,甘肃省地区经济发展落后是由于产业结构的负向作用的结果 ,要加速甘肃经济的增长就应该大力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甘肃省医疗旅游产业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

通过构建医疗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指标体系,利用2011—2020年甘肃省及其部分市州的时间序列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甘肃省整体及各市州医疗与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水平进行评价,并分析影响因素,得出如下结论：(1)2011—2020年甘肃省医疗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水平稳步上升,耦合协调类型逐步从勉强协调发展至初级协调,再至中级协调;(2)甘肃省大多市州医疗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趋势较好,耦合发展类型中旅游滞后型占比最大;(3)制度规划、经济发展水平、产业联动程度、人才队伍、科技投入对两产业耦合协调发展影响较大。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甘肃省推动医疗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区域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度研究——基于中国四大经济区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7—201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面板回归模型与误差修正模型,分区域对中国以及东、中、西、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度做出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长期和短期内,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所不同,其中交通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要优于长期,而教育、人才及专利等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长期内表现得更加明显。在不同的区域,生产要素发挥的作用大小差异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