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视域下数据安全治理的困境及突围路径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安全在国家安全领域越来越受到重视,数据安全治理的绩效直接影响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但关于外部数据秩序强权、内部治理效能“天花板”以及技术“负”能等实践困境,亟待学界对其背后的根源进行挖掘,即数据跨境流动与主权边界之间的内在张力、数据安全治理调试能力与传统治理模式之间的张力,以及技术工具自身悖论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未来应增强我国数据安全治理的秩序保障能力,提升数据安全治理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重新审视技术与人、技术与制度的关系,从而探索更有效率的技术配置方式,确保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准确把握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内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治理的现代化,从根本上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变,不仅事关整个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的改革,更引发省、市、县乃至乡镇等各级党委政府全方位深入变革,是关乎我国基层政治生态和人民群众福祉的一件大事。本文在阐释治理、基层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分析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的深刻内涵并提出实现途径,论述实现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说明加强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提升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水平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风险社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我国目前正处于重大的社会转型期即风险社会之中。中国进入风险社会有四个主要标志：政府作为社会治理或公共治理的中心,其公信力在不断下降;中国出现了公共机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理论的不在状态＂和＂现实的不在场＂;主体意识或个体意识的崛起。中国进入风险社会表现为四个基本的、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紧张：利益结构的紧张、制度结构的紧张、文化结构的紧张、价值结构的紧张。风险社会只是一个表象,根本原因是四大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矛盾没有解决。中国学术创新的关键就是要研究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或结构性紧张,找出其形成的规律,从根本上消除阻碍社会主义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层次根源。     

正确认识和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起,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治国理政理念的重大创新和发展,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在当代中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论国家治理体系及其现代化

国家治理是国家按照某种既定的秩序和目标,对全社会运行与发展进行自觉地、有计划地组织、协调、引导、规范与控制的活动过程.国家治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体现着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方向,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政治秩序.国家治理体系是由国家治理要素构成的国家治理系统,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指国家治理主体的现代化和国家治理方式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主体现代化包括政府治理中的执政党与政府现代化、市场治理中的企业现代化、社会治理中的社会组织现代化和个人治理领域的人的现代化.国家治理方式现代化主要是政府治理方式中制度,法律法规与政策的现代化,企业治理方式中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化,社会治理方式中社会组织自治机制的现代化,以及个人治理方式中人的现代自觉.     

科层制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再思考

科层制作为基本的组织形态和管理体制,产生并适应于相应的经济基础。社会经济基础的革命性变化给科层制的命运带来了新的变数。改革完善科层制使之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当代中国制度体系中的科层制既具有科层制的一般特征,又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底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今天,必须科学运用技术手段,促进信息技术与科层治理的深度融合;完善制度体系建设,强化制度规章对体制弊端的根本克服;加强文化建设,推动社会价值共识对行政体制的深层制约。     

疫情挑战下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索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属于政治层面的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有固定指标不同,政治现代化没有固定标准和模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在实践的应战中不断前进的,具有自己的特殊性。面对2020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协调不充分的问题暴露了出来,然而这些新问题也为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完善提供了契机。疫情引发了我们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要能够实践应战问题的思考,而要想实践应战问题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实际、中国的文化去构建,处理好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之间不协调的问题,明确政治"现代"化之维为何。     

论通过提升党依法执政的能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提升党依法执政的能力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原因在于,提升党依法执政能力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当然之义和有力保障。提升党依法执政的能力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人治传统与人情社会的束缚,既得利益和利益固化的制约,考核评价机制的影响。要从三个方面来提升党依法执政能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党员干部要勇于从过往人治思想的惯性与人情社会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开展工作、解决问题;突破既得利益的藩篱,打破利益固化的局面,解决好制约党依法执政能力提升的瓶颈问题;完善党员干部的考核评价机制,为提升党依法执政能力提供外在驱动力。     

从“抗疫”视角看中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巨大考验和挑战。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我国的社会治理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治理等各领域所彰显的强大优势,取得了抗疫的重要成果。但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我国社会治理也暴露出诸多短板和不足,这就更加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改革和创新国家治理体系,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公共治理和社会管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     

贿赂犯罪立法体系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然回应

对贿赂犯罪刑法治理体系的科学评估,是评鉴立法与学理正当性的重要机制。中国贿赂犯罪刑法治理体系以“分体式”“行为群”、法益实质损害为中心加以构建,在法理结构与犯罪治理功能上存在着“三重危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贿赂犯罪刑法体系更新应当实现：在立场选择上坚定积极治理主义导向,转变刑法功能定位,前置刑法介入基点,弱化刑罚强度,增加刑法干预能力;在优化方案上建构“分体+分层式”的治理体系,全面革新“分体式”罪名体系,细化法益保护层次,建构“微罪—轻罪—重罪”的罪名序列,基于刑法评价确当性与精细化的要求,增设利益冲突型、不法馈赠型贿赂罪,以揭示法益损害为中心准确设定构成要件要素。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任务。应当弄清什么是国家治理能力,它的内涵及其类型,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一条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可行的路径。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安全能力,是制度合法性能力,是国家应对压力实现变革的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应当具有并能够不断提高应对治理生态形成的由要求表达、输入形成的压力膨胀、压力超载或系统负担过重的问题并实现变革创新的能力。最根本的是要推进国家职能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

国家治理概念在近几年的学术研究中时时出现。将国家治理与现代化结合起来,将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一个国家改革攻坚阶段的重大战略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启动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的标志。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扬弃旧式现代化之后探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让改革具有了新的意义,而且赋予社会治理创新全新的性质,规定了未来中国式社会治理的新体系。     

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研究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体现,是转变政府职能、推动国家治理规范化和科学化的重要途径。社会组织的特殊性是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可以运用的重要平台。十八大以来推行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政府要充分转变职能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各领域工作,发挥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中国开放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经验与方案

过去40年我国在建设开放经济中主动构建适应开放经济合作与竞争的规则体系,持续提升参与开放经济发展、 合作与竞争的能力,积极有为履行开放经济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当前我国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正面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政治格局调整冲击、 开放经济治理能力学习天花板效应以及全球长期停滞风险限制宏观调控有效性的挑战.因此,要进一步提高我国开放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必须加快从适应规则到参与制定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规则的转变,提高适应开放经济的普惠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以及优化财政、 货币与汇率政策调控并加强全球宏观调控政策协调.     

城市社区危机治理现代化的路径

公共危机事件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公共安全,社区作为城市公共安全体系的基石,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城市社区危机治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要地位,开拓多元主体治理渠道,鼓励群众共同参与社区建设。新冠肺炎疫情是对社区危机治理的一次重大考验,其间展现了很多行之有效的联防联控案例,但也反映出了社区工作行政化、专业化不足等一系列问题。针对不足与薄弱环节,今后,社区危机治理应不断加强体制引领和机制创新,拓宽居民公共事务参与空间,尊重和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在危机中把握机遇,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     

软法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

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软法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我国国家治理领域中的软法形式越来越丰富。目前最主要的形式有七种:一是公法的基本原则;二是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宪法和行政法惯例;三是执政党的党内法规;四是宪法、法律中的宣示性、倡导性条款;五是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公民社会规则;六是司法判例;七是行政执法基准。这些形式的软法对于规范国家公权力的行使,推进依法治国;规范执政党的行为,推进依法执政;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特别是行政裁量行为,推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规范公民社会行为,推进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以及平衡改革、发展、创新与法治的关系,保障富强中国、民主中国和法治中国建设的协调统一均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公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维度

"国家治理"并不是一个"高大上"的政治术语,而是一种"接地气"的治国理政思路,其对公正的价值追求,与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息息相关。"公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所包含的三个层面指涉了国家治理的三个层面,其中,"公平"体现了国家治理在目标层面的导向;"正义"体现了国家治理在内容层面的标准;"公道"体现了国家治理在实践层面的原则。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促进社会公正是相谐一致的,要培育和践行公正价值观,为国家治理定向导航;完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为国家治理固本强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国家治理保驾护航;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为国家治理提供核心引领。     

以非税收入划转改革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地税合并改革后,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在2020年12月31日前分批完成依法保留、适宜划转的非税收入项目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管。但是,当前各地区非税收入划转工作进度不一,在项目选择标准、组织领导机构、数据系统建设、缴费人便利性和社会舆情压力等方面面临着多重改革困境。加快推进非税收入划转,需要明确划转项目选择的五大原则,并进一步从组织领导机构、数据信息系统平台、便捷征管服务水平、政策宣传和舆情引导、收费标准调整以及管理权限同步改革等六个方面进行配套制度建设,最终达到政府非税收入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德国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经验及对广州的启示

德国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过程中,在政府机构改革、信息公开、政府采购监督、公共服务模式创新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建立在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与现代政府治理理论的基础上,主要是通过参与区域协同治理、社会治理和经济治理实现的。建议广州围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核心发展引擎作用,发挥公众在共建共治共享中的主体作用,对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畅通公众参与政府治理渠道,推动区域协同治理,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效率与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