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合与冲突: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的全球扩展与全球公民社会

全球遍传福音向为基督教福音派之志,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墓督教福音派逐渐取代主流教会,成为世界传教运动的领头羊.其全球扩展一方面有利于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与巩固,但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全球公民社会发展的障碍.本文旨在厘清基督教福音派与全球公民社会巩固与发展之间的内在契合与冲突.     

从全球公民社会看世界贸易组织正义的构建

按照罗尔斯关于公平即正义的界定,发展中国家这类"最少受惠者"在世界贸易组织中被边缘化是其正义性缺失的主要表现.发展中国家利益被边缘化是WTO长期以来以自由为价值核心向度的必然结果,因此,自身讨价还价能力不足的发展中国家很难发起有效的体制改革,构建正义的世界贸易组织.全球公民社会是构建WTO正义性的重要力量,其有效路径包括:组织国际性集体社会行动影响WTO的决策、正式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活动、对发达国家进行游说和施压和与发展中国家直接合作.全球公民社会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可以改变赤裸裸的权力政治,赋予国家行为以伦理价值的约束,使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为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     

全球的社会宪法

民族国家的政治宪法只是一种特殊的宪法,难以面向政治以外的其他社会领域执行构成性和限制性的双重功能,平衡诸社会系统的自治与扩张。在全球层面上,由于政治宪法始终无法运转,各种全球社会体制的离心倾向和相互侵犯更加严重,已经造成了新的宪法问题。全球社会宪法应运而生,旨在支撑和驯服不同的全球社会力量,因此呈现随体制而异的"片段化"形态。全球社会宪法片段之间必然发生的碰撞,应当依靠一种"新冲突法"加以解决。     

全球风险社会及其策略回应——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评介

科技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所带来的副作用使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一个风险社会,而当今全球化的力量正在不断地形塑出一个全球风险社会。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开启了一个独特新颖的研究视角来反观当代全球风险社会的崭新景观和困境弊端,并对此做出了全面、深刻的分析。贝克教授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试图运用“反思现代性”作为现代性危机全球化后果的策略回应方案,并就“反思现代性”本质的诊断发表了富有启示性的观点。     

我国低碳社会建设面临的挑战与优势分析

以能源资源使用技术为核心的低碳经济概念缺乏对制度、文化、伦理、观念等社会因素对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考虑,所以对于我国而言,低碳社会建设较之发展低碳经济是更有效的科学战略.我国建设低碳社会在具备强大的国家动员体制和能力的优势、成本优势和一定的公众环境意识水平基础的同时,还面临着来自资源禀赋、发展阶段、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挑战,所以,选择积极发挥我国国家动员体制和能力的优势,建立政府主导的、与市场和公民社会开展有效合作的低碳社会建设新体制,借鉴其他国家建设低碳社会的经验,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充分利用国际资源等适宜的路径,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才会有望实现我国低碳社会的转型.     

全球治理、联合国改革与中国政治发展

在全球化的时代,联合国作为最大的国际组织,正在进行一系列改革以承担起全球治理的使命.这些改革给中国带来新的挑战.中国需要对政府的角色重新定位,更新主权观念,培育国内成熟的公民社会,推动世界公民意识的形成,以适应全球治理时代的国际形势,发挥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应有的作用.参与全球治理也会对国内的政治改革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公民社会与社会工作——公民社会视角下的中国社会工作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中国正在由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向一个多元化的公民社会演变,政府职能开始转变,民间社会从政治权力中逐渐分离出来,并显示了巨大的能量。大政府、小社会的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社会工作在这一背景下也在悄悄的改变。本文就是具体论述在这一转变之后,社会工作和公民社会间的关系。首先对公民社会中的社会工作进行宏观考察,分析公民社会下社会工作、国家权力和公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公民社会与社会工作之间存在互动的关系。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社会工作对公民社会的作用有:社会工作为公民提供帮助,救助公民于危难之时;社会工作帮助公民解困;社会工作帮助公民更好地发展。公民社会对社会工作的作用:公民社会监督社会工作组织;公民社会监督和保护社会工作者;公民社会在经济上支持社会工作。     

论公民社会与社会工作——公民社会视角下的中国社会工作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中国正在由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向一个多元化的公民社会演变,政府职能开始转变,民间社会从政治权力中逐渐分离出来,并显示了巨大的能量。大政府、小社会的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社会工作在这一背景下也在悄悄的改变。本文就是具体论述在这一转变之后,社会工作和公民社会间的关系。首先对公民社会中的社会工作进行宏观考察,分析公民社会下社会工作、国家权力和公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公民社会与社会工作之间存在互动的关系。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社会工作对公民社会的作用有:社会工作为公民提供帮助,救助公民于危难之时;社会工作帮助公民解困;社会工作帮助公民更好地发展。公民社会对社会工作的作用:公民社会监督社会工作组织;公民社会监督和保护社会工作者;公民社会在经济上支持社会工作。     

家庭暴力社会干预

家庭暴力是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古今中外从未灭迹,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一直当作"家务事"对此回避、宽容,最大限度地保持沉默.家庭暴力不分地域、民族、意识形态、阶级、社会制度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已成为世界公害.在我国,近年来伴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竞争机制的引入,家庭暴力案件呈上升趋势.家庭暴力是一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违法犯罪行为,其造成的后果恶劣且持久,家庭不稳定,社会不和谐,国家相关部门不能等闲视之.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但暴力的实施已超出了家庭的承载能力,是家事--国事--天下事,挑战的是人类的文明,社会的和谐,必须引入干预机制才能遏制其危害的发生和蔓延.国家负责,社会介入,公民自觉,形成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社会氛围,还家庭平等、民主、温馨、和谐的天地.     

全球治理的民主赤字及其解决

在全球政治时代,自由与民主已经成为被普遍追求的理念和价值.然而,目前的全球治理体系并不符合民主的精神和原则.由于国家间权力的不均衡,民族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平等的全球民主治理体系.虽然现阶段的全球民主具有某种缺陷,但它仍然是一个可能实现的目标.立足于世界历史的视角,观察者能够更好地审视当前全球治理所面临的困难,并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通过对半外围地区的全球制度创新、全球机构改革以及跨国社会运动的分析和反思,可以探讨建立民主、公正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全球公共产品筹资方式研究

本文主要分析了全球公共产品的定义、分类、筹资主体和筹资方式。经济全球化进程引发了很多问题,迫切呼唤全球公共产品的充足供给。传统的公共产品研究大量的扩充到全球。全球公共产品的研究当前主要集中在无政府状态下由谁来筹资并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和以什么方式筹资的问题。本文经过分析总结出霸权国家、全球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全球市民社会、单个国家、公民个人、企业都是筹资者。筹资方式主要有托宾税方式、特别提款权、集成技术、利益主导性集团方式、选择性激励和意识形态。最后,本文认为怎样更丰富的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并对其供给进行有效的管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柏特南、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

英文ＣｉｖｉｌＳｏｃｉｅｔｙ以往在中文中大多译为市民社会。但是,根据迄今这一措词在全球范围的理论界和实际生活中的运用情况看,在很多场合将其译作公民社会更为贴切。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三个部分。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柏特南用了２０多年的时间,对意大利的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了追踪调查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发达的公民社会既能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也能促成民主政治体制的实际运行。非政府组织是在８０年代以来在世界上迅速发展起来的非营利性的社会中介组织,它们是公民社会中的最积极、最活跃的新角色,集中体现了公民社会的一些性质     

抗争、民主与治理:全球治理下的抗争政治研究

随着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运动的兴起,西方国家的国内政治由此发展出有别于常规制度、正式政治的独特政治形态——抗争政治。诸多的理论认为,这一政治形态对其国内政治的民主和治理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通过对抗争政治历程的研究,指出:一方面,全球化及反全球化运动、全球风险社会都使得全球政治和治理发生大转型,由此引发全球社会运动,抗争从国内走向国际;而另一方面,抗争功能也具有局限性。同时认为,国内和国际层面上的抗争政治,关注全球抗争与民主、治理的关系,呈现出与常规政治不同的性质、特点和功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论全球法治治理与中国和平发展战略

全球治理理论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全新理论。传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主要从单个要素进行孤立研究,而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是全球法治模式下的系统治理,即全球法治治理。全球法治治理模式包括静态意义上的完善的国际法制体系和动态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过程。全球法治治理的本质便是国际社会的结构性力量(国际权威机构、全球公民社会与全球经济市场)在国际法制体系内更好的实现自己合法权益的立体互动。和平发展战略不仅符合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符合全球化、全球法治治理的本质和发展趋势,必将有力促进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和全球共赢。     

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社会服务业外包:趋势、效应与启示

随着消费者个人意识的觉醒及付款方成本压力的逐渐升高,服务外包已逐渐延伸到以信息不对称为特征的社会服务领域,可外包服务业由此实现了重新定义.从服务外包全球价值链的结构来看,社会服务外包处于高端位置,它能极大激发服务承接方的供给潜力,为社会服务体系带来经济收益增加、创新动力增强、服务质量和标准化程度提高、服务信息透明度改善等传统社会服务体制改革难以带来的良好效果.中国应在积极鼓励承接社会服务外包的同时,逐步放开非营利性机构进入社会服务业的条件、降低民营资本进入社会服务业的门槛、着力消除行政性垄断,为融入全球社会服务业分工体系、开拓社会服务外包市场创造有利条件.     

试论全球治理的国家自理机制

学术界经常讨论的全球治理机制主要集中在全球性机制、俱乐部机制和地区性机制等类型上,而这些国际导向的机制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民族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在全球治理的背景下,民族国家更多地成为一种连接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以对公共资源进行传输和再分配的制度通道.从这一意义上讲,国家自理也是全球治理的一种重要机制.与之前的“国际谈判—国际监督”模式不同,国家自理强调民族国家在一种非强制和非绑定的状态下对全球规范的主动学习和积极内化.在中文的意义中,治理的内涵有着丰富的国家自理特征.具体而言,国家自理机制包括自我学习机制、自我转化机制、自我实施机制、自我监督机制和自我总结机制等.总体来看,国家自理机制只是全球治理机制中的一种,这表明其无法取代其他机制的作用.通过国家自理机制,全球治理的观念可以更多地变成实际行动,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国家的自主性得以重建.     

公民社会：一个概念的历史考察

纵观西方“公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过程，可以发现其理论内涵先后发生了三次重大的转变。在古代，公民社会是一个与自然状态相对应的概念，但到了近代，西方思想家开始提出一种建立在国家和社会二分法基础上的公民社会观，而在现代，人们又开始用国家-市场-社会三分法来代替国家和社会二分法，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界定了公民社会的内涵。     

全球经济社会转型与马克思社会哲学模式的再认识

建立在劳动和资本分析基础上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自然关系-社会关系”双层冲突论,构成马克思社会哲学的完整模式。“西方”与“非西方”世界构成当今全球经济社会转型紧密联系的两面。仅从西方世界内部来看,其消费社会转型使“消费”、“社会关系”等上升为其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生产”、“自然关系”等则相对退居其次,这导致其内部社会冲突的“去自然化”;而从全球范围来看,西方通过资本跨国流通把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活动”的生产转移到非西方国家,则是将全球社会冲突“再自然化”的现实依据。“自然关系一社会关系”之间的冲突,构成当今全球经济社会转型中的主要矛盾之一,重构马克思社会哲学模式,具有极其重大的时代意义和本土意义。     

网络社会中国家意识的消解与重构

网络社会的出现使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存在形式发生了改变,同时,也使公民的国家意识发生了变化.网络社会中公民国家意识的消解表现在社会认知、社会情感、社会意志、社会行为等方面.网络社会中公民国家意识消解的缘由是:国家的政治主导力下降、经济自主性动摇、文化认同感削弱、社会系统化分裂.在网络社会中重构公民的国家意识,需要从四个方面着手,即重视网络社会的政治社会化,增强网络技术的创新力,凝聚民族文化的核心优良传统,建立网络社会的良性互动机制.     

社会的生产

在当今全球化的潮流中,国家权力和市场联袂登台,携手推进商品化。这个急剧扩展的进程将经济（和政治)领域极大地膨胀起来,挤压了社会领域。这就迫使“保卫社会”成为当代社会学的核心议题。不过,在中国市场转型期的独特背景下,由于以往的“再分配体制”从根本上压抑了自组织的社会生活,因此,“生产社会”而不是“保卫社会”成为第一位的任务,它既是一个社会实践的任务,也是社会学认知的任务。同样由于历史条件的独特聚集,“生产社会”表现为二重性,即我们不得不在同一个时空条件下,将波拉尼意义上的“能动社会”与葛兰西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共同地生产出来。此种社会生产的特殊性决定了人们在社会行动的层面上必须同时打造“阶级”和打造“公民”。本文旨在说明“社会生产”的二重机制,并借以探讨“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