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轻伤害案件提起公诉之我见

根据法律规定,轻伤害案件应属自诉案件的范围.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很多地方的司法部门却依据有关司法解释对之提起了公诉.笔者认为对自诉案件提起公诉的做法是错误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它严重违背<刑诉法>的有关法律规定,另一方面也存在严重弊端,即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益,影响法制的统一性,损害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提升案件审理工作水平

案件审理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审核和处理违纪案件，维护党纪、政纪的严肃性，使所处理的案件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办理违纪案件必须经过审理，这是我们党总结了大量的历史经验教训之后得出的结论。纪检监察案件审理同案件检查一样，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案件审理工作是纪检监察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调查处理违纪案件的必经程序，是调查处理违纪案件的最后环节。案件审理工作的地位，决定了案件审理工作在调查处理违犯党纪政纪案件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民事诉讼案件事实认定的程序保障机制研究

民事诉讼案件事实认定的程序保障机制是为保证裁判者认定案件事实的内在思维机制顺畅运行而予以匹配的相关诉讼模式、诉讼结构和审理模式等外在程序配套措施。为实现民事诉讼案件事实认定的正确性和效率性价值目标,建基于法律商谈理论的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以证据交换和争点整理作为核心内容的审前准备程序以及庭审程序中的集中审理主义三种程序措施共同架构起了最优化的民事诉讼案件事实认定的程序保障机制。     

刑事自诉案件范围浅析

一定范围刑事自诉案件的存在,能够充分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利益、弥补公诉权的不足、有效配置司法资源、实现诉讼效益。但我国刑事自诉案件范围的界定不合理、自诉案件与公诉案件界限模糊、范围过于宽泛,应该进行调整,即重新界定第一类自诉案件范围,具体规定第二类自诉案件范围,取消第三类自诉案件,建立被害人申请司法审查制度。     

关于我国死刑案件审理期限问题

现行法定审理期限对死刑案件而言太短,难以满足案件审理的合理需要。多数死刑案件不能在法定审限内审结,短暂划一的审理期限直接导致死刑适用往往过于仓促。应对死刑案件单独设定相对宽松的审理期限。     

死刑复核程序全面审查原则的反思

我国死刑复核程序目前实行全面审查原则,既审理法律问题也审理事实问题。刑事诉讼法本身并没有要求死刑复核程序实行全面审查。由于刑事诉讼中绝对真实不可能实现,对事实的反复审理不但浪费大量的司法资源,与最高法院的职责不符,而且无法避免的事实误认将对最高法院的权威构成伤害。因此,最高法院死刑复核程序应当限于法律问题的审理,即法律适用问题和程序违法的后果问题。     

论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现行刑事立法存在着名实不符、侵犯著作权犯罪范围过窄、规范依据严重不协调、概念内涵模糊、罪名规定不科学和定罪标准不严密等弊病.立法应当在完善罪名、协调不同法律的规定和厘清用语含义等方面加以修改完善.在知识产权犯罪领域中引入告诉才处理制度,建立告诉才处理案件的监督审判制度,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法院审理的自诉案件有决定参加庭审权和书面审查权,增加对被害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具体程序规定.     

刑事自诉案件证据的搜集与证据不足的处理

近年,我国刑事自诉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如何正确审理此类案件,对缓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针对刑事自诉案件证据的收集和对证据不足的处理两个方面加以分析,旨在能对审判实践有所指导。     

论“第二类自诉案件”诉权行使中的相关问题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第二类自诉案件具有公诉权、自诉权并行存在,适用程序可以选择的特点。公诉权和自诉权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导致实践中出现了诸多诉权行使问题,亟需研究完善。     

从《折狱新语》看明代法官对实体正义的追求——明代继承案件审理之分析

本文选取了明代审判案例集《折狱新语》中几个典型的继承案件,结合当时的法律制度,对明代法官在该类案件上的实体法适用及审理逻辑进行分析,并与现代民事案件审理原则进行比较,探讨明代法官在继承审理上的独特之处。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探析

被害人是犯罪行为受害者,各国的刑事诉讼法都对被害人参与诉讼作了规定,但在不同国家,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所处地位以及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不相同.文章在对各主要国家刑事被害人地位进行比较分析后认为,鉴于被害人与案件结局有实体上直接利害关系,案件结局涉及被害人利益,赋予被害人当事人地位是合理的,并对如何完善和解决我国的立法不足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我国亲告罪追诉模式之困境及其重构——以网络诽谤案件的证据收集问题为切入点

网络诽谤犯罪属于《刑法》规定的亲告罪类型,此类案件中被害人的证据收集能力受到较大制约,导致其面临“自诉困境”。对此问题,不论是亲告罪的选择性公诉化,还是公权力适当介入证据收集过程的处理路径均存在不足。《刑法修正案(九)》针对网络侮辱、诽谤犯罪的证据收集问题作出新规定,但是无法扩张适用于所有亲告罪类型。亲告罪的自诉困境凸显出我国对亲告罪确立的单纯自诉制追诉模式存在显著缺陷：不利于对被害人的平等保护,以及混淆告诉权和举证责任。重构亲告罪追诉模式的前提是对刑事法中的“告诉”进行重新解释,使其本质回归为诉讼条件,与证明责任“解绑”。在模式选择上,应确立混合告诉制的追诉模式,被害人提起告诉后,可以自主选择适用自诉程序还是公诉程序。     

浅谈我国侵占罪的诉讼形式

侵占罪属于自诉案件,不存在公诉形式,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公、检、法"三机关告诉并对犯罪主体有选择诉权,侵占罪告诉才处理制度存在不足和有待完善。     

公诉权基本属性特征之定位——以客观性和追诉性为研究重点

客观性原则肇始于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其要求检察机关全面地收集能够认识案件真相的所有证据,而不仅仅局限于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但这种对客观性的界定显然与马列主义哲学的客观性不同。对案件事实客观性的追求,不仅仅是公诉权的要求,也是侦查权、审判权乃至辩护权的要求。过于强调和要求公诉人对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证据的关注,显然是封建有罪推定思想的遗毒。对公诉权而言,追诉性才是公诉权的本质属性,依照法律规定程序和条件代表国家进行追诉活动才是公诉权的正确定位。     

公诉的价值

公诉的价值目标是国家与社会通过公诉活动所追求的结果。公诉的价值目标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实现法律正义,这是公诉的外在价值;二是体现程序公正,这是公诉的内在价值;三是注意诉讼效益,这是公诉的公诉价值。     

刑事自诉案件证明标准的反思与重构

刑事自诉是刑法公法化之前人类社会纠纷解决的普遍形态,尽管适用范围被逐渐限缩,但仍有其独特的制度理性和价值。在立法层面,虽然自诉制度同公诉制度有诸多差异,但由于对刑事自诉制度缘起及社会功能的认知模糊,当前的刑事自诉案件证明标准在制度设计上与公诉案件混同,以致实践中自诉案件无罪率畸高,未能发挥自诉制度的实效而使该制度虚置,即为制约自诉制度功效的最大桎梏。为此,应当澄清自诉制度的本质,还原其作为"私犯"救济的历史真相和社会属性,基于提高诉讼效益和自诉人举证能力偏弱的现实,剔除公诉案件证明标准中对公权力进行限制的制度设计理念,重新建构不同于公诉案件的自诉案件证明标准,在语言表述上可以将其界定为"证据基本确实、充分,事实基本确信",以此推进刑事自诉的实行化。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中适用刑事和解程序初探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是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建设起步较晚,且很不完善,我们仍有必要进行创新和探索。刑事和解程序因强调保护、恢复和教育刑罚观念,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确立的特殊保护原则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相一致,为增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功能和效用,增加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处理程序和刑事处遏的多样化,以四川省检察系统在刑事检察工作中引入刑事和解处理未成年犯罪问题为例证,探析刑事和解程序引入适用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刑事诉讼被害人在起诉中的地位与权利分析

刑事诉讼被害人一方面由于受犯罪行为的直接侵害,与检察院对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另一方面,又是案发现场的第一见证人,他对案件的陈述对检察机关正确审查起诉、提起公诉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刑事诉讼被害人在刑事审查起诉阶段中的法律地位和诉讼权利,对于理顺检察机关与刑事诉讼被害人的关系,保障刑事诉讼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宜严或宜宽：公诉证据标准再议

公诉证据标准应当低于有罪判决证明标准抑或与之保持一致,是谓公诉证据标准的宽严之辩。对公诉证据标准概念的正确理解是讨论该问题的前提。西方国家关于公诉证据标准的规定对我们有所启示,但不宜简单照搬。通过对公诉证据标准宽严之辩的梳理,从公诉证据标准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状况分析,我国应当坚持公诉证据标准与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一致性,同时出于表述上严谨性的考虑,我国公诉证据标准宜适当修正。     

试论不起诉之自由裁量权

随着刑事诉讼的发展,刑事诉讼的价值功能也逐渐发生了改变,由单纯的惩罚性向惩罚与教育并举的方向发展,犯罪嫌疑人被带上法庭受审不是最终目的,在起诉阶段进行分流的主张已得到法学界的广泛接受。这就是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不起诉自由裁量权。从理论和立法方面进一步确定不起诉自由裁量权的性质、适用范围和价值,使不起诉裁量权与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相适应是法学理论界面临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