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个人的历史作用问题——读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851年12月2日(雾月十八日)凌晨,法国一个才能平庸的人物路易·波拿巴,依靠国家机器、军队和警察进行了蓄谋已久的政变。政变给资产阶级苦心经营起来的立法会议以沉重的打击,整个法国软弱无力地跪倒在军队的枪托之前。这一历史性的事变,使轰轰烈烈的1848年欧洲革命偏离了它原有轨道,最后陷于一个可笑的结局——复辟帝制。恩格斯对此曾说过:“这个事变象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整个政治界,有的人出于道义的愤怒大声诅咒它,     

林彪、“四人帮”的发迹是偶然的吗?

华定谟同志来稿认为,徐贺同志的“党的司令部不能用炮打”(中国青年1979年第三期)确实是篇好文章。但是其中也有使他不敢赞同的提法。特摘登如下: 马克思针对1851年到1852年法国的波拿巴政变讲过这样一段话:“象法国人那样说他们的民族遭受了偷袭,那是不够的。……还应当说明,为什么     

论俾斯麦的波拿巴主义

俾斯麦是波拿巴主义者.他从路易·波拿巴那里抄袭了波拿巴主义.俾斯麦的波拿巴主义以民族主义为旗帜,以“铁和血”政策为乎段,驯服议会,发动王朝战争,建立德意志帝国.这是一个以战争为出生证书,以议会为装饰物的军事独裁政权,是十足的波拿巴主义君主国.俾斯麦用“鞭子”——“非常法”镇压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用“糖果”——波拿巴式的社会政策,收买人心,以巩固俾斯麦的统治.但是俾斯麦的波拿巴主义,同任何波拿巴主义一样,最终遭到了可耻失败.     

《柏林之围》思想管见——对拿破仑三世发动普法战争的绝妙讽刺

十九世纪后半期,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阿尔丰斯·都德(1840——1897)的短篇小说《柏林之围》,直接取材于普法战争。 1870年7月,普法战争爆法时,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是拿破仑三世。政治阴谋家,军事冒险家拿破仑三世代表了当时法国金融贵族和工业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内实行军事独裁;对外实行沙文扩张主义。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法国出现的相对稳定,资产阶级迅速发展的虚幻景象,更助长了拿破仑三世的嚣张气焰。     

对拿破仑兴衰的断想

在世界近代史上，拿破仑·波拿巴是一个赫赫有名的重要人物。他15岁就读于巴黎军官学校，26岁便升任少将，担任法国内防军司令，次年就任意大利军团总司令，28岁为英吉利军团总司令，29岁为东方远东军总司令，次年发动雾月政变，30岁被选为法国第一执政，33岁被任命为终身执政。     

资产阶级代议制的建立与变革

<正> 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是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建立起来的一种国家政体。它在反封建斗争、维持资产阶级统治、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等方面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资产阶级代议制是不是自中世纪以来一脉相传的、平静地转变的?它的传统权力和作用在现代又有什么变化?这是我们如何认识西方议会民主所需要研究的一个侧面。(一)资产阶级的代议制起源于英国。有些西方学者称英国的国会是“议会之母”,并说它是自古以来一脉相传的、平静地转变的制度。近年来有的同志在介绍资产阶级议会时也     

捍卫馬克思列寧主义关于打碎資产階級国家机器的学說

关于无产阶級革命必須打碎資产阶級国家机器的結論,是馬克思在总結了法国的两次革命經驗之后得出来的。它是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說中主要的根本点。馬克思在1871年4月給庫格曼的信中論及这个問題时說:“如果你讀到我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記’一書最后一章,那你就会看到,我認为法国革命下一次的尝試,不应如迄今以前一样把官僚軍事机器从甲手轉交乙手,而是要把它毁坏,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个真正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珍視这一重要的科学結論,以     

笑剧幕后的悲喜剧——解读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描述了从推翻路易十八的二月革命到拿破仑三世称帝的这一倒退革命的笑剧。借助海登.怀特的元史学理论,本文发现从马克思的宏观历史哲学角度看来,这幕笑剧背后是对资产阶级的深刻的讽刺,革命之所以倒退,就因这是一场不合时宜的革命。而这场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预示着马克思历史哲学中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喜剧。     

巴黎公社公职人员是社会公仆

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其它一切社会主义流派的试金石。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文献《共产党宣言》,就在理论上全面地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思想。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马克思根据法国(欧洲大陆国家的典型)1848年革命的经验,深刻分析了资产阶级军事官僚国家机器的历史、特征和作用,结论是:无产阶级必须把它“打碎”,才能建立自己的统治。     

关于拿破仑的评价及其方法论问题

<正> 拿破仑的历史地位问题是人们颇感兴趣的问题,其原因在于:首先,他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其次,他是一个复杂且有争议的人物;第三,研究拿破仑的著作汗牛充栋,认真讨论这个问题,可以检验各种历史理论或历史方法的科学价值。近年来,我国历史学家在讨论拿破仑的历史地位时,把重点放在下列四个问题上: 一、雾月十八日政变的性质。这次政变历来被看作波拿巴建立军事专政的一个步骤,     

俄罗斯全民公决综述

貌似强大,与西方对峙四十余年的苏联帝国,似乎一夜之间樯橹灰飞烟灭,成为历史陈迹,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莫斯科的上空飘起了旧沙皇时代的三色旗。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改革派在苏联这座废墟上创造一个崭新俄罗斯的革命。改革伊始,叶利钦及其政府便碰到了诸国内外政治经济问题,1991年又发生了“8.19政变”,几乎将这一举世瞩目的改革扼杀。1992年元月开始的私有化改革,又遇到了来自议会的强大压力和掣肘。可以说改革是举步维艰,任重道远,叶利钦及政府大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之道。4月25日的全民公决也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一次决战。 在俄罗斯,保守派的势力依然十分强大。前苏联政制中的人民代表大会(议会)在俄罗斯的政治舞台上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俄议长哈斯布拉托夫,这位前经济学教授在1992年8月强硬派政变中站在叶利钦一边,现在却成了总统的仇敌,他认为俄罗斯应以议会制为基础,议会是立法机构,只有议会才有权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的重要著作

<正>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篇重要著作,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践方面也有着非常突出的作用。正如恩格斯在本书第三版序言中所说:“这个篇幅不大的著作就是在今天还丝毫没有失去自己的价值。的确,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又说:马克思把法国革命和波拿巴反动政变“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精妙,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现实。他对当前的活的历史的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列宁在评价马克思的这     

试析梁启超参加反袁护国的原因

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日,在袁世凯称帝的紧锣密鼓声中,《大中华》杂志刊登了梁启超反对帝制的宏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此文道出了“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反对帝制复辟的心声,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公开宣告了梁启超与袁世凯的决裂。辛亥革命前一贯主张君主立宪的梁启超,何以要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辛亥革命后与袁世凯一度亲密合作的梁启超为什么这时举起了反袁护国旗帜?倘对梁启超参加反袁护国的原因作点分析,即不仅有助于上述问题的回答,且有助于对梁启超在这段历史中的功过作出正确评价。一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确有过一段不短的合作。这既反映了袁世凯为对付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惜倾心拉扰立宪派,以壮大自己力量之事实;也反映了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在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倾向。     

法国大革命前公民意识的养成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人民群众在法国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仅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本文并没有直接触及这一问题,而是从革命前法国特定的历史环境出发,探讨为什么在法国大革命中,这种"积极参与"的近代公民意识发展到一个顶峰。即法国人的公民意识是由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唤醒的。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习俗影响下产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使启蒙思想孕育成为一种公民意识。     

论公民的自由意识

何谓自由?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在他1748年发表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中阐发了他对“自由”的见解:“……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引自《西方法学名著评介》第110—111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民初议会政治作用评述

辛亥革命风雷的震荡,中国铲除掉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创建起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民初之际,相继成立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南京临时参议院、北京临时参议院、第一届国会第一期常会几个代议机关,从而使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的议会政治在近代中国得以实践。民初议会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努力追求、奋斗得来的,它的出现符合时代潮流。 那么,民初议会     

法国“新哲学”述评

继本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结构主义思潮之后,在法国又出现了一个反映资产阶级精神的哲学,这便是“新哲学”。它的出现虽然是昙花一现,但十分引人注目。在1977年以前的一段时间里,它几乎成了法国宣传和学术争论的中心,“新哲学家”的文章,谈话充斥着法国的报刊、电台和电视节目,并且很快波及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那么,所谓“新哲学”是怎么回事呢? 一、“新哲学”的概况和它产生的社会原因 “新哲学”原是法国的一股既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又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但直到1976年才被冠以“新哲学”名称。首先使用“新哲学”一词的是“新哲学家”之     

试论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

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我国解放后二十九年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都证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活动,并会产生出新资产阶级分子。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新资产阶级分子究竟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它有什么特点?怎样才能减少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产生?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亟需解决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如何理解“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

“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是列宁的一句名言,见于列宁的著名文章《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第二章。列宁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苏维埃政权诞生仅一年左右(1917年11月7日—1918年11月9日)。当时的俄国,外有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干涉,内有严重的饥荒和反革命叛乱。新生的政权随时都有被颠覆的危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巨大工作还刚刚起步。同西方资产阶级已有数百年历史的完备的议会民主制度相比,这时的     

战后四分之一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改革和调整(下)

三、战后四分之一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趋势和调整措施1、民主化、科学化是主要趋势战后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民主化,科学化趋势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议会制度的地位和作用与近代相比,战后虽然相对减弱,资产阶级不大愿意象在向封建专制制度搏斗时那样给予人民大众在议会中最广泛的民主权力,但是议会民主制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