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的孩子"与身份建构

本文结合国内的有关电视现象,对三篇西方学者的电视论文作了评论与发挥.电视能够提供幻觉,为"电视的孩子"建构一种文化身份,使他们以这种身份来建立与社会的关系,并用于指导自己的实践.这个过程让我们既看到电视在全球化时代所起的作用,也看到全球化时代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这种"身份政治学"揭示出身份认同的精神文化特征,以及它对社会政治生活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从机会获得到能力提高:农民工城市职业融入研究——基于浙江的实证考察

每一个公民都有自由选择职业和提高劳动能力的权利.改革开放后,农民获得了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但由于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中还存在着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职业机会获得是农民工进入城市的第一步,能力提高是农民工继续城市生活的关键环节,劳动工作关系和谐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根本保证.农民工的职业融入不仅需要政府提供充分的制度供给和财政投入,加强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还需要企业改善管理制度,关注职工的日常生活、文化娱乐和精神文明建设,从而实现政府、企业与劳动者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使农民工从机会获得走向能力提高,最终实现城市职业关系融洽的新境界.     

论烙印群体及其就业帮扶政策困境——以我国刑满释放人员为例

烙印群体作为一个被社会长期忽视的特殊群体，缺乏制度和公众给予的身份认同，接受了恢复性措施后，他们对于社会生活有着美好的回归需求。然而，烙印群体的社会融入意愿却因其越轨历史被不断打压，长期生活在非正式的社会控制之中，出现了严重的就业问题。以刑满释放人员为例，作为具有代表性的烙印群体，他们同样面对着不平等就业的现实。笔者对烙印群体的内涵及范畴做了具体的分析与界定，并试图以刑满释放人员为例阐述该群体在社会回归过程中面临的就业难题与帮扶困局，进而对困局的产生机理进行深入挖掘，提出以服务为目的社会政策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政策方向，这对于促进社会公平与公正以及烙印群体的社会融入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社会心理变化中的负现象析——民族性变迁研究

广大群众以空前规模和空前速度流动到可以发展又可以到达的地方,从事新的职业、扮演新的角色.这对于他们,是一个新的起点.一切从新起点开始,他们创造了整个改革年代的城市生活,也改变了农村状况,同时他们也经历了自身的反省和改变,种种社会问题在相当的程度上在他们身上暴虐.因此.可以这么来说,二十多年里,人们的角色位置与身份意识被席卷到全国经济一社会一政治的巨大变化之中而震颤;大众心理正是发生在人口向"市场"移动的颠沛流离之中.对大众社会心理变化的认知,正需要我们从这个走向"市场"的颠沛流离之中去体证和确认.     

社区青年就业促进机制研究——以上海市J区社区青年为例

我国目前城镇非正规就业的人数基本占到城镇部门总就业人口的一半,并且主要人群为社区青年.非正规就业青年的职业稳定和个人发展成为当前青年就业中的重要问题.通过对上海市某中心城区社区青年就业情况的普查和访谈发现,社区青年的主观就业意愿不强,心理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偏低,非正规就业者的基本权益难以保障.对于青年来说,发展问题与生存问题同样重要,因此,对社区青年实施职业生涯教育、鼓励社区青年开展创业活动、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才能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促进社区青年的发展.     

城乡结合部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乡结合部被征地农民长时间找不到合适职业的情形多了起来,没有工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就难以为继.在山东省胶东地区城郊村的调查发现,城郊村地区农民被征地后较少有得到政府就业安置的情况,农民失去土地后大都是自谋生路,他们的就业、养老、医疗保障等问题也由此成为沉重的社会问题.在城郊村.很多被征地农民处于耕田无地、上班无岗、收入无来源、生活无保障的"四无"困境,他们中的许多人只能依靠村里有限的一点补贴及在周边打零工度日.拥有土地是农民与社会其他人群相区别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农村家庭保障最基本的经济基础,也是农民最后的一道生活安全保障.补偿、保障和就业是解决失地农民生存和发展的三个重要方面--补偿、保障是基础,就业是关键.重视被征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就要加强被征地农民职业技能教育.通过扎实有效的培训工作,让被征地农民掌握一技之长,提高他们就业素质和职业适应能力.     

论中国当代青年文化建设应融入和谐元素

中国当代青年文化建设融入和谐元素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中国当代青年文化建设中融入和谐元素的途径主要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让青年享受公平正义给他们带来的益处;弥补商业文化冲击后的道德缺失,使明礼诚信、团结友善、敬业奉献成为青年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粘合剂;发展市场经济,创建青年成才与就业的良性竞争环境。     

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与就业安置及社会福利政策趋向

农民"失地"是为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做出了贡献和牺牲,因为大部分农民是在非自愿的条件下被迫离开土地,既然他们为了公共利益放弃了最基本的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那么政府就应该为他们提供合理补偿.如果在城市化进程中,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使农民能够以"土地换身份"、"以土地换职业"、"以土地换保障",让失地农民直接转变为具有一定就业能力和社会福利保障的市民,那么,也就不再会存在因城市化而带来的"失地农民"问题了.     

试论族群认同与文化变迁的整合——对香格里拉县哈巴村"藏回"族群的解读

云南香格里拉县哈巴村"藏四"族群在2000年前后经历了对回族身份和文化(主要是伊斯兰教复兴)的"回归",同时引发了相应的社会文化变迁.由于该族群迁徙到当地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其文化早已发生诸多的变迁,因此试图用伊斯兰教来规范族群社会和生活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期望的效果,相反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使得当地宗教工作几经停顿.如今该族群的宗教回归激情日趋淡化,他们最终明白,藏-回的认同已融入血液之中,难以割舍任何一方.因此,族群认同除应整合多元民族文化和自身民族传统文化外,还应注重培养文化自觉.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抗压能力亟待增强

社会在呼吁给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人文关怀,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而是需要新生代农民工主动接受.新生代农民工往往把自己看成"准城里人",希望在公民权利、择业就业、工资待遇、生活方式、社会保障等方面,能够与城里人享有同等待遇.然而,他们虽然生活在城镇,却无法融入城镇;他们与农村渐行渐远,又与城市若亲若疏,如果他们融入不了城镇,又退不回农村,必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抗压能力亟待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