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地域性对孟浩然及其诗歌的影响

孟浩然作为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诗人的代表之一,其人性情的朴野耿直与其诗风的清澹自然,都与孟浩然的家乡襄阳紧密联系.从襄阳的地域特性和文化风貌来阐述这一地域性对孟浩然性格的影响,以及对其诗歌内容与诗风的造就,从而对孟浩然其人、其诗有更加客观的整体性解读.     

从孟浩然交游赠答诗观其隐逸情怀与仕进精神

细察孟浩然赠答酬唱之作,可知其交游甚广,既有宰辅州牧,亦有僧道隐士,入而为儒,出而好道,可谓隐逸情怀与仕进精神并存。孟浩然前期隐逸为寻求终南捷径,后期隐逸则缘于仕进无门,看似处于仕隐矛盾之中,实则隐逸思想为其仕进思想派生之物,其非传统之道隐,实为儒隐。盛唐精神与尚儒家风赋予孟浩然进取之心,积极交游显贵,意在谋求仕进,入世之心至死未泯,儒家仕进观始终为其思想之主流。     

孟浩然王维隐逸思想比较

在文学史上,孟浩然、王维虽然同被称为"隐逸诗人",但实际上二人的隐逸思想多有差异。从二人的隐逸思想与仕进的关系以及二人在不同时期隐逸思想的性质来看,是有同有异。     

孟浩然陶渊明仕进思想之比较

孟浩然陶渊明在古代文学史上虽然被称为隐逸诗人 ,但实际上二人的仕进思想较为强烈。就二人仕进思想的特点而言 ,孟浩然具有恒定性和痴迷性 ,陶渊明具有随遇而改性和达观性。就二人仕进思想的形成而言 ,主要是受了儒家仕进观的影响     

守拙闲居 追求闲和——孟浩然咏闲诗的文化解读

以布衣终其一生的孟浩然,在居家襄阳和徜徉山水之时,运用移情、拟人等手法,创作了大量的吟咏闲适生活的诗篇。孟浩然的咏闲诗,是他悠闲的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反映了他在儒释道三教融合思想影响下,对恬淡、闲静、闲和的文化意境和美好心性的追求。     

陶渊明隐逸诗人形象主观成因探析

陶渊明的隐逸诗人形象是经过漫长选择的经典化结果,中国文人选择他而非其他隐者或隐逸诗人,是因为他合乎中国文人对隐逸诗人的审美要求.本文通过陶渊明和孟浩然的比较,分析了陶渊明所具备的三方面素质,说明了他脱颖而出的原因.     

孟浩然——盛唐求仕热潮中的“多余人”

在盛唐求仕热潮中,孟浩然是一个极其独特的存在。当时儒道两种对立的文化精神以一种特殊的形态相互整合,共同建构了孟浩然的文化心态和价值标准,使孟浩然具有一种儒者和隐逸气质相混合的精神特质,形成了孟浩然既追求一定的社会功利又不以入世为首选目标的温和、拘谨的士人人格,也使他长期处于仕与隐的紧张和焦虑之中。仕与隐的欲调和及二者事实上的难以调和,让孟浩然陷入了仕与隐的两难抉择中,进退维谷,从而成了盛唐求仕热潮中的“多余人”。     

孟浩然生平研究综述

孟浩然生平研究综述王辉斌对于孟浩然的生平，两《唐书》虽皆有专传记载，但均十分简略，所述唯早年隐鹿门山，中年晋京求仕，晚年供职张九龄的荆州幕府三事而已。而历代的评论家之所以给孟洁然戴上了一顶“隐逸诗人之祖”的桂冠，其原因亦正在于此。事实上，孟浩然在青年...     

习凿齿暮年遁隐新余白梅说质疑

出身世代业儒之家的习凿齿,始终俱强烈事功思想而从无宅心方外之意。若隐逸,襄阳的隐逸环境和文化都较江西白梅好得多。襄阳地处东晋与前秦争战前线,太元四年归入前秦。习凿齿被苻坚视为国器,离开襄阳和进入东晋都非易事。习凿齿卒葬于襄阳,《建康实录》有明确记载。江西习氏族谱有关习凿齿为避苻坚所逼而遁隐江西新余白梅的记载漏洞百出,原因是白梅于明代出了两位习氏显宦,在循例纂修族谱时攀附先贤所至,分宜习凿齿墓应该是习氏族人祭祀习凿齿的衣冠冢。     

为仕而隐,非为隐而隐——孟浩然隐因探微

孟浩然,是盛唐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也是终身未仕的布衣。四十岁以前,基本上隐居在家乡。虽因地理环境的优美,家居环境的自适和隐逸风气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期待征召与准备应试即为仕而隐,非为隐而隐。     

孟浩然诗笔下的鹿门山与寺、僧

孟浩然几次隐居鹿门山,每次隐居的感受并不相同,隐逸生活的选择又影响到其对佛理禅意的理解,而认同感的强化激发了他对寺庙僧舍浓厚的兴趣,甚至与方外僧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这种心理与现实的交杂互叠进一步影响到他的诗歌创作,对其诗歌题材、内容和风格的形成均产生了不可忽视影响.     

孟浩然越剡之旅考实

重新考察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越剡之游 ,可见其一生曾三游越剡 :首次在开元十三年 (72 5 )春至十五年五月 ,始程地为襄阳 ;第二次为开元二十一年 (733)秋 ,此即著名的“自洛之越” ;第三次系开元二十三年 (735 )春 ,因赴山阴少府崔国辅之约而至。孟浩然第一次游越剡时于广陵与李白相识 ,并在永嘉乐城与乡友张子容会晤 ;“自洛之越”时与崔国辅在山阴过从一时 ,并相约翌年春再会越中 ;第三次由襄阳始程途经江夏时 ,再会李白于黄鹤楼 ,李白以著名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替其送行     

山水之乐与仕宦之忧——隐逸诗折射出的文人心态

本文试从把握作者情感的角度,对陶渊明、孟浩然、王维等三位典型的隐逸诗人归隐时的真实复杂的心态作一解读,借以比较清楚地看到隐士的理想、悲剧性与超脱性,看到人性的压抑、反抗与回归。在作者清新脱俗的诗句中去感受他们心灵上的创痛和精神上的追求,可以推断出中国隐逸诗人闲适的背面:退隐中包含着无奈,超脱中隐藏着哀伤。     

论孟浩然的思想特征

一 孟浩然在五十二岁的一生中,奔走于京洛、漫游于吴越湘汉之间共约八年,先后客张说、张九龄幕府共约六年,其余时间均居住在故乡襄阳,后人称他为隐士、山人,是有历史根据的。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在孟浩然的思想上的确沾有许多世俗的尘埃。然而,我们不能因这种思想上的矛盾现象,而称他为“假隐士”。应该说他是“开元盛世”所特有因而还带有时代色彩的隐士。     

襄水之阳好风光──记襄阳县

襄阳县位于鄂西北部,雄居汉水中游,环绕襄樊市区, 版图面积3226平方公里,耕地170万亩。全县辖28个乡镇， 627 个行政村，总人口140万人。 襄阳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楚国的属地，秦统一全国以后，以汉水北为南阳郡，汉水南为南郡。汉朝初设襄阳县，以县治在襄水之阳而得名。新莽时曾一度改称“相阳”，东汉复称襄阳，至今未变。 襄阳既是群雄逐鹿的古战场，又是文人墨客荟萃之地，养育了战国楚辞家宋玉、唐代大诗人杜甫、孟浩然、张继和宋代书画家米芾等文人名士。李白 、王维、欧阳修、黄庭坚、唐寅等骚人墨客、文学巨孽大都来过襄阳，写下“襄…     

孟浩然诗的风格特色

孟浩然,湖北襄阳人,是“盛唐”时期的卓越诗人,也是对后代山水、田园诗有广泛影响的巨匠。评价孟浩然诗的风格特色,对于提高我们科学地继承文学遗产的实践能力,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唐以来,对孟浩然的诗评很多,但大都限于就诗论诗,没有历史地评其得失。特别是自从苏轼说了一句:“浩然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耳。”以后,人们便穿凿附会,谤言(讠华)起。 苏轼所谓的“才”,是否象许学夷所说的:“宋人五七言诗,出于退之、乐天者为多,其构设奇巧,快心露骨,实为大变,而高才之土每多好之者,盖以其纵恣变幻,机趣灵活,     

质而实绮 癯而实腴——孟浩然《过故人庄》赏析

孟浩然(689—740),以字行,名不祥(一说,名浩,字浩然),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人.有《孟浩然集》四卷,存诗二百六十多首.孟浩然的诗在当时名气很大,与王维并称“王孟”,其田园山水诗,形成一种流派.李白赞颂他“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赠孟浩然》);杜甫也说:“清诗句句尽堪传.”但他诗的境界不够开阔,缺乏社会意义,苏轼说:“浩然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耳”(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五引).这话颇切中其弊.王仕源在《孟浩然集序》中说他“五言诗天下称其尽美.”五言诗中,又以五律成就更高.《过故人庄》,正是五律中的代表作.     

论北宋隐逸文化的特质

北宋的隐逸文化独具特色,是隐逸文化的集大成时代,也是隐逸文化的转折时代。本文从隐士人数的剧增、隐士对社会风气的影响、隐逸之风对士大夫日常生活的影响、隐逸之风对品评人物的影响四方面,探讨北宋隐逸之风的兴盛,认为北宋隐逸之风兴盛的原因有:士阶层的空前壮大增加了入仕的难度;社会分工细化,经济、文化的发达为退隐提供良好的生活土壤;庞冗的政治机构、名目众多的闲官制度催生隐逸闲情;频仍的党争和三教合一是隐逸兴盛的政治土壤和思想土壤。北宋的隐逸文化实现了转型,隐逸方式由小隐山林逐渐向大隐朝市发展,文人普遍追求"心隐",隐逸精神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其精神内核是淡泊名利、进退合道,外在表现则是追求自由与超然。     

王维的自然观及其对生活与艺术的影响

自然观是王维隐逸心态的基础，庄禅思想的影响是主导，儒家思想的彰响是契机，时代的隐逸之风是王维选择隐逸方式的重要依据。在此隐逸心态和隐逸风格的影响下，王维的诗作呈现出旁观型、参与型、融合型三种态度，形成独具一格的诗风。     

魏晋隐逸诗的流变及与士人园林之关系

隐逸诗和古典园林是士人隐逸文化的组成部分。魏晋时期,隐逸诗和古典园林作为士人隐逸思潮的载体而兴盛。这期间,隐逸诗由游仙、招隐等题材逐步转向山水、园林题材,而士人园林的勃兴也反过来影响到隐逸诗创作意境的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