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全球史与中国史学

“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于沛认为,全球史观是当代西方有广泛影响的史学思潮之 一,近年在中国史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要真正做到汲取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服务, 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并进一步肃清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郭小凌认为,全球史 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 论体系。20世纪以来的专业史学尽管流派林立,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裔昭印 指出,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发展交织着共性与个性。撰写世界文化史应当具有全球 史观,编纂者需有开阔的全球视野,注意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等等。林中泽认为全球史观并不是不 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全球史观十分重视历史联系,因而大大推动了我国中外关系史等学 科的发展;可是与此同时,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联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程美宝则叙述了全球史 与世界史的差异、全球史的独特视角、全球史与全球化的关系、过去中国史学某些研究传统与全球史契合     

全球化时代世界历史的重构

“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于沛认为,全球史观是当代西方有广泛影响的史学思潮之 一,近年在中国史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要真正做到汲取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服务, 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并进一步肃清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郭小凌认为,全球史 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 论体系。20世纪以来的专业史学尽管流派林立,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裔昭印 指出,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发展交织着共性与个性。撰写世界文化史应当具有全球 史观,编纂者需有开阔的全球视野,注意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等等。林中泽认为全球史观并不是不 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全球史观十分重视历史联系,因而大大推动了我国中外关系史等学 科的发展;可是与此同时,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联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程美宝则叙述了全球史 与世界史的差异、全球史的独特视角、全球史与全球化的关系、过去中国史学某些研究传统与全球史契合     

从全球史观及其影响所想到的

“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于沛认为,全球史观是当代西方有广泛影响的史学思潮之 一,近年在中国史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要真正做到汲取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服务, 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并进一步肃清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郭小凌认为,全球史 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 论体系。20世纪以来的专业史学尽管流派林立,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裔昭印 指出,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发展交织着共性与个性。撰写世界文化史应当具有全球 史观,编纂者需有开阔的全球视野,注意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等等。林中泽认为全球史观并不是不 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全球史观十分重视历史联系,因而大大推动了我国中外关系史等学 科的发展;可是与此同时,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联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程美宝则叙述了全球史 与世界史的差异、全球史的独特视角、全球史与全球化的关系、过去中国史学某些研究传统与全球史契合     

全球视野下的世界文化史编纂

“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于沛认为,全球史观是当代西方有广泛影响的史学思潮之 一,近年在中国史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要真正做到汲取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服务, 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并进一步肃清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郭小凌认为,全球史 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 论体系。20世纪以来的专业史学尽管流派林立,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裔昭印 指出,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发展交织着共性与个性。撰写世界文化史应当具有全球 史观,编纂者需有开阔的全球视野,注意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等等。林中泽认为全球史观并不是不 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全球史观十分重视历史联系,因而大大推动了我国中外关系史等学 科的发展;可是与此同时,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联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程美宝则叙述了全球史 与世界史的差异、全球史的独特视角、全球史与全球化的关系、过去中国史学某些研究传统与全球史契合     

历史中心与历史联系--对全球史观的冷思考

"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林中泽认为全球史观并不是不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全球史观十分重视历史联系,因而大大推动了我国中外关系史等学科的发展;可是与此同时,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联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陈黻宸的史学思想——20世纪中国“新史学”思潮影响下

陈黻宸的史学思想包括历史是一门科学、史学为万科之首;历史随时代不同,人们对其认识也会随之改变,撰写历史必须与时代相联系;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世界,是民众,因此历史是公史而非私史;强调恢复史权,主张史家独权作史,反对监修。     

我们真的需要"全球史观"吗?

"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吴晓群认为,现时所谓的"全球史观"是西方话语中的一个命题,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应以一种多元史观,来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从而向一种互动认识的思维方式转变.     

关于全球史上跨文化交流的评估

全球史的兴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同时,对全球史上的跨文化交流（或互动）要进行适当的评估：世界历史上不同时期跨文化交流的程度及其对世界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各种形式的跨文化交流的性质都是不一样的,“互动”（或“交流”）一词不足以反映近代以来世界历史横向发展的真实状况。全球史研究者需要认识资本主义发展在全球史进程中的意义和由此产生的不平等关系,并应审慎地看待全球史观和全球史研究的客观性。     

论史料学、历史编纂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

刘节先生在去年六月十四日《文汇报》发表了“谈史料学和史学史”一文,探讨了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哲学在史学史中的地位问题。刘先生在文中论述了史料学的内容,认为首先是史料的搜集,其次是史料搜集的方法,再次是史料的分类。看来史料学的内容只是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至于史观与史料学的关系,在刘先生那儿好似根本不存在的。刘先生又认为清代乾嘉以后考据学大盛,这是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清代学者,从名物训诂、地理沿革等等方面,可以使事事皆合物理事理之实,而且历史考据学是为发现社会发展规律服务的。这里,刘先生又一次强调史料考订的作用,贬低史观的指导意义。我们要问:如果没有正确史观的指导,考证学也能发现社会发展规律吗?清代乾嘉的汉学家们发现了那几条规律呢?刘先生这个结论看来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刘先生又认为中国的历史哲学从司马迁以来,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没什么进展,而历史编纂学则不断向前发展。因此,一部史学史应该以历史编纂学为主,历史哲学为辅。停滞的历史哲学产生了进步的历史编纂学,这同样是降低史观对历史编纂学的指导意义。刘先生的这些论点,是值得商榷的。本文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史料学的内容及其与史观的关系,第二部分论述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与史观的关系,第三部分论述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发展。     

陈寅恪：走出“史料学派”

陈寅恪与傅斯年关系密切,且都十分重视史料,以考实为治史方法前提。学术界一般将陈寅恪视作“史料学派”,与傅斯年归为同类。其实,史学有其“史心”,陈寅恪与傅斯年方法相类,而治史精神大相径庭。傅斯年紧随胡适,将胡的“实证”史学精神臻于极致。胡适不赞同“民族主义”史学的提法,某种意义上也影响傅,而陈寅恪昌言民族本位,其终身史学行走,乃胡适、傅斯年史料学派之别途。他走出了史料学派。陈寅恪既是一个热望人格尊严独立的自由者,又是一个强求历史更新再造的传统人,以勇猛的精神一身而兼双任。他不是旧模样的“中体西用”者,而是别具现代性的“新体西用”者。     

何炳松史学思想析论

何炳松是曾与梁启超齐名的史学家。他致力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建设与发展 ,形成较为系统的史学思想 ,其核心是建立在进化史观基础上的总体史观 ,主张从宏观联系的角度研究历史。因此他对通史 (指西方的综合史 )极其推崇 ,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他虽重通史著作 ,但不偏废史料 ,在史料学和编纂学上有许多具体建议。他强调史学的社会价值 ,要求史学求真与致用相统一。这些思想继承前辈 ,启发后人 ,在 2 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产生了一定影响     

论全球史的多层级结构

全球史要求从一体化或者整体性的角度研究和编纂世界史。历史学科的这一潮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全球化的大趋势。全球史的第一要义,是运用世界-历史的方法,进行跨民族、跨文化的研究。同时必须看到,全球史应当有一个包括世界经济体的生成与发展、民族国家体系的全球扩展、多样的现代性以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等在内的多层级的叙述结构,其中,如何认识工业资本主义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仍然是围绕全球史观争论的核心问题。     

全球史观与世界近现代史体系的重构

全球史观作为构建世界近现代史体系全新史观,适应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随着全球史观的兴起与发展,它突破＂欧洲中心论＂的窠臼,克服传统史学观念和的研究方法上的弊端,反映世界近现代史发展的全球性和整体性,从而为中国世界近现代史体系的重构提供了新思路。     

新文明史观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以百年党史《决议》为中心

中国共产党向来注重历史的资政功能,为引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相继提出革命史观、“两大历史任务”说、“民族复兴”说。百年党史《决议》基于这些已有的理解,建构起新的党史解释体系,这标志着新文明史观的基本形成。新文明史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进程逐步加快,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意义开始显现之现实,立足于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接连实现跨越式发展,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经验,阐发历史活动的独特性和创造性,引领史学研究关注现实、面向未来、关心民族和人类命运的史观。新文明史观分析单元的开放性、重视历史主体的自主性、勾连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贯通性、历史解释的包容性,展示了融汇革命史学、现代化史学和后现代史学之潜质与可能。     

文学史与文学史学——陈伯海研究员访谈录

中国文学史学史属于文学史学的一个分支,它的任务是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进行历史的总结与反思。 宏观研究——文学史观——文学史学,构成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史研究理论探讨的三部曲。 文学史学所关注的对象不是文学史自身的历史,而是文学史学科。史学原理(史学学)和史学史构成了文学史学的基本范围。此外,还有史学批评,是就个别史家或文学史著作加以批评。 文学史学的重要意义之一,是为文学史研究和编写提供历史与理论上的借鉴。     

“全球史观”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研究中的模式化、内在焦虑的问题亟待解决。现实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是片面的写作。文学修史要借鉴历史的研究思路加以观照。“全球史观”的思维特点和研究方法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有较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新时期中国史学“非中心观”述评

当代史学观念的反省和全球化进程推动着"非中心观"这一历史观念和研究取向的产生。通过对"中心观"的批判和摒弃以及对"中心"这一提法的质疑与否定,旨在树立"非中心"意识,培养多元化观点,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既重视历史发展的个性和特殊性,又兼顾其共性和普遍性,在某种程度上引导了新时期中国史学研究视野和方法的转变。"非中心观"面临的实践及其理论本身的困境也值得反思。     

论中日两国传统史学的比较研究

比较中日两国史学的“同中之异”,有助于史学理论、史学史以及一般历史研究的深入,历史学的发展呼唤中日史学的比较研究。官方修史是东方史学区别于西方史学的最明显特征,日本官修史未达到中国官方修史的成熟、丰富及连续不断,却具有修史主体不限于天皇朝廷名义的特点。日本的历史理念,具有不认可政权鼎革、较早形成一种“国家意识”,以及将天皇血统绝对化的“神皇正统”论等等思想,这对日本史学发展和日本社会的发展,起到重大的、不可忽略的影响。     

新时期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成就

本组笔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进行了探讨。李根蟠认为,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理论的提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一个丰硕成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陈其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现为: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对中国史范围的处理和历史上民族统一的不同阶段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张越认为,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唯物史观所起的作用重大,意义深远。王志刚认为,“五四”时期形成的唯物史观传播热潮具有三个显著的时代特点:即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进行系统介绍和全面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建工作。张利认为,范文澜在历史评价问题方面贡献良多,主要体现在: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从加强各民族团结友好的高度评价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一种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的眼光对历史演进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评析,揭示其本质。张剑平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许殿才从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如何运用与发展唯物史观以及史学与现实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阐述。邹兆辰则认为,在中国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过程中,善于分析与借鉴,功不可没。     

中国的伏尔泰史学研究评述

伏尔泰史学研究在中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对伏尔泰在史学上的贡献认识不足;二是伏尔泰史学名著的翻译太晚,滞后了国人对伏尔泰史学思想的了解.中国史学界认为,伏尔春对史学的贡献在于从理性史观到世界史观的创新,在于从理性史观到文化史观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