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语境下辜鸿铭的译者文化身份及其翻译行为

以权力差异为先导的后殖民语境的翻译过程中，译者无论在文化价值观、诗学规范，还是读者意识等问题上都会体现出一定的主观意识，表现其个人或社会的价值取向、翻译行为和策略选择。文化身份和翻译行为的关系实质上是译者在两种语言的诗学规范和文化价值观上加以抉择的体现。选择辜鸿铭的译者文化身份为个案分析，从后殖民视角分析他在译介实践中的翻译行为，探究文化身份有利于深化对译者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使用和翻译意图等问题的认识。     

论西方翻译史上译者地位的变迁

传统的翻译理论强调对原著的忠实,翻译的工作被认为是复写,译者被看成是作者的仆人.解构主义否认原作和原作者的这种权威地位,解构了原作与译作之间的界限,强调译作是原作的来世,译作可以独立于原作而存在,于是译者不再是原作者的仆人,而是与原作者平行互补,这样,译者的地位被大大提高了.埃斯卡皮认为翻译是一个创造性叛逆的过程,因而译者成了一个"创造性叛逆者".勒菲弗尔提出了翻译重写理论,认为翻译是一个重写的过程,译者在处理原文本以及生成目标文本的过程中,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有权根据需要对文本进行重写.这样,译者就成了文本的"操纵者".     

适应与选择:汉语文化典籍外译生态和谐观视角解读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译者为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进行的文本移植选择活动,而译者的适应与选择是否得当关键在于能否保持翻译生态系统的平衡、和谐。本文从译者适应选择和翻译生态和谐视角出发,以当下汉语文化典籍外译为研究对象,提出构建可持续汉语文化典籍外译生态系统,一方面有助于汉语文化典籍译作在域外顺利"落地",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汉语文化典籍译作对外传播助推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     

翻译中的政治——读道格拉斯·罗宾逊的《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解读》

道格拉斯·罗宾逊的翻译思想富有创见,研究涉及面广泛.本文通过分析他的<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解读>一书,一来介绍他对后殖民翻译理论的研究,二来阐释翻译不单指语言文字著述在不同语种间的传播和流布,更重要的是包括著述在内的诸种思想、观念、礼俗和制度等通过何种渠道、采取怎样的方式,被不同的文化所认识、选择、重组和阐释.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正是以这种权力差异为基础,来研究权力差异语境下不同价值取向的译者在自觉不自觉间所采用的翻译策略.     

战略本质主义与后殖民译者身份定位

在后殖民翻译研究中,译者身份被定位于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相对抗之上。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过于强调对抗,使得译者身份僵化。要知道,文化地位的强弱是流动性的,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始终处于强势地位。本文利用斯皮瓦克的战略本质主义的概念,重新定位后殖民译者身份,以反思后殖民翻译研究的这种极端化倾向。     

译者的翻译动机

译者的翻译活动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这一过程的起点就是动机。译者出于什么目的要进行翻译,这就是翻译的动机,它直接体现了译者的目的性和能动性,影响了译者对原文文本的选择、翻译方法的采用以及翻译质量的高低。本文结合马斯洛的需要理论对译者的翻译动机展开研究,认为认知需要、审美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是译者进行翻译的主要动机,并且在外在诱因的催化下产生。     

李清照的异域知音——美国诗人雷克思罗斯的易安词译介研究

美国著名现代诗人肯尼斯·雷克思罗斯在其晚年的二十余载中一直关注着李清照,并英译了存世的李清照词。《李清照诗词全集》是他一生中翻译的最后一部外国诗集。译者"相遇"李清照是中美文学交流史中的必然,尤其是在"同情"诗歌翻译观的指导下,"创意英译"翻译策略的确定及副文本的运用,为李清照词在美国、乃至英语世界的传播、接受与经典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事实上,这不仅丰富了李清照词在美国的存在样态,更为中国汉诗译者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翻译是一种语言在目的语中的文化功能再现

翻译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语言在目的语中的文化功能再现.这是因为:1.语言只有在它作用的文化背景下才有意义.翻译的唯一目的是让处于目的语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了解翻译内容,接受翻译内容,达不到这一点,翻译就失去意义.2.翻译活动受目的语文化背景的制约.翻译本身不是单纯的文字活动,而是一种文化活动,在翻译内容上它受意识形态和强势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受译者文化身份和文化倾向的影响.3.翻译的过程就是语言文化功能转换的过程.语言作为文化传播的工具实质上是在实现它的文化功能.要使一种语言中的文化成分传入另一种文化中,就必须实行语言的文化功能转换.     

关于“Bureaucracy”一词涵义的演变

英文Bureaucracy和俄文?,以及由这个词的词根派生出来的一些词,有时概念往往不够清楚,词的涵义的解释,特别是翻译,有一定困难.例如俄文?这一词组如用"科研官僚制"这一含有贬义的词组来翻译,似乎不大贴切,中文如何表达,是颇费周折的.编辑部常常收到读者和译者关于这个问题的来信,希望知道这个词在外文方面的具体涵义.我们现在摘译介绍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学教授里格斯的一篇文章,供读者和译者参考.里格斯曾就官僚政治和公共行政等问题写过很多著作和文章,特别对概念的分析和考证很感兴趣.他在本文中援引了威尔士卡迪夫大学学院的M.阿尔布罗的《官僚政治》(1970)专题著作,这部著作介绍了对"Bureaucracy"一词解释的演变.     

浅谈国际合作项目中如何提高翻译质量

"信、达、雅"是翻译的统一标准,在国际合作项目资料翻译当中,无论是英译汉还是汉译英,根本问题都在于译者的英语水平和汉语造诣。译者不但要懂得翻译理论知识和技巧,而且还要了解专业方面的知识。翻译是一门艺术,切忌"死译"和"胡译"。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是力求译文易解,二是要保持原作的丰富内涵。     

认知语境与文化意象的翻译

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从认知的的角度来解释语言中的各种现象已经成为语言研究的热点.认知语境是认知语用学中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关联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草案和心理图式是认知语境的基本操作单位,而语言的文化意象作为一种隐性文化,以其不可译性成为翻译中的难点.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活动,文化意象移植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译作的成败.认知语境中的知识草案和心理图式与文化意象有着密切的关系,译者的认知语境制约着文化意象的传递.     

翻译局限之成因

翻译局限一直是困扰译界的一大难题。语言结构的独特性、音韵、双关等在其他语言的不可复制性、言语意义的开放性等因素都是造成翻译局限的原因;不同文化所具备的独特要素或是个性特点构成了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进行交流的障碍;再则,原文作者和译者在语言的个人运用风格上也不尽一致,故译文难以全面把握原作的思想感情和风格神韵。本文试图从语言差异、民族文化特色和作家与译者的创作风格等方面探究翻译局限产生的原因。     

梁启超与印度文化、印度文学

梁启超既是我国近代最早的较为系统地研究印度文化的学者 ,也是最早进行中印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他的许多研究成果 ,对后来的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他提出的翻译文学的概念 ,对比较文学中翻译文学这一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本文从比较文化、比较文学的角度探讨了他对印度文化、印度文学的研究成就。     

共有系统论与翻译的社会学研究——安东尼·皮姆的共有系统论述评

安东尼·皮姆把"共有系统"的概念引入到翻译史研究,企图跳出翻译、文化的概念而在整个社会的大框架下来重新阐释翻译史中的诸多现象。首先介绍了皮姆的共有系统论,并着重评述了他的两个翻译共有系统,即12世纪托莱多共有系统、15世纪西班牙卡斯提尔前人文主义共有系统。皮姆提出了很多鲜明的观点,比如"共有系统论设想了一个没有霸权的世界秩序"、"高度不平等的团体之间可以展开合作"、"(翻译规范)最有趣的特征是对双方都有益,并因此能使他们展开合作。这些将是共有系统的首要原理"等。这些观点对反思后殖民翻译研究具有独特的价值。     

傅译《艺术哲学》的互文性解读

本文以《艺术哲学》的不同傅译本为研究对象,从互文性角度,解读了傅雷的翻译策略,将其划分为直译加注、转化互文、规避互文和提示互文四个类型。力图揭开其初译和重译过程中选择和取舍的深层动机,并对此过程中傅雷所展现的译者主体性进行了探讨。在此研究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了"文化互文性"的概念,认为互文性不仅存在于文本之间,也存在于不同文化之间。     

英诗汉译诗律探索历程的缩影——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十八首三种译文诗律特点分析

英语格律诗体的译介是新诗在经历初期"散漫无纪"发展后的重要任务之一,十四行诗作为英语诗歌的重要诗体受到译者们的特别关注.本文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十八首的三个译文为例,探讨了早期英语格律诗翻译中译者所面临的诗律核心问题以及他们所进行的诗律探索的贡献及意义.     

谈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作用

本文通过对翻译的预处理过程和后处理过程的分析，提出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翻译的主导这一现点；同时指出译者的主体意识在翻译活动中要正确、适度地发挥，否则将会导致翻译活动的失败。     

语言能力：再论合格科技译者的首要素质

综观近年来科技翻译界对译者素质问题的探讨,关注译者科技专业素养的程度明显超过了关注译者的语言能力。本文针对语言能力作为译者的首要素质却被广泛忽视这一问题加以分析,指出这种舆论趋势的误导性,并通过实例分析揭示语言能力在科技翻译中的重要作用,藉此引起人们对科技翻译译者语言能力的关注。     

当代日本哲学家船山信一

船山信一是当代日本著名哲学家.他于1907年7月29日生于山形县吉岛村一户农家,1924年入山形县高中,1927年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1930年毕业.大学毕业后,船山的思想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1)青年时代,即无产阶级文化活动的时代(1930～1936);(2)壮年时代,即在大日本水产会和宫城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工作的所谓"水产时代"(1937～1955);(3)老年时代,即专事教育与研究的时代(1955～至今).船山先生曾是东北哲学会、关西哲学会、日本哲学会的会员.东北大学基于他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成果于1962年授以文学博士学位.日本翻译文化协会因他翻译《费尔巴哈全集》(共18卷)而于1976年授以日本翻译文化奖.     

元朝时期权力对蒙汉翻译译者文本选择的操控

进入20世纪50、60年代以后,翻译研究得到了迅猛发展,新学派和新观念层出不穷,显现了翻译研究多样化的特点。在西方,权力与翻译关系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自90年代译学＂文化转向＂以来,突出权力问题的重要著作相继问世,从某种意义上说＂,权力转向＂已成为＂文化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译史和译法的讨论都开始关注权力对翻译的影响。对于中国译学界来说＂,权力转向＂仍然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其中所蕴含的一些新的理念、范式、案例等,都值得我们探讨和学习;所揭示的一些问题和现象,在蒙汉翻译活动中也同样存在。然而在蒙汉翻译研究领域中,从翻译与权力视角进行探讨者寥寥无几。本文将从翻译与权力关系入手,主要以元朝时期蒙汉翻译译者文本选择为例,试论权力对蒙汉翻译活动产生的影响,给蒙汉翻译研究做出新的尝试,拓宽研究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