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归国与民初政争

1912年10月8日梁启超归国这一民初政治史上令人瞩目的事件可作为观察民初政争的窗口。梁启超结束海外流亡生涯得以回国乃得益于民初政争形势的转变。梁氏归国初期的20余天里,在他周围,袁世凯、共和党、民主党、国民党激进派、稳健派等各方势力纷纷出场并展开了竞逐与博弈。基于利益方面的考量,梁启超与各方派系的关系,既体现了沟通与合作的一面,同时充满了矛盾与斗争。值得注意的是,透过梁归国前后所关联的史事,不仅再现了走进共和之际梁思想历程的变迁,而且可以隐约预见民初政党政治的若干走向。     

马安良其人与民初的甘肃政争

马安良不仅是西北马家军阀主要奠基人物之一,而且在民国初年的甘肃政治舞台上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现存史料对马安良其人记载不多,迄今尚无专文论及马安良及其在近代史上的影响。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民初政党合法性探析

民初政府对合法政党的规定承袭了清末《结社集会律》,这使得政党的存在,既缺少法律的认可,又缺少法律的救济;而“稳定”的社会情结,为袁世凯约束政党、强化专制赢得了普遍的社会认可。民众对政党合法性的认同,仅基于西方宪政理念的移入,缺少必要的阶级基础和利益基础,在党争误国的舆论下,政党存在的合法性很快就荡然无存。     

民初政党报刊与政制之争

本文通过民初兴起的政党报刊对民初内阁制与总统制、政党内阁与超然内阁、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等重大政制问题的论争，分析民初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倾向和政治主张．考察民初的阶级关系和政党关系。     

从民初政党政治看中国的政党文化

民初的政党活动史成为中国政党政治的肇始,是中国从传统君主集权体制向近现代民主政治的转型阶段。民国初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政党政治活动的第一个高潮,其外在形式很有些接近于西方式的竞争性政党政治模式。虽然民初政党政治的实践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它的存在连同它的失败都是极有意义的。它是此后影响中国人制度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对这样的一个难得的政治标本给予足够重视,剖析其失败原因,可以发现许多令人深思的东西。     

清流派与同光政争

<正> 关于清流派,一般观点认为有前后之分。所谓前清流,以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首;而后清流,以户部尚书翁同和为首。不过严格说来,后清则流实际是形成中的帝党。故本文所说的清流,主要是指前清流。黄浚在所著《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版,以下简称《摭忆》)中指出:“及晚清同光以来,则汉大臣互相齮龁,而满大     

太原功臣与武德政争

在唐代开国过程中,太原功臣跟随李渊起兵,并且在从晋阳至长安的关键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随着李渊从军事政权首领向帝国皇帝身份的转变,其集团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太原功臣逐渐被冷落,李渊通过《褒勋臣诏》对他们的身份做出了限定,使之成为一个仅享有“免死”特权的群体。然而,太原功臣们并不甘心,于是,在武德年间的政治斗争中,他们日益分化,为了自己的出路而选择不同的立场。他们在政争中的命运,映射出了唐初政权性质的变化,也揭示出了唐初政权结构的某些特色。     

略论民初资产阶级政党的历史地位及其局限

辛亥革命推翻了二千余年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国内党禁大开,各种政治力量急剧分化,重新组合,中国政坛上第一次出现了党派林立的复杂局面。如何评价民初资产阶级政党,是近代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不仅时人毁誉不一,而后人看法也不尽相同,贬斥颇多。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谈我们的粗浅看法。     

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初政党政治史"研究述评

"民初政党政治史"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我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热点.20多年来,其研究从对民初政党的个体组织的考察及其深化细化,党魁与政党的关系及其政党思想,政党与议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到整体上探讨民初政党政治在短暂的试行后即走向失败的原因,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     

政党政治、政党制度与政党监督

政党政治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的政治形式,中国的政党政治中最具特色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种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在中国的政治运行中表现出了其它国家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要巩固和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特别是要加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与参政的民主党派的互相监督。     

宋教仁与民初法制

宋教仁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最早试图在中国实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与法制的倡导者、组织者和积极推行者。他与民国初年的法制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法律制度,不能不研究作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法制院总裁的宋教仁的活动。本文拟阐述宋教仁对民初法制建设的贡献,并从中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一 1904年12月,宋教仁东渡日本,探索新的革命道路。1905年6月改名宋谏,入法政大学学习政治和法律。当时的中国,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不断加剧,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和全国各族人民自发的反抗斗争日渐合     

清末民初铁路与生活观念

清末民初,铁路的出现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中生活观念的变化尤其令人注目。铁路的开通使沿线地区人们的时间观念由模糊的时段精确到时点,空间感知由静止向流动转变。随着铁路的延伸,火车渐渐成为人们的普通交通工具＂,少不入川,老不入广＂的传统出行观发生了转变。为了改善生活,谋求发展,人们通过铁路交通来到沿线城市就业,寻求商机。人们的思想观念也由原来的保守、封闭转变为开通、趋新,并以开放的心态来认识和接受新事物、新思想,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和平等观念。     

孙黎交往与民初政局

孙黎交往与民初政局萧致治民国初年都当过大总统的孙中山（１８６６－１９２５）与黎元洪（１８６４－１９２８），两人的家庭出身均很贫寒，完全属于同一时代的人物。可是，他俩走过的道路却大不相同，对国家的贡献也不可同日而语。不过，民国初年二人的某些政治主张却有...     

康有为与民初尊孔运动

康有为尊崇的是被赋予了新时代内容、已资产阶级化的孔教。民国初期,他并不反对民主共和,只是不赞成自由、民主、平等被滥用而造成的国家分裂、政权不统一的局面。康有为想借尊孔运动来实现社会文化价值的重建及国家政权的统一。     

张振武案与民初政党政治

张振武是辛亥武昌首义人士之一,因与黎元洪不合,被黎电请袁世凯于1912年8月15日枪杀于北京。民初试行西方式的政党政治,形成激进的国民党与相对稳健的共和党两大政党的对峙格局。事发之初,对于政府的这一违法行为,两党均以参议院为阵地,提出质问书、弹劾案及查办案。虽因袁、黎为首的旧官僚对国会议员分化拉拢,加之两党人士自身的不健全,两党之间陷入激烈党争,使得弹劾案未能成立,而张振武案最终也不了了之,但国会对于政府的监督功能亦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表现。民初国会并非毫无作用的政治摆设。     

辛亥革命与民初社会变迁

辛亥革命作为20世纪中国三次历史性巨变的第一次,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国,推行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法令,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使民国初年在社会结构、社会观念和社会生活等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社会进步的闸门。     

政党与政治稳定

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是古往今来所有社会都无法回避的政治难题。在“集体行动理论”的基础上 ,分析国家、政党、利益集团及个人之间的关系 ,只有一个超越狭隘集团利益、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现代政党才能有效地协调、沟通各集团的利益 ,进而保证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政党作为沟通、联结国家与社会的桥梁 ,一方面代表来自于社会各个层面的利益 ,另一方面在更高的层次上整合利益 ;但是政党数量、大小及制度化建设的程度与政治稳定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就发展中国家而言 ,一个规模较大的、制度化程度较高的政党执政的国家更容易保持社会的稳定     

政党

阿尔贝特·爱因斯坦曾宣称,他从不考虑未来。"未来稍纵即至,"他说道。《外交政策》决定不让16位最主要的思想家享有这种不进行思考的奢侈(这里选了11位思想家的观点)。相反,为了纪念创刊35周年,让他们就世人认为理所当然但可能在未来35年内消失的观念、价值观和制度进行推测。他们的回答所涉及的领域各不相同,从道德和宗教到地缘政治和技术。我们可能乐意看到某些这样的"濒危物种"退场,但另外一些人将感到忧伤。所有这些领域都将留下痕迹。     

部分与整体:萨托利分析政党与政党体制的框架

萨托利在其专著《政党与政党体制》中提出了一个分析政党与政党体制的理论分析框架,即部分与整体的分析框架。萨托利把政党分为两大类型:作为部分的政党与作为整体的政党,对应的,把政党体制分为竞争性体制与非竞争性体制。利用这一分析框架,我们可以有效地探讨政党及政党体制的演化、合法性与稳定性等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