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文化论争与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

五四时期的文化论争，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与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试图从“五四”的激进反传统与８０年代的文化热，“五四”的新儒学思潮与９０年代的国学热，儒学的历史定位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等方面对此加以揭示和探讨     

东西方文化论争背景下的中国现代小诗

小诗是“五四”时期最为流行的新诗品种之一。然而它的影响来源却不是主流文化的西方思潮而主要是东方的泰戈尔与日本的俳句。这种看似“意外”的现象既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又蕴涵着新诗发展的内在需要。本文同时也指出 ,泰戈尔的精神其实并不是排斥西方的 ,受其影响最深的冰心的小诗便是一个例子 ;而俳句则给苦于在白话与诗之间有点不知所措的诗界提供了某些经验。     

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联结点──论“五四”白话新诗的艰难突围

从１９１７年到１９２１年间，中国文学最终完成了从古典向现代的历史过渡，表现在诗歌领域，则是旧体诗的迅速衰微和白话新诗对诗坛的垄断。“五四”白话诗作为中国诗歌转型的开端，乃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历史联结点。中国诗歌发展到近代，已经“陈陈相因”，失掉了创造活力，对于民气国运已没有积极影响。于是，在清末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代表梁启超等首倡“诗界革命”，提出诗歌“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①。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旗帜，长期的外交活动使他的文学观念发生深刻变化，他把域外的思想文化、奇异风物大量…     

郭沫若之诗人气质与中西文化之合取关系

郭沫若的精神世界里具有一种超常的诗人气质。这种诗人气质主要体现在对生命情感认知的两种存在形态 ,一是感情激荡时的亢奋与宏放 ,二是感情低落时的忧郁与感伤 ,两者相互依存 ,互为衍化 ,互为迭宕。其内在精神则是张扬个性 ,表现自我 ,追求自由与超越。而这一切都与五四时代中西文化相激相汇的大势相联系 ,显示出耐人寻味的历史文化意蕴     

五四时期中国译介对狄更斯现实主义的认识

五四时期中国译介对狄更斯现实主义的认识具有写实性、社会化、形象性等特征。这种认识推动了反对古典主义旧文学、创建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的社会斗争,满足了时代任务和历史发展的功利性需求。这种认识是对狄更斯现实主义丰富复杂性的选择性认识和有意识建构,影响了以后我国的狄更斯研究传统。     

吕祖谦“诗人之心”的探求与构建

作为宋代著名学者、教育家、诗人,吕祖谦对宋代诗学思想的影响不可忽视。以《门人所记诗说拾遗》作为分析文本,我们发现他立足于传统诗学的"诗人之心",在日常的创作和教学中,发明了由内而外、由外而内两个途径来发掘构建具有更深层次意义的"诗人之心",这对宋代诗学思想的形成和完善,无疑具有不可忽视之意义。     

儒家诗统和宋诗情怀

儒家的诗经传统是动态的发展体系,它集中体现在对《诗经》的认识上。在宋金元时期,不仅儒家诗经 传统依然存在,而且得到了具有时代精神的发展,这就是以宋代诗人崇尚理趣的情怀重新认识儒家诗统。欧阳修、 张方平和朱熹的研究与诗情理论关系紧密,而张戒则直接提倡向“三百篇”看齐,从而推动了诗歌创作。这四位诗 经学家的理论相互衔接,形成统绪,可视为宋金元时期儒家诗经传统的一个子系统。他们本身都是诗人,其理论学 说尤具宋代思维细致绵密的特征。     

“诗圣”释义 偏移的历史过程

“诗圣”一词蕴涵着两重意义:最初是指诗艺的无体不工、无美不备,而后来则逐渐移向传统儒家诗教文化的道德圣人。杜甫走向圣坛,尤其是诗圣含义发生历史偏移是由于历史演变至宋代之际所形成的宏观政治、文化背景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对于一位诗人的恒久推重,是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主流上是以将教化富于诗中为最高、最理想的文学境界的。诗之圣者,先为人圣,杜甫的真正贡献是将传统的孔、孟之道诗化、人格化,而他本人也因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典范和象征符号。     

梁启超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以戊戌变法失败为契机所引发的梁启超式的反思及其迥异于前的历史性行为,表征着历史由政治变革转向文化启蒙的深刻变化。它虽然只是发生于两次政治变革的历史空当中难以持久,但却有幸成了２０世纪文化启蒙运动的开端。梁氏的文化批判及其对“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的积极倡导,已揭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时期所关注的诸多基本命题,并以其在新历史层面上的整合,事实上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开端。     

抗战诗歌与五四新诗传统

针对抗战时期人们对抗战诗歌和五四新诗传统之间关系的错误认识,以及抗战诗歌呈现出来的与五四新诗之间的差异,很多学者认为抗战诗歌是对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的背离。其实,抗战诗歌与五四新诗之间并非背离的关系,在形式、内容和品格等方面,抗战诗歌与五四新诗之间都具有明显的承续性。     

梁启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本世纪初年是梁启超精神生命的黄金时期,他的新民学说以及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史界革命影响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前驱。“五四”新青年以反思传统、学习西学为文化价值取向,其主要内容是提倡白话文运动,革新传统的思想道德,改造国民性,这一切均由梁启超埋下伏线。从一定意义上说,“新青年”所做的工作只是对先前“新民说”的继承和超越。梁启超那具有时代意义的心路历程乃近代文化转型和思想递嬗的重要一环     

五四文化激进主义及其反思的历史性检视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制导性力量,五四文化激进主义所倡导的现代思想启蒙及其文学革命以对传统的激烈批判显示了自身巨大的历史价值,但五四文化激进主义所持的一元文化认知模式在当时以及后来的五四继承史和研究史中也产生了巨大的负面效应,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由这种思维定势所产生的价值建构越来越显示出自身的理论局限。本文力图检视某些理论建构所显露的历史性逻辑缺口,在既继承五四文化批判精神又要走出五四文化认知模式的基础上重新理解五四。     

论“五四”时期的女性书写

本文从宏观上对"五四"时期的女性书写进行了整体审视,辩证地分析了她们在话语主体和社会主体建构上所作的努力和开拓;并指出,因历史文化的原因,她们在传统角色逻辑制约下形成的无意识回归而导致的迷失.     

新诗之“新”的反思

五四以来，在破旧立新的时代精神和现代观念的影响下，新诗形成了一种“求新”与反传统的价值导向。这种传统在新诗发展初期为其自立与进步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而在新诗的嬗变中其扮演的角色却变得逐渐复杂起来，有时反而成为影响新诗正常发展的消极因素。盲目地求新使得新诗在发展过程中忽视了对于诗美的建构；“现代性”并不完全等同于“新”,还应该包含对于古典传统“再发现”与建构自身美学范式的向度。新诗的发展目标，究其根本而言应该是诗的、美的，而不仅仅是新的、趋时的。     

论唐代宫观诗

本文认为唐代宫观诗不仅是道教历史、文化的载体之一，更是当时诗人的心态与官方文化、时尚、风俗的载体。通过对唐代宫观诗的总体观照与细读，可以对当时的宫观建筑、道士生活与文化氛围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没有断裂,何来承传?——从文化断裂的角度谈五四新诗发生的意义

“没有断裂,何来承传”,正是五四新诗发生的意义.五四新诗发生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断裂的基础上的.五四新诗创作者们用白话写诗遵循了汉语发展的自身规律,激活了汉语语言的应变能力和再生能力.五四新诗选择白话为文学工具和自由体的诗体形式,促进了中国诗歌的发展.五四新诗发生的“断裂与承传”启示我们:现时代中国人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承继五四新文学的创造精神,去淬炼、提升现代汉语的诗性魅力,而不是问责,更不是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     

论禅宗思维方式对中国传统诗学美学的影响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尤其是唐宋时期,禅宗与诗学、美学的交融互渗现象极为突出.其中的奥秘,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从思维方式这个角度,揭示了诗禅相通的根本.本文依此为契机,拟通过考察禅宗思维方式对中国传统诗学美学的影响,寻绎出传统诗学、美学某些特点形成的原因.     

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

"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是中国古典诗学后期的重要命题,辨体与破体的争论是此命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命题关系到"风"与"雅"两大诗学传统,涉及到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与人格追求.自宋代以来,随着理学的发展,长期浸润于经学环境中的古代士人的"经学中心"意识导致形成"学人之诗"、"诗人之诗"争相为高的局面.从中国先秦以后诗歌的发展来看,各个时期对"风"、"雅"传统的承续情况不同.唐诗基本指向具有"风人之致"的"诗人之诗",而宋诗则基本指向具有"雅人深致"的"学人之诗".近代同光体诗人,在反思前代诗学的基础上,肯定"诗人之诗"的创作方法,同时也认识到"学人之诗"产生的历史必然.他们试图使"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调和诗歌的"吟咏情性"与"明志见道"功能,为近代诗歌发展寻找新的创作方法.     

《伤逝》——悲壮动人的诗篇

<正> 鲁迅并不以写诗见长(虽然他也写过新诗和旧诗),但却早就被称为伟大的诗人。这不仅是因为他具有思想家兼诗人的气质,而且也因为他的许多文学作品——不论是小说和散文,都饱含着诗的成分:诗的感情、诗的想象、诗的语言。对于这一点缺乏足够的认识,是无法深刻了解鲁迅的作品的。许广平说过:鲁迅的性格特点是:“对于有些人过于深恶痛绝,简直不愿同在一起呼吸,而对于有些人又期望太殷,不惜赴汤蹈火,一旦觉得不副所望,便悲哀起来了。”这正道出了鲁迅的喜怒哀乐具有较强烈的敏感而热情的诗人气质。自然,他的这种感情和气质     

从郭沫若的历史剧观其乐观主义的悲剧观

郭沫若以诗人的气质与激情,以史学家的精湛研究,以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将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搬上舞台,使他的历史剧有了独特的风格。以史学家作剧,在大关节目上不失历史之真实;以诗人作剧,则剧中充满诗的韵味;以革命家作剧,则能紧紧地握住时代的脉搏,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因此可以说郭沫若的历史剧是史、剧、诗和谐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