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振与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遴选及坐床

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与遴选、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热振的地位举足轻重,贡献很大。他之所以主张以拉木登珠为转世灵童并主张不用掣签,既是出于巩固和提高自己在西藏地方政府中的权力与地位的考虑,又与九世班禅、国民政府及内地的主张有关。他先是提出由蒙藏委员会驻藏代表张威白参加坐床大典,随后欢迎中央大员吴忠信入藏主持,并协助吴忠信完成了对转世灵童的认证和坐床。这一切,热振基本上是按照旧例办理的,其权力与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论十四世达赖在青海转世的历史原因

1933年(藏历第十六绕迥水鸡年)10月30日,在西藏执政38年的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圆寂了。次年,西藏噶厦政府派三路人马分别到青海、西康及藏南寻访转世灵童。经寻访人的艰苦跋涉,严格挑选和各方的大力支持,1935年5月5日出生于青海省湟中县(今平安县)祁家川一户农民家庭的拉木登珠被选定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1939年12月国民党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前往西藏主持达赖灵童掣签坐床仪式。1940年2月5日,国民党政府发布命令:“青海灵童拉木登珠慧性湛深,灵异特著,查系第十三辈达赖喇嘛转世,应即免抽签,特准继任为第十四辈达赖喇嘛,此令。”1940     

舆论视野下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前后历史 ——以20世纪《申报》为中心

虽处抗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对西藏问题十分重视,批准认定十四达赖喇嘛为转世灵童,特派专员赴西藏主持坐床典礼,坐床当天重庆等地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通过坐床典礼,中央政府有效地对西藏行使主权,中央与西藏关系得到加强.人们对十四世达赖喇嘛即位后推进汉藏关系寄予厚望.《申报》作为当时的新闻媒介,对此进行了分析报道.     

吴忠信与西藏

吴忠信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共八年(1936年8月～1944年8月),他通过对西藏制订治藏法规、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设置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理九世班禅喇嘛返藏以及灵童转世等活动,对西藏的治理作出了巨大贡献.     

六世达赖仓洋嘉措的寻访、认定及坐床

六世达赖喇麻仓洋嘉措在西藏的政治史、宗教史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既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首领之一 ,又是一位才华出众的浪漫主义诗人 ,同时还是西藏上层统治者与和硕特部落上层封建领主间争权夺利的牺牲品。本文主要就六世达赖喇嘛仓洋嘉措的寻访、认定及坐床作了详尽的介绍     

祖国怀抱里的小活佛

1995年12月8日,西藏佛教界举行隆重仪式,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坐床仪式,按照历史和宗教仪轨,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益格曲增殿举行。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小的班禅,也是最小的转世活佛。国务委员李铁映和特派专员、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江村罗布,特派专员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主持和督察了坐床典礼。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是我国藏传     

浅析达赖转世的“常态”与“非常态”

达赖喇嘛为西藏两大活佛之一,在藏区拥有广泛的影响力,明清以来历届政府均对其高度重视。辛亥革命后,十三世达赖回到西藏,英国驻哲孟雄的行政长官贝尔随即入藏,帮助西藏地方政府扩充军队,疏远达赖与班禅的关系,从而导致了西藏两大宗教领袖失和。现任达赖系第十四世,因分裂失败而流亡国外。虽然一直不能回国,但即便其圆寂于国外,第十五世达赖的遴选亦不可避免。譬如前一段时间,达赖集团就提出了在世转世的说法,其目的当然是挑选更为合适的分裂祖国的继承人,但由于其毕竟打着宗教的幌子,我们还是有必要从宗教的角度给以回答。因此,加紧对相关问题特别是达赖转世制度的研究,对应付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17世纪初西藏的政忆号五世达赖喇嘛的认定

五世达赖喇嘛是藏族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著名学者。文章通过对五世达赖的家世及其诞生、寻访、认定过程的介绍和分析 ,对 17世纪西藏社会政治、宗教界为争夺西藏统治权展开激烈斗争的历史作了考察 ,认为五世达赖的寻访、认定是当时教派斗争的产物     

从达赖喇嘛的名号、册封、坐床及亲政看西藏地方与祖国的关系

“达赖喇嘛”是西藏佛教格鲁派中最大的一个活佛,也是最大的活佛转世系统之一。这个活佛转世系统并非从格鲁派一创立就有了的。“达赖喇嘛”这一名号在西藏佛教史上的出现,乃是在格鲁派创立以后169年的事。这个名号的正式确立,又是在75年之后的1653年由清朝中央政府册封的。自此以降,凡达赖喇嘛逝世,其转世灵童的寻访、确认、坐床以迄亲政,均须经历代中央政府批准和委任,否则便不能行使其职权。本人试从五个方面略作叙述,以就教于方家。     

再论黄慕松进藏及其历史意义

民国时期,西藏时局风云变幻,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一度疏远,然国民政府成立后与西藏积极联络,关系得以改善.1933年底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次年,国民政府遣使黄慕松进藏追封、致祭达赖喇嘛,黄慕松在藏积极活动,妥善处理诸多事件,增进彼此了解,开启了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新纪元.     

论英国在九世班禅返藏问题上的调停政策

十三世达赖圆寂后,由于国民政府未能有效解决其返藏问题,九世班禅被迫向英国请求调停.在九世班禅的提请下,英国为了使九世班禅返藏符合其在藏利益,确定了调停噶厦与班禅系统矛盾的政策.英国的调停分为两个阶段,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但英国的调停并未获得噶厦和班禅系统的认可,因而也未能达到其预期目的.     

六世班禅赴京入觐及其道程

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法名巴丹益喜,于藏历第十二绕迥之土马年十一月十一日(公元1738年,乾隆三年)出生在后藏香地(今日喀则专区南木林县境)的扎西泽地方。父名唐拉,母名尼达旺毛。巴丹益喜生性聪慧,几经寻访,方被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认定为五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益喜的转世灵童。他七岁时,拜罗桑索巴大师为师,受沙弥戒。不久,由后藏前往拉萨,复从七世达赖喇嘛受沙弥戒。二十岁时从罗桑群培大师受比丘戒。藏历第十三绕迥火狗年(公元1766年,乾隆三十一     

中央政府与历代达赖喇嘛关系述论

13世纪以来,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均对西藏行使有效的主权管辖。自清朝起至1959年达赖喇嘛出逃止,中央政府是通过扶植与支持西藏宗教与行政领袖达赖喇嘛(还有班禅喇嘛)来管辖西藏地方的。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各任达赖喇嘛的基本立场都是拥护祖国统一,服从中央的统治。只是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十四世达赖喇嘛在西藏上层分裂势力和国际反华势力的挟持与支持下,才走上了与中央政府相背离的流亡道路。     

19世纪初期西藏政体架构的演变——以九世达赖喇嘛的亚谿问题为例

清代《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颁布和实施为西藏地方政体的运行提供了量化的、可操作性的行政架构。但这种结构文本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些操作性的问题,九世达赖喇嘛灵童的遴选与亚谿问题就是对这种结构执行的一次挑战。从九世达赖喇嘛的亚谿问题出发,可以综合看到19世纪初期驻藏大臣、摄政及噶厦贵族相互博弈政治格局下,作为地方行政架构在执行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以及清廷对这些问题的相应对策:驻藏大臣在实践其权限上的消极,其背后是中央政府政治经济实力的由盛转衰,直接影响了驻藏大臣对"二十九"条的执行;另一方面是西藏僧俗集团借机挑战业已形成的政治架构——僧侣的至高权力、中央王朝、贵族势力互为制约、监督、平衡。这种变化的直接体现就是九世达赖的遴选及其亚谿封地的"被让渡",其本质是贵族政治对权力的争夺一度占据上风。     

民国驻藏官员蒋致余评述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蒋致余跟随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入藏致祭,后留任西藏四年。在藏期间,蒋致余致力于解决班禅返藏一事,并主持修建刘公亭、在拉萨禁革鸦片、开设国立小学、设立测候所、利用无线电台及时向中央政府报告西藏近况,与英帝国主义分裂行为进行了不懈斗争,为西藏地方的稳定及维护国家主权做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     

坐床十年——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专访

在藏传佛教中,班禅意为大博学者,被认为是无量光佛的化身。作为藏传佛教宗教领袖,班禅在信教群众的心目中是崇高至上的精神象征。十年前,年仅5岁的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坐床继位,如今十年的时间过去了,第十一世班禅学习成长的情况怎么样?前不久,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     

1931年中国内部各方关于康藏冲突的协商

1931年,国民政府代表唐柯三与西藏地方代表琼让就如何解决大金、白利两寺冲突进行协商,深刻体现了西藏与中央的政治关系。中国内部有关各方就会商地点、会商前提展开沟通与争论。国民政府只想解决两寺之间冲突,十三世达赖喇嘛虽然希望解决康藏划界问题,但最终接受了马福祥"康藏问题,当另案商办"的建议。虽然唐柯三与琼让议定了解决两寺冲突的八项条件,但是因反对声太大而未正式签订。这次协商未能解决什么问题。     

噶尔丹早期史实考

迄今史学界几乎一致认为,噶尔丹十三岁时被认定为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温萨活佛的转世,在西藏削发为僧,僧格遇害后在拉萨还俗返回准噶尔.笔者根据藏文史料<五世达赖喇嘛传>和俄文档案,结合蒙汉文史籍考察,认为:噶尔丹于1644年出生后即被认定为第三世温萨活佛的转世,1656年十三岁时入藏学经,1666年二十三岁时离开拉萨回准噶尔,到1670年发生内乱一直生活在故里,1672年二十九岁时称"珲台吉",正式还俗归政.     

略论十三世达赖喇嘛与清政府的关系

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与清政府的关系由于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经历了多次起伏。本文依据史实,通过阐述十三世达赖喇嘛与清政府关系的演变,反映晚清政府治藏政策中的偏失不当等问题。     

联豫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失和”析论

1925年,朱绣记述联豫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失和”.是由于联豫亲自和派员检查达赖行李所致.笔者翻检相关史料,认为联豫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失和”及达赖第二次出走,实则为清廷对西藏治理思路措施的变化与达赖对清廷西藏治理措施不满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