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西方哲学研究存在的四个误区

当前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明显存在着四个误区 :误区之一是重述介轻对话。这主要表现为 ,到目前为止 ,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成果大多是翻译和介绍 ,很少见就西方哲学的一些问题发表自己见解的成果。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二 ,一由两种研究方式本身的特点所致 ;二与中国现行的学术评价制度有关。误区之二是求“新”心切。所谓“新” ,是指对西方学者及其著作的不断抢先介绍 ,以维持其学术价值。这种求“新”是重述介式研究所导致的结果 ,它容易使人养成浮躁心理与玩弄辞藻的习惯。误区之三是缺乏批判意识。批判意识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一种传统观念即对批判的恐惧与敌视造成的。前者与批判在过去的政治斗争中扮演的角色有关 ,后者则是由于将批判概念伦理化的结果。误区之四是在研究志趣上重宏观轻微观。主要表现为在内容上偏爱本体论与宏观认识论 ,对方法论与微观认识论则相对忽视 ;在对象的所在区域上偏爱欧洲大陆的思辨哲学 ,对英美的分析哲学则相对忽视 ;在类型上偏爱人文哲学 ,对科学哲学则相对忽视。这一特点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在西方哲学研究上的表现     

社会交往中"对话"的实现

“对话”是社会交往的产物。对话只能在个体差异被充分承认、且实现了个体相互交往的平等、并在相互倾听基础上相互理解的条件下产生。这几个方面是对话产生的必需条件,而这些必需条件的实现受诸多因素影响,因而,对话存在着,但不是必然存在。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

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对话的基础 ,在于它们具有基本相同的理论目标和哲学史意义 ,即超越近代哲学的思维范式进而克服由它所决定的近代哲学特征和传统。在这一过程中 ,二者在哲学课题与视域、主体与对象关系及主体自身意义等重要哲学问题的转变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和可容性。本文讨论了关于哲学评价的视角和标准 ,体系观念 ,哲学研究领域、视角和方法的多样化等重要的对话切入点 ,指出 ,实事求是地开展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 ,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需要的价值论分析与需要价值论批判

传统的需要价值论以需要作为价值的前提和基础,这是存在着疑义的。一方面,需要本身的意义需要澄清,表现形态需要明确;另一方面,“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即是价值”的定义也值得探讨和商榷。真正的价值,决不是简单的对需要的满足就可以定义的,它需要深入人的生活才能得到更为恰当的表述。     

马克思与哲学观念的转变

本文认为,作为追求自由的学问,哲学在本性上是批判的。马克思哲学与过去哲学的差别在于马克思不仅要批判思想自身的内在束缚,而且将这种批判推广到对社会生活的批判,特别是对资本的内在扩张过程及其内在矛盾的批判,因此,形而上学批判、资本逻辑与总体性、社会批判理论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三大主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对话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对话的必要性在于 :通过对话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可以走出对现代西方哲学认识的误区 ,消除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种种误解 ,借鉴和吸收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成果 ,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人与自然:当代中西方哲学对话的逻辑起点

人与自然是哲学古老而又常新的关注对象。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已到了可以改变人自身的地步 ,高新科技带给人类福祉的同时 ,也破坏了自然界。全球化已使这两个问题具有普遍性。当代西方哲学对人与自然作出了一些新的反思 ,我国当代哲学也应该对此作出自己的回应。     

从理性批判的哲学思辨走向语言批判的生活世界——论康德到维特根斯坦的西方哲学观变革逻辑

审视近现代西方哲学观的变革,从康德的理性批判到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不仅表征着西方哲学从认识论到语言学的范式转变,而且凸显了西方哲学从思辨哲学转向生活世界的根本指向。康德理性批判在于划定知识的经验界限,试图为科学的形而上学进行奠基。早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在于澄清思想的语言界限,对形而上学幻相进行治疗,但其后期思想却坚决捍卫常识,要求重新回归生活世界的意义。从思辨的观念世界走向日常的生活世界,成为现代西方哲学观演变的历史逻辑。     

论物化批判的三种模式

物化批判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卢卡奇和马尔库塞分别代表了物化批判的三种主导模式:关系物化批判、认知物化批判和技术理性统治批判.<资本论>及相关手稿的物化批判主导模式即关系物化批判模式为另外两种物化批判模式提供了思想资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批判,本身亦有可能成为物化的牺牲品,成为意识形态.     

WTO与我国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

我国加入WTO给人才培养方面带来巨大的冲击。国家国民素质的高低、掌握知识的程度、拥有人才的数量,特别是知识创新能力与技术创新能力将决定该国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因此,转变培养人才的观念、改变人才培养的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西马哲学对话与中华民族哲学自我的建构

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会通与融合,其根本目的是建构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这已成为一个基本的共识。与＂哲学知识＂层面的对话相比较而言,生命价值层面的对话是中西马哲学对话的深层维度。批判传统哲学的泛伦理主义倾向所带来的虚假生活和资本逻辑对多样异质生活的同化,追求平凡真实的生活是中西马哲学对话的现实维度。     

立场反思:教育学与哲学和科学的对话

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学是在与哲学等相关学科的对话中成长起来的,它先后经历了“亲哲学”和“亲科学”阶段,而今正在走向“事理知识”时期。对话使教育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及系统方法论、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分析哲学、现象学、解释学及后现代思潮的理论与信仰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使自己的知识形态、话语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变,同时也使自己的学科立场摇摆不定。当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和融合日趋强烈并使学科之间界限日趋模糊之时,意识到并坚守自己特定的学科立场,是教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识,也是证明自己存在合理性的根本理由。     

通识教育视域下的《中国哲学概论》课程教学

《中国哲学概论》课程教学,应改变以往"概论型"的公选课通识教育模式,探索"经典精读"模式。     

中国哲学的未来: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流与互动(上)

林安梧强调,本质主义引起了方法学上的谬误与错置,治中西哲学不能陷入“本质主义”的圈套。例如,不能说中国人没有自由意志,先秦儒家就很重视自由意志,只是后人把它磨损掉了。他倡导“后新儒学”,提出“约定主义”,主张通过“五证”的方法回到原典,使中国文化在学习民主科学中起调节作用。欧阳康认为,哲学的本性就是对话,但在中国哲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曾经处于独尊地位,对话一度困难。1978年以后,哲学界最大的进步是哲学本性的恢复,走上了对话之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自己学术化的发展方向,并且与“西马”相比具有自己的优势,但是还应继续倡导一种平等开放的心态。邓晓芒认为,我们现在还谈不上反本质主义,本质主义实际上是理性精神,是一切对话的平台,中国历来缺少它。儒家的自由意志只是现象,其本质上并不尊重自由意志,只是把规定好了的东西(如天道等)让人去选择。这些问题离开本质主义都说不清。郭齐勇认为,哲学最重要的本性是宇宙论式的终极关怀,这是中西哲学沟通的平台。中国哲学中的天道是自由意志的前提,而西方基督教的上帝、康德的“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同样也是前提。除了理性之外,“智的直觉”更重要,它是生命和实践的学问,与马克思实践哲学也是相通的。     

中国哲学的未来: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流与互动(下)

林安梧强调,本质主义引起了方法学上的谬误与错置,治中西哲学不能陷入"本质主义"的圈套。例如,不能说中国人没有自由意志,先秦儒家就很重视自由意志,只是后人把它磨损掉了。他倡导"后新儒学",提出"约定主义",主张通过"五证"的方法回到原典,使中国文化在学习民主科学中起调节作用。欧阳康认为,哲学的本性就是对话,但在中国哲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曾经处于独尊地位,对话一度困难。1978年以后,哲学界最大的进步是哲学本性的恢复,走上了对话之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自己学术化的发展方向,并且与"西马"相比具有自己的优势,但是还应继续倡导一种平等开放的心态。邓晓芒认为,我们现在还谈不上反本质主义,本质主义实际上是理性精神,是一切对话的平台,中国历来缺少它。儒家的自由意志只是现象,其本质上并不尊重自由意志,只是把规定好了的东西(如天道等)让人去选择。这些问题离开本质主义都说不清。郭齐勇认为,哲学最重要的本性是宇宙论式的终极关怀,这是中西哲学沟通的平台。中国哲学中的天道是自由意志的前提,而西方基督教的上帝、康德的"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同样也是前提。除了理性之外,"智的直觉"更重要,它是生命和实践的学问,与马克思实践哲学也是相通的。     

西方哲学研究的中国视角

“中国视角”是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根源在于研究主体的生存经验和此时此地的生活世界是西方哲学研究的现实基础 ,只有立足这一现实基础对西方哲学进行“中国读解” ,才能使西方哲学与我们具有真正的意义关联。“中国视角”并非是蕴含在中国传统哲学的文本之中的观点、思想和视角 ,而是当下的、属于我们的 ,是从我们的生存经验和此时此地的生活世界中生成的关切、视域和研究角度。从“中国视角”出发来研究西方哲学 ,就是以现实的问题的探究为线索 ,以此时此地的生活世界为旨归 ,来对西方哲学进行批判性的诠释和阐发。这种对西方哲学的“中国读解” ,既是克服失语症的途径 ,也是走向自主的哲学思考和理论创构的必要前提之一。     

政治发展视野中现代政治文明间的"对话"

从过程论的角度论述了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具有某种同一性,都意味着向更进步、更制度化的政治体系迈进。这种逻辑关联为现代政治文明间的"对话"提供了相应的理论背景。从政治发展的层面上看,有诸多因素促进了现代政治文明间的"对话":政治文化的特质及其建构的过程;政治参与的"放大"及"全球治理"的提出及实践;政治体系功能增强的过程。这三个方面是政治发展的重要表征,同时也为政治文明的"对话"提供了契机和动力。     

西学东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西学东渐不仅客观上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历史前提,而且引发了中国哲学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变革,推动了中国哲学从古代传统向近代传统的转变,从而使得最初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通过中国化而对接上中国哲学传统和转化成中国哲学,并由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中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提供了可能。因此,可以说,没有西学东渐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深入研究西学东渐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系,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西学东渐之间的密切联系绝不意味着它是西学东渐史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身并不属于西学东渐的范畴。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各种西学具有不同的理论本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西学东渐具有不同的目的和社会性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西学东渐具有不同的结果和社会效应。     

论西方社会学的传入与中国近代史学的变革

西方社会学的传入主要体现为一个过程,其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变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理论和方法多被中国近代史家吸收和借用,由此使得史学的内容、理论、方法、功用和价值体系等均发生了多重面、多向度的变革,从而推动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进程和科学化走向。     

20年来国内历史地理学理论研究概述

1984年以来,伴随着历史地理学的兴起,历史地理学理论研究的论著也日渐增多,虽然与历史地理学的其它部分相比,历史地理学的理论研究仍相对薄弱,但与其自身相比,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有了相当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