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社会慈善救济事业——以《大公报》1917年大水灾报道为中心

在近代活跃异常的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积极投身社会慈善救济事业,无论日常的医疗、助学救济,还是灾年的急赈、工赈,都展示了强烈的服务社会意愿。其慈善救济活动也有着鲜明的特点:一是更新传统救济理念,将教养兼施、以工代赈等慈善理念传入中国;二是注重对灾民进行教育、卫生、安全、管理等善后工作;三是以"爱人"、"救世"思想指引社会慈善救济事业,动员社会精英与社会分享财富、造福社会。     

近代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社会救济活动述论

近代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青年宗教和社会服务团体,在下属各小团体的支持下,在社会常态下以平民为服务对象的医疗救济和以少年儿童为服务对象的助学活动,及在天灾人祸下的赈灾救助成为它开展社会救济的重点。其慈善社会救济活动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其一是利用会员的经济优势和宗教的劝勉作用,将会员的财富分享社会,为社会造福;其二是利用自身优势,采取组织体育娱乐活动等形式为救济活动筹募经费;其三是除了物质的捐助以外,青年会作为一个宗教组织,更注重精神层面的帮助。作为天津基督教各会开展慈善和社会救济的中心,青年会的慈善与社会救济活动在天津城市的文明和社会进步中发挥了值得肯定的作用。     

我国企业战略性慈善实施的制约因素

近年来,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不断增强,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尤其是慈善捐赠的行为屡见不鲜,在社会救济等公益事业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但是,我国企业的慈善多数属于反应性慈善,战略性慈善并不多见。企业战略性慈善是企业通过捐赠等方式,旨在追求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而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慈善行为。企业战略性慈善是企业经营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制约我国企业战略性慈善实施的因素主要有企业自身和社会环境两方面的因素,因此,我们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推进企业战略性慈善,实现企业效益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共赢。     

晚清北京慈善事业的主要变化及相关分析

由于受到社会环境变迁的影响,晚清北京地区慈善事业的施助主体与救助对象、救济手段与社会功能等均在传统基础上发生了深刻变化,显示出过渡性的时代特征.纵观晚清北京慈善救济事业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出,由于缺乏合理的社会制度保证,其整体上仍属消极救济.传统慈善事业在近代的转型对稳定社会秩序、缓解社会矛盾发挥了重要的调节功能.     

清中后期乡绅的社会救济─—苏州丰豫义庄研究

区别于一般意义的宗族义庄，苏们丰豫义庄是由绅宦家族捐建，面向邻里的综合性社会救济机构。乡绅以此为依托，试图通过平泉、赈济和推广农业生产技术等手段来维护地方社会的传统秩序及自身长远利益。它的创办，既是时代的要求，也与乡绅个人及其家族的遗德观念和社会、政治地位密切相关；反映了清中后期江南社会对救济由散赈向制度化发展的一种努力。乡外的救济行为并不仅仅是一种慈善行为，还是一种比暴力更具道德内聚力和持久性的社会控制手段。     

慈善事业的伦理根基和理性建构研究

慈善是一种德性,是一种为公众谋福利的行为,已拓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一种救助救济行为.它是个体“利他”倾向的人性光彩,亦是社会得以存在与发展的天然纽带和共同责任;个人拥有向他人或社会各部门请求援助的权利,同时也负有提供援助的人道责任.慈善是一种社会爱心事业,需要创新激励机制和运行模式,培植慈善公益组织,合理开发社会慈善资源;也需要加强宣传教育,树立正确的慈善观念,发展优质的慈善文化,动员个体、企业和公民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成为慈善事业的“主人”,共同汇成一股“社会亲和”的力量,推进社会健康和谐发展.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扫描:2013

2012—2013年间,与当下中国社会转型重要问题相关的研究课题(如城镇化、社会控制、慈善救济等)受到关注,出现一些新趋向与热点。城市史、社会文化史、慈善史等领域举办了大型学术研讨会,集中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形成小高潮,反映了这些研究领域已经有了比较深厚的积累,到了一定的总结与反省阶段。城市史研究呈现上海研究最多、二线城市次弱、其他城市薄弱的不平衡状态,制约了对近代城市变迁的全局与总体视野。乡村研究更加细化与深入,乡村管理与民间组织受到关注。社会控制和慈善研究更趋考察从民间和官方互动角度探索基层机制。但仍然存在问题意识不够凸显及社会科学化倾向日趋严重的不足。     

论企业慈善行为的意识形态支撑

意识形态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上形成的思想观念。社会中的任何团体,都有自己的一套意识形态体系,用以认知周围世界及团体本身,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是价值观。企业的慈善行为也不是凭空无根的,它同样有一套意识形态体系。文章正是对一定历史时期内支撑企业慈善行为正当性的最主流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进行探讨,分别从东西方传统慈善文化、企业社会责任、慈善资本主义、创新资本主义四个方面解析,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企业捐赠、公益营销、创建企业基金会、公益创业等一系列企业慈善行为的演进历程。     

明清徽州的社会慈善救济义举

古往今来,任何时代,在大多情形下,对于社会慈善以及救济方面的民生保障都会有各显不同的一套社会机制。人们平日维生会遇到众多难题,贫病之人难于度日,即使一般人家遇上灾荒、瘟疫,都将困顿不堪,如何应对？传统的方法是地方政府（更多的是宗族组织）倡设义仓、置办义庄（义田）,在灾荒或青黄不接之时低价出售仓粮。宋代以降,社会上出现了养济院、育婴堂之类的组织,收养孤老和弃婴,到明清时期尤其在清代,善堂增多。徽州的社会慈善以及救济保障义举就很普遍,它们属于传统的乡村范式,带有浓烈的宗法社会色彩。     

论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的合流

21世纪中国的社会发展最显著的两大特征就是社会组织在公益慈善领域的兴起和社会工作专业的迅速凸显。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虽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有着同样的渊源,但是在中国却缺乏彼此之间的交流和联系,甚至围绕着专业化和本土化等议题还存在着一定层面的张力。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的分流给两个部门都带来一定的危机。随着《慈善法》的颁布,二者合流势在必行。二者的合流将有助于形成更重要的推动社会治理转型的力量。当下,对于这种合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式的研究是解决分流危局的重中之重。     

论法律援助的性质及功能

对法律援助性质的界定 ,理论界有四种学说 ,即慈善行为说 ;社会保障制度说 ;国家责任说 ;政府和社会相结合的法律救济说 ,笔者赞同第四种观点。法律援助具有弥补功能、对法律服务资源再分配功能、安定功能     

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功能价值与效用机制

社会救助制度改革融合了慈善组织增能参与的深刻意蕴。为推动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更加贴近顶层制度创设以及充分发挥其功能价值的目标,基于浙江、河南、四川、江苏四省份的实地考察,发现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具有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挖掘和定位社会救助对象、供给救助服务需求、激活存量救助资源、构筑包容发展型救助、完善救助闭环等功能价值。同时,针对慈善组织参与环节中面临的主体整合、功能整合和资源整合等问题,需从效用机制角度进一步优化慈善组织参与的引导机制、支持机制、鼓励机制和衔接机制,从基层经办方面积极推动现有救助工作流程创新,使社区慈善组织和社会企业等有效参与主体积极融入基层社会救助工作。     

从道义到制度：社会救济的科学发展问题研究

在调查的基础上,认为当前社会救济的科学发展问题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转型问题,要改革现行的社会救济制度;二是市场化问题,非政府组织应参与慈善市场竞争;三是公信问题,应该改革非政府组织内部的管理体制;四是人力资源问题,要致力于培养志愿精神等.     

传教士与中国救济理念的近代化

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通过开设学校、报馆、医院,兴办慈善机构,参与赈灾救荒等方式,参与了改造中国社会的活动,尤其是他们在中国举办的慈善事业,影响了中国近代慈善救济思想和实践.这些影响表现在:慈善与救济内容的扩大与对象的延伸;从重养轻教到教养并重的救济理念的变化;赈灾中从平均救济到选择性救济的变化.     

公益组织传递慈善之利的条件——以晋江慈善总会为例

公益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类型，发挥着传递慈善之利的功能，这种功能的发挥条件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晋江市慈善总会自2002年成立以来，做强了慈善品牌，提升了慈善工作的影响力，发挥了慈善的积极作用；做大了慈善基金，提高了慈善项目的救助能力，最大限度地配合了晋江市委、市政府的相关救助工作，促进了社会和谐。     

中国传统社会救济与城市居民社会救助理念建设

中国传统社会救济是现代社会救助不可回避的历史基础,其救济思想源于道义性。城市居民社会救助制度是对传统社会救济的根本性改革,其基本原则与传统社会救济截然不同,即强调社会救助中政府的法定责任、公民的法定权利和对应义务的统一。然而,传统社会救济思想以其强大的惯性力量影响着现代社会救助理念建设,使其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主要为:对政府责任和公民权利强调不够;对民众社会救助义务宣传不力。理念建设的滞后使部分民众和工作人员对社会救助认识模糊、混乱,阻碍了社会救助制度健康发展。     

先秦秦汉时期商人慈善行为简论

先秦秦汉时期商人慈善行为具有三大特征,即施惠主体的多样性,造成动机目的的复杂性;受助客体等级层次分明,使慈善行为缺少应有的较广泛的社会属性;慈善行为并非皆出于自愿,有时是被动无奈,甚至被迫参与。这就决定了其与真正意义上的慈善行为尚有一定的差距。先秦秦汉时期商人慈善行为具有较为坚实的社会基础,主要表现在政府对个人慈善行为的倡导与扶持,民众对慈善活动的认同与接受,除法家外的各大思想流派对慈善事业的肯定。先秦秦汉时期商人慈善行为在保护国家安全,维护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稳定社会秩序,增强社会凝聚力等方面作用重大,但也存在缺乏长远目标,多为临时救济,影响商业资本积聚等弊端。     

慈善文化的变迁:从社会控制到社会责任

中国的慈善文化经历了从实现社会控制到履行社会责任的演变。传统慈善观认为慈善即扶危济困,是实现社会控制的工具或手段。现代慈善观则认为财富意味着责任,巨大的财富意味着巨大的责任,慈善的目的是履行社会责任。现代社会中,慈善文化的培育需要国家、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多慈善主体的合作,以推动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先蓁蓁汉时期商人慈善行为简论

先秦秦汉时期商人慈善行为具有三大特征,即施惠主体的多样性,造成动机目的的复杂性;受助客体等级层次分明,使慈善行为缺少应有的较广泛的社会属性;慈善行为并非皆出于自愿,有时是被动无奈,甚至被迫参与.这就决定了其与真正意义上的慈善行为尚有一定的差距.先秦秦汉时期商人慈善行为具有较为坚实的社会基础,主要表现在政府对个人慈善行为的倡导与扶持,民众对慈善活动的认同与接受,除法家外的各大思想流派对慈善事业的肯定.先秦秦汉时期商人慈善行为在保护国家安全,维护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稳定社会秩序,增强社会凝聚力等方面作用重大,但也存在缺乏长远目标,多为临时救济,影响商业资本积聚等弊端.     

佛教福田思想与社会慈善事业

福田思想是佛教教义中极具号召力的慈善思想,是佛教实施慈善事业的重要理论依据。作为异质文化,佛教在与中土儒、道伦理相融摄过程中,其福田观念中积德行善、自利利他等要素得到了民众的普遍认同,并内化于人们的价值信念中,使之成为社会道德伦理存续的重要心理根基。此种价值信念在实践上表诸于扶世助化、社会救济、生态保护等社会功能,客观上推动了社会慈善事业的繁荣与持续发展。因此,充分发挥佛教福田思想在社会慈善领域独特的价值与功能,将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